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的那块打失的恶簕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惟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霹--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髙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嚎啕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陈月盘和瑞康伯伯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旦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此话后，脸色顿餺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巨年岁月，也经历了二十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灵活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再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你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二百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相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两千首诗作哪，这可能是我惟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了近~个世纪的澡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职业革命家，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寥集。编著时时值他九十岁生日，我不是特别明白两本诗集的题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曰，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
我早想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二十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二十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二十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一群最痛苦的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沦为最痛苦、最孤独一群中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支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呆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心境，异常敬佩，甚至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八十年代初，再往前从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如阴次晴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梅花桃开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大多妇女称能手，热汗如珠和雨滴。热汗二三月里杏桃红，人在微风碧浪中；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雷锋。
读一读上面的这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出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童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七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三儿三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越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妾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尹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
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者寿。虽然我的一生儿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六十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
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展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坎，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岁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二十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二十世纪的田埂……
1999年10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