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检票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啊！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却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线脑、牙膏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一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百家饭的苦日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的办公室。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都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啥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吗？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亮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点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在义乌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贴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难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雏形。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贪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做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要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
“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0%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