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月盘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王崇植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了财，并且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几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陈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的堂伯侄。王淦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淦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淦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学校想走德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淦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目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
“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
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中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祖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是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入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老地主，今天生产队有只粪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陈月盘说，“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说，“你就是地主，有什么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干了吧！”陈月盘心里闷了一口气，可干完活，累了个半死，就忘了这口气，反倒乐滋滋地自我总结道：“我又在做农民的长征路上迈出了一步。”“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员们放假了，生产队的母猪要生崽，没有人管，你搬到猪棚去管一管吧！”生产队长说此话时连商量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陈月盘话到嘴边，想说一声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里去儿子那儿看看孙儿，可他刚刚开口说话时，对方早已人影都没了。
“老地主，最近上面有话，你们‘四类分子’以后出门要请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镇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说。
陈月盘站在原地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别人在不断地向他下达各种命令、各种限制，而自己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话，人家也根本不听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为什么地主就得受这么多限制？凭什么对我也这么限制？
“凭什么？就凭你是大地主一个，你说凭什么？笑话。”总有一天陈月盘可以说话了，可人家就这么回答他。
这回陈月盘真生气了，他回家就抄起笔给那位当过自己学生又一起在抗战时期干过地下工作的已经当上常熟县委领导的学生写信，他想问个究竟。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陈月盘始终没有盼到那位当了县官的回信。有次陈月盘听说那个姓仲的学生到大队来检查工作，陈月盘瞅机会跑到检查队伍前面，想亲自当面问一声自己的学生，可人家远远看到“老地主”向他走来时，就问身边的公社武装部长：“你们这儿对‘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作者注）怎么管的？”随行的公社武装部长随后便气势汹汹地跑过来用手指戳着陈月盘的鼻子骂开了：“你这个老地主怎么贼心就不死？
回去给我罚三天苦力！”悲愤之中的陈月盘又给他当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军队里当领导的熟人、同学、战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过去与自己一起战斗的那么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了解我陈月盘的吧，总该出来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吧？于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件，毫不客气地朝陈月盘一扔，板着脸说：“以后你给外人写信先交我们，然后再由我们看是不是该发出去。”那天，陈月盘听这话后，半天没有从惊呆中回过神：怎么，我连写信的权利都没有了？
从此，他再也不给任何一位过去曾经与他并肩参加革命或被他救过命的同事、战友、同窗写一封求助信。他心里说：你们眼高，我陈某心高。
此后，明细人情世故的陈月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老婆和孩子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同我来往了，我一个人过，你们都过你们自己的，不要管我这个“地主分子”！陈月盘有3儿3女，大儿子也是地下党出身，其他几位读书的读书，参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来就远离他，这回他向孩子们发出一道“家规”叫他们不得“犯规”，否则就不是陈姓。
最让陈月盘难作决定的是与自己往日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经50多岁的人了，还恋什么儿女情长嘛：“你的路长着呢，该怎么走就往下走。”他对妻子说了绝情话。可是真当妻子挥泪向他告别时，陈月盘这回可忍不住眼泪哗哗而下……俗话说，50出头，病魔纠缠。人生悲剧，莫过于在年迈的日子里孤独度苍生呀。可一个“老地主”，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费心思的呢？陈月盘望着贤妻的背影，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妻名玉彩，是位贤惠女性。比陈小4岁。当时两人的婚姻是大人们包办的，结婚时陈月盘只有17岁，还在苏州上学。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陈月盘当初有想逃婚的念头。结婚前3天他还在上海徘徊，后来因为想到自己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当了新郎就想逃婚，母亲准会跳河自尽，为了这份孝顺，陈月盘勉强接受了这桩婚姻，可就在入洞房的那天晚土，陈月盘以颇带赌气的口气责怪小娘子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他要她离开他另去寻找幸福。后来新娘子哭了。陈又哄着说：“我给你想个法子：等我上学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们陈家，只要留个条子便可。那样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妆送到你娘家。”14岁的新娘子玉彩听着“小官人”的一番话，反觉他和蔼可亲，所以等陈上学去了，她不仅没有走，而且正正经经当起了陈家儿媳妇。半年后，陈月盘从苏州念书毕业回家一看，婚姻既已成不可改变之势，也就死了那份心。从此他教妻子认字。陈月盘在乡下当小学校长时，妻子也成了学校的一名老师。之后，陈月盘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妻子便带着孩子、照顾婆婆，一直留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就是在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从上海回到乡下的日子里，妻子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了镇上，只是一到假期就搬来与陈一起住。那些日子对陈月盘是温馨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得改变，并且是永远的改变……
陈月盘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让人仇视的地主分子！别了，一切儿女情长，一切世态炎凉，皆随我这头顶上的这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而去兮。
秋风萧瑟，陈月盘独自蹲坐在长满草、两边蛙声震耳的田埂上，对着悬空的一弯冷月，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惆怅。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无数他永远想象不出的一个又一个严寒与一场又一场风暴。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陈月盘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开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变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自我的感觉了。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岁月。广播喇叭里整天喊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一类的口号。陈月盘从刺耳的广播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盘踞在台湾的老蒋鬼子白日做梦想反攻大陆呢！哼，这个“蒋该死”，还不死心呀！一天，陈月盘找到生产队长，说：“我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对蒋介石的脾气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陆，那是说说而已，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信他。”谁知生产队长瞪大了眼珠，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老蒋不反攻大陆？”不几日，陈月盘被叫到全大队社员会议上。他被两位民兵押到前台，然后令他把头低下来。
陈月盘不明白，反问为什么让我低头？
民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将其头往下一按：“你这个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头你就老老实实低嘛！”后来干部和社员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后，陈月盘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成了“麻痹群众斗志，企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牛鬼蛇神”了！那一天，陈月盘感觉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他心头好冤啊，面对苍天，陈月盘大喊道：“老天你作证，我自20年代开始就与蒋介石为敌，同他视如仇家，我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老天啊，你要为我作证！啊，你说话呀！--”老天无声。
陈月盘悲痛欲绝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后来是‘四清运动’，我又成了腐蚀干部的阶级敌人典型。”陈月盘指指我的父亲，说：
“这段你老爸是最有体会的。”我转头问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下台的父亲。
父亲抽着烟，苦笑着对我说：“当时我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阶级阵线划得不清。说我们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陈老先生。”“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要不我当了你好几年‘下台干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问坐在一边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点点屁事”，看得出，父亲内心的气还堵在胸口，“当时县里号召各公社都要写地方志小史。我们大队接受任务后，觉得应该找了解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来干这事。一排队，觉得生产大队里只有陈月盘先生是既知道我们这儿的历史，又是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写地方志小史。后来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件事就成了阶级斗争大事了，说我这个当大队长的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让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写变天账，还说小史实际上变成了陈月盘他们这批阶级敌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阶级立场不稳，有严重政治问题。”陈月盘接过话说：“天地良心，我为了写那份小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阅资料，然后逐个年代逐个人物进行校对，完全是站在史学这个角度写的，哪知反被当做我自己想‘变天’的东西，还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正是有理说不清。唉，哀哉哀哉也。”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说了，陈月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了，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