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8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敬畏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朗地答应了，告别时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的题词。
不久，正当我忙着为采访作准备时，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都有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撞车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经离世，那人仍逍遥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竟事业离我们而去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还敢不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水乡的支塘镇枫塘湾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中医师）。王淦昌13岁时父母双亲都离开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抚养。小时候的王淦昌就读过两所有名的学校，小学是在太仓的沙溪学校上的，那是个非常开明的学堂。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沙溪小镇也破天荒地举行了大游行。70多年后，王淦昌与家人谈起这件往事仍非常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可心头觉得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啥叫国家的尊严，从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农村风俗习惯使得王淦昌过早地承受了包办婚姻的负担。在家人操办下，刚小学毕业才14虚岁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媳妇。当时他不懂什么叫家庭与婚姻，家里有个既是媳妇又像姐姐的女人帮他干这做那，他似乎很开心。当了一个多月“新郎官”后，王淦昌被表哥带到上海浦东，进了浦东中学。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从乡下到“十里洋场”，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浦东中学第一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当时国内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该校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许多名人。严谨的学风，使王淦昌对数学萌发了浓厚兴趣。1925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当这位前程辉煌的18岁学子，兴冲冲地拿着入学通知书向家人报喜时，他的“姐姐”却抱来一个娃儿对他说：“快看，我们的囡囡长得多标致。”王淦昌的脸一下红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远……
值得重重写一笔的是，在这之后的70多年里，王淦昌从一名乡下学子，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岁的结发妻子吴月琴，大科学家与她共生了三女二儿，孩子相继出生时，几乎都是在王淦昌读大学或在国外留学期间。王淦昌一生从事科学事业和肩负国家的特殊使命，从来没有管过一天家里的事。正是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带大了三女二儿，并让孩子们一个个读上大学，当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时，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对身份悬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亲爱地结合了近八十个春秋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94岁高龄的吴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旧硬朗，说话走路麻利干脆，全然不显半点迟钝，她的家人告诉我，老太太现在还坚持抢着上厨房为“老头子”做饭，我听后忍不住大为惊叹……
王淦昌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第一届清华物理系学生，班上的同学连他只有4个人。后来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的位置。当时引导他走上物理学之路的是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初进清华大学时，王淦昌对化学课十分感兴趣，后来听了叶企孙先生的物理课才立志毕生献身于物理科学事业。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死考验。那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集会，声讨日、美、英等国借口所谓的“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荒唐行径。后来集会变成了大游行，清华、北大、师大、女师大等高校的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广场进发途中，全副武装的军警突然向学生开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见身边一位同学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惊诧地抬头时，又见女师大的两位同学也惨叫一声倒下了……王淦昌被乱了阵的人群挤到了墙角边，才免于一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共死了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学也牺牲在这次惨案之中。
当晚，王淦昌来到叶企孙教授家，诉说了白天的惨景。叶企孙听后，满腔义愤：“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数十年后，王淦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神态非常严峻地说：“叶先生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说从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始终不忘为了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并甘心情愿为之奋斗。”如果说叶企孙在悲愤时说的话使王淦昌树立了毕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另一位教授吴有训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激励了王淦昌在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可以说，中国的近代物理科学没有吴有训教授将不知要落后多少年。
这位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就与他的导师康普顿一起研究X射线散射谱效应，后来他的导师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吴有训的实验，因为康普顿进行的X射线散射谱研究当时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的攻击，正是吴有训证明了自己导师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并以实验驳斥了杜安的错误，所以国际上有人称康普顿获得的诺贝尔奖的X射线散射效应为“康普顿—吴效应”。王淦昌在晚年曾这样比喻自己的恩师：“中国能够拥有后来的原子弹的天地，如果没有吴有训先生当年手把手地教我们从拧螺丝钉开始进行实验性的艰苦工作，那么我们这些承担国家核试验的科学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国的原子弹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与我谈起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感慨道：“物理科学上任何一种发现或通过物理现象进行的任何一种核试验，没有百次千次甚至上万次实验，那是天方夜谭！”王淦昌在物理学界的权威正是他从吴有训先生那儿学到的实验能力，他在科学实验上的专心致志与心灵手巧的天才本领，连吴有训都极为称道。
1929年夏，王淦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吴有训邀他留校当助教，并给了他一个独立完成的实验任务：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种测量，德国物理学家曾在世纪初的20年代就做过，但中国在王淦昌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前谁都没有重视过。半年时间里，王淦昌严格按照吴有训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简单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并写出了北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气中物理放射性现象研究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在中国也是首次）。吴有训对他的成果非常满意，亲自将论文译成英文，以《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气》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的首期论文集上。1930年，在叶企孙、吴有训的关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派遣到德国柏林大学……
“淦昌，快来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进门，大哥兴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婴儿塞在他的怀里。王淦昌看了一眼，大惊：“怎么是男囡？”“当然是男囡嘛！要不，我们全家非得让你回来看一趟？！”大哥冲着满身书生气的王淦昌边笑边说。
“我多了个儿子？！”他把肩上的书包一扔，抱着新生婴儿在原地转起圈来，“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儿子啦！”这一年，王淦昌24岁，其实他自己也还是个满身孩子气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第一个暑假回到家，当听说自己有了一个女儿时，每天红着脸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让他给女儿起名，他更是躲着不出声，最后还是大哥圆场给侄女起了名。这实在难怪王淦昌，当时他才刚18岁。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来了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
王淦昌踏上欧洲这块美丽的土地时，就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冲动。因为此时正是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学的黄金岁月。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盖革、迈特内等一批顶尖科学家相继发现了影响20世纪后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政治、军事与经济的伟大科学成果，镭的发现、铀的提炼、相对论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学家热血燃烧。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有来不及取舍当年度的科学家们所发现的惊天动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