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苏州的最美？有人会说沃土。有人会说是这块沃土上的历史遗韵和人文胜迹。也有人会说是这里一年寒暖分明的四季，尤其是春天桃花与菜花并开的田野风光。有人还会说是苏州的女人，尤其是那些垂发挥针的绣娘和唱着嗲里嗲气的舞台美眉……干脆有人说是阳澄湖的螃蟹、太湖的鲜鱼和飘香的桂花黄酒。其实苏州的美物，可以写下千行万句，但在我看来，苏州之美，乃是天造之物的江湖河塘之水。
苏州是水育之地。苏州土不露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之水，苏州的土露头之后仍是水绕水环之地。苏州成为九州富国时也是因为水秀湖色的烘托与孕育之下方显繁荣的。
“川曰三江，浸曰五湖”。我故乡吴地在远古时就有“三江五湖”，司马迁当年登姑苏台眺望美景时就被这里的水色美景所迷住。古时的“三江”是指松江、娄江和东江，该三条大江是吴地最早的排水干路，是吴人身上的主血管。“五湖”指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其实“五湖”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带所有的湖泊，毫无疑问，古“五湖”是我们吴人最重要的胃、肝、脾和肠……没有它们的存在，我祖先的生命就不可能繁衍到今天，也就没有了我和我的父老乡亲。
苏州人要感谢祖先的英士很多，其中最需要感谢的是那些造水、治水和利水的英士。大禹不用说了，他在太湖降龙治水传说不仅表明了人类是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同时也给吴越先民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其后的伯泰、仲雍是以身作则带领土著人破除了“水怪”的骚扰而平安了这块荒蛮之地的野性，最早开凿的“伯泰渎”给这里的庶民带来了灌溉、航运和饮水的多方面利处。还有像春秋时的范蠡、三国时的孙权包括秦始皇、主张开凿大运河的隋炀帝、吴越小国王钱镠、宋朝的范仲淹和赵霖，以及明朝那位以智断“十五贯”冤案著称的况钟、钦差大臣海瑞及在此当了五年官的林则徐等都为我的故乡吴地做过造水、治水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二十多年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是造水、治水最杰出的贡献者。我和我父亲都是他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拥护者和战斗员，我父亲成为一名共产党干部就是因为在水利工程大战中的突出表现，那时他22岁。至于我，就年龄更小了，17虚岁时就在长江大堤上跟着大人们苦战了三个月，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江风吹得刺骨疼痛，双脚踩在冰凉的烂泥中要不停地走动，因为肩膀上有一副一百多斤的担子压着……我们少年时是个疯狂的年代，但我常为自己曾经为家乡的水利所作的一份贡献而自豪--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有我们那时的这种磨炼了。
人语潮喧晚吹凉，万窗灯火转河塘。
两行碧柳笼官渡，一簇红楼压女墙。
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这首《晚入盘门》勾起我当年的一番在长江大堤参与治水战斗的悲喜交织之情。
回忆可以使经历中的许多断裂联接起来。而一个区域的发展史如果也能像人一样将记忆中断裂的碎片联接起来就非常困难了。苏州人的本事是他们能够完美地将这种断裂的碎片联接起来。
比如众所周知的苏州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亮点是乡镇企业，90年代之后的亮点是开放型经济，两者似乎是具有机制和体制上的巨大差异，甚至是断裂的、对立的。然而苏州人后来只经过了几年光景，就将这种“断裂”与“对立”很快统一起来，如他们祖先传承下来的那种治水的本领一样，很快将两股完全不同的江与河之水融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湖塘之流，为整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发展力量。
苏州的水最多的一块地方是太湖。太湖是苏州的母亲的胎腹，太湖之水是苏州的母亲的胎盘里的洋水。没有了太湖和没有了太湖之水，便没有苏州的生命与生长的可能。
2000年，国务院对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苏州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如何理解这一定位，学问很大。苏州人既不盲目又不自大，他们始终将自己摆在以下两个圈层中的位置：一是苏州在环太湖城市圈的位置；二是作为环太湖城市圈城市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位置。太湖以水为媒，使苏州大地呈现中国最活跃和最具创造力与最具财富积蓄力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板块，毫无疑问，上海是这一区域的龙头。那么苏州在这一区域里是什么呢？是龙身还是龙尾？龙身便应发挥其壮实而巨大的能够影响整个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能力，苏州似乎还达不到具备如此庞大的躯体；是龙尾？龙尾便应能左右天下风云，执掌巨龙前行后退的方向，这似乎也不是苏州所长、所能。那么苏州是什么？
“我们苏州要在太湖区域中发挥走在先、走在前、走得最好、走得最可持续的典范。”从无锡市长、无锡市委书记来到苏州当书记的王荣，对太湖和环太湖异常熟悉。无锡人一曲“太湖美”，和苏州以外的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以为太湖就是无锡，其实太湖水域百分之九的面积属苏州。现在王荣当了苏州“一把手”，从此也就成为真正的“太湖之王”。然而如何当好环太湖之王可不是一件易事。苏州地位突出，但东有大上海，左是无锡，右是湖州，西有常州，北有南通等，东南西北皆是强盛而繁荣之市，这些城市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各领风骚，你追我赶，谁也不言败。上海不用多说，它自扬巨轮之帆，一路高歌猛进，昂首于东海之滨，在世界大舞台上展尽中国风流。而苏州左右前后的无锡、常州、南通、湖州等城市则如拥簇与挤贴在苏州之四周的一只只猛虎，稍不留神，它们会一声长啸，或吃掉你，或将你远远甩在后面……
于是苏州人经过反复酝酿和思考，最后将自己定位在与“龙头”的上海对接和错位发展之上。“苏州要永远做上海的‘乡下’，苏州才会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才永远不会落伍于环太湖各个城市的强势之中。”王荣说。
苏州人一直这样清醒着，一直仰头紧盯“龙头”大上海，一直埋头干好自己分内的活……
然而，紧跟“龙头”并不能意味着一定就是成功，成功之路需要自己的创造和实践。笔落此处，我想起了李源潮同志在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苏州实践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李源潮同志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前在江苏工作七年，是江苏省的前任省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生在苏州，对苏州很有感情”。对苏州的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苏州现代化建设，李源潮不仅熟悉，而且也倾注了许多感情和心血。他在说到“苏州科学发展道路”时这样说：在一个历史阶段里，一种理论的创造是非常伟大的，但实践更伟大，所以我认为苏州在改革开放30年的波澜壮阔的前进中，苏州人民的伟大实践形成了重要作用。“我觉得如果总结苏州的发展的意义，也还要跳出苏州来看苏州，这就和我们跳出苏州发展苏州是一个涵义。”李源潮的这句话，画龙点睛地道出了苏州科学发展之路所具有的经验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