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看看朱琳，又转头疑惑地看看李鹏，说：上海人为什么嫁给了四川人？邓小平知道李鹏的家世，李鹏的父亲是他的四川老乡嘛，这在延安时邓小平就知道了。没有想到邓小平会这样问自己，朱琳一下愣在那儿。还是李鹏反应快，说：云南人不是也嫁给了四川人嘛！哈哈哈……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邓小平也跟着“嘿嘿”地笑了。原来，李鹏说的云南人是卓琳，她是邓小平的夫人。
两位四川人，彼此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使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邓小平又问李鹏和朱琳。
1958年。李鹏回答。
噢噢。邓小平笑笑，再没往下问了，却朝李鹏招招手，说：今天我们趁这个机会留下来，说说电力发展的事。
于是，李鹏等围着邓小平重新坐下。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用准备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
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在听取了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睁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场的人听到邓小平的话，互相对视着，会意地笑了。李鹏迅速地记下邓小平的话，并且认真地核对了一下。
上面的这段历史，被李鹏记在他的日记中，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为书名，于2003年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1995年11月9日，时任总理的李鹏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乘坐“锦绣中华”号游轮。当时同船陪同的湖北省领导有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四川省方面有书记谢世杰、省长肖秧和副省长兼秘书长甘宇平。轮船夜泊巫山时，甘宇平看到湖北省的两位领导在吃完晚饭后进了李鹏的房间，便悄悄联系总理办公室主任姜云宝，说看看李鹏总理对四川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意思是他们也想同总理单独见见面，谈点事。姜云宝很快告诉甘宇平，说等李鹏总理与湖北省的领导谈完后，你们就可以进总理房间了。
甘宇平心领神会，立即告知书记、省长。3人等湖北省的书记、省长出了总理房间后，随即进去。
待甘宇平他们坐定后，李鹏手拿笔记本，说道：我检查了这些年的工作笔记，小平交代的事，还有一件没办。现在应该说条件比较成熟了，可以说说了。
会是什么事？甘宇平和谢世杰、肖秧对视了一下，期待着总理的话。
李鹏合上笔记本，朝3位四川省负责人说：就是1985年1月19日，小平在参加核电站签约仪式后跟我谈的话。随后李鹏便把当时邓小平如何见了朱琳问她为什么上海人嫁给了四川人，他又巧妙地反问邓小平云南人不也嫁给了四川人这样一则幽默笑话讲给了甘宇平他们听，并把邓小平在这一天明明白白地提出要把四川一分为二，一个是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是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的这件事讲了出来。
李鹏进而说：这件事我考虑，邓小平的原意是要重庆设直辖市。所以你们这次回去后要在小范围内酝酿一下、研究一下，再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个报告。
一定要保密啊！李鹏最后叮嘱道。
“1985年到1995年，整整过了10年。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央领导口中听到要把重庆建成直辖市的正式意见，更是第一次知道邓小平同志早在10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宏伟决策。所以说，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重要的日子。”甘宇平如此说。
是的，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重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的“老领导”邓小平给予的这份厚爱。
1997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26天。就当时北京的时局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国际层面，那些敌对势力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国、注视着中国最高层。
新一代领导人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而言，对一个还未消除阵痛的大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的出行，为什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作出一百种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有一百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关注和重视三峡工程以及长江流域的一草一木。
选择视察长江三峡，在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它的深远意义，而且可以断定这种认识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它将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江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总书记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定的话。
这一次考察长江水情和三峡工程，对江泽民来说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对长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二是几十年来战斗在水利和三峡工程筹备一线的知识分子们忠于祖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泽民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正在医院的李鹏病榻前，一边劝李鹏：“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在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们，心中装得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所交代的话。
在江泽民同志视察三峡之前，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来三峡考察。李鹏总理的足迹，先后4次印在三峡坝址中堡岛，印在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家中。
是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领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身为水利专业出身的李鹏总理，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有一回，他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周恩来极其郑重地对大家说：“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又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上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一锤定音！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其实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都想不到的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中国水利代表团不曾预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旨在以所谓的中国建三峡工程而“造成100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提案。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了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简单的工程中的一个“细节”，而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了！西方人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上有过太多的“关心”。某国因为想得到一份投标，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将“丧失家园”，“沦为难民”。笔者在库区采访时，就有云阳县的人这样说：那一年有几个西方来的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中有人会说汉语），于是叫了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
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个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拍“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还是因为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的阴谋也最终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有个右翼组织为了诬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道，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人员一听就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口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人中总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离着好几千公里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在国际上，少数反华势力，对所谓的“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而且所花费的本钱已经列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次“提案”中，几乎每次都会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提案”的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反华敌对势力罢休，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没有息声过。
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三峡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不相信别人能做成比自己更伟大的事，就会想象出那些可以任意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来。三峡移民中的所谓“人权问题”，便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喋喋不休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