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
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哪？”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批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而且这个时候上面刮起了‘打扫地下厂’的运动，我们的厂自然跑不了，只好关门。几个月后，‘打扫地下厂’的运动风吹过了，公社干部看到农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动找到林友泮，劝说他们重新办厂，并且公开同意原来集体所有的、位于芦浦尖山三眼陡门的半门房无偿地借给我们当厂房……”“就是刚才我们在水闸上看到的那几间房子？”我打断颜祜庆的话，问。
“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
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那个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
可没法找人说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说，人家说没把你们抓起来送进监狱里算是对得住你们了，你们还嚷嚷什么？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颜祜庆回想当年事，依然愤愤不平。
“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的事当时在我们这儿闹得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敢在‘文革’的风头上办股份制私有企业。”娄昌福接过颜祜庆的话说：“过了大约两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农机厂，没有钱买设备，就想起了林友泮他们办过红卫仪表厂，所以就将他们的那些闲置设备全部充公到了公社农机厂。颜祜庆他们就闹，说那些机床是他们几个人出钱买的。公社干部一商量，说安排你们几个进厂，抵作你们先前的那些损失吧。老颜他们也没辙，就这么着平息了这事。林友泮是大队书记，后来被安排在公社养殖场工作。”“这个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彻底散了？”“散啦！当时只能是这种命运。”娄昌福苦笑着看着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们几个其貌不扬、却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你们都非常不简单，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许多，而且今天你们中间也没有人成为富人，可你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载入史册。”
“有你作家这话我们就满足了！满足了！”能说会道的颜祜庆喜笑颜开。而不太说话的林友泮，我则看到他的那双眼里闪着泪花……这位老人让我顿时想起了曾经同样当过生产大队支书的我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同代人，我父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也是为了农民兄弟们能过上些好日子，在苏州地区成为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而且因为办了所谓的“黑厂”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我们……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绕过桌子，双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对他说：“老支书，我会在书里写到你的……”老人有些激动地：“是吗？我们有啥写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点头向他保证，心里说：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可这些过去的事，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前辈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别小看了区区一个由七位农民合作起来的六个股份组成的“红卫仪表厂”，在那疯狂的年代，如此举动，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它弄不好是要被杀头，并且株连九族的！然而敢为的台州人就这么做了，并且做得曾经轰轰烈烈。
那天送走林友泮几位创办股份制的老人后，娄昌福要我“多留几分钟”，他说他要向我介绍玉环县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芦浦工艺厂。
“这个厂是原玉环县科协主席毛庆贵为主要股东办起来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娄昌福说。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我问。
“因为这些年来到我们台州来考察调查股份制发源问题的专家们认为，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林友泮他们的厂办厂时间短，只有两年左右。二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该企业从创办到最后倒闭，没有分过红，销售也没有在账目上反映出来，与严格的股份制企业有些差异。而毛庆贵他们办的芦浦工艺厂则完全符合股份制企业的一些基本规范特征。比如，股东，他们当时共十几个人，10元一股，股东中有干部，有教师，厂里会计和厂长都具备，虽然股东多为兼职，但职责明确。而且企业也有县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时间是1973年。”娄昌福从一堆档案中翻出保存的“芦浦工艺厂”批复材料给我看。
“毛庆贵他们的厂当时非常正规，就是从现在来看，也很规范。厂子办在当时的井头大队，厂里雇了业务员王孝增跑外勤，业务主要是做扇子，就是过去我们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种扇子，很有些销路。芦浦工艺厂由于产品对头，第一年下来，股东们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红，而且在工厂的工人拿的分红与股东们一样多，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连续运转了四年多，后来他们开始做宫灯，业务更加红火，产品销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业务量大了，需要扩建厂房，股东们又每天晚上开股东会，研究商量扩大生产规模。据毛庆贵讲，当时股东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担心借钱投资风险大，但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大家最后毕竟还是统一了认识，所以企业越干越好。到后来做宫灯的业务，厂里来不及做，职工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收入就更好。厂子收入高了，厂外的人也眼红了，跟着干了起来，像楚门、清港、城关等许多人开始做起扇子和宫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这个厂年收入达到上千万元，成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乡镇企业。”“除了芦浦工艺厂外，当时还有类似这样比较成功的股份制企业吗？”“有啊！到1978年底，仅芦浦公社一个地方，就有股份制企业34家，企业人数达1500多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939万元，销售收入1913万元，占全公社农副总收入的646％。
”娄昌福一边翻着资料，一边指着账本有凭有据地告诉我。
“我现在相信为什么台州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一统天下了！30年前，你们这里的民营企业其实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了！”娄昌福笑道：“可以这么说吧。”“30年前，就有芦浦这样的民营经济现象，真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台州或者说会在你们玉环这种地方出现呢？”这是我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娄昌福脱开他的那些“宝贝资料”，与我侃侃而谈：我们台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像玉环，我们的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农民只能靠出海打鱼为生。可是出海打鱼是要有渔船的，小船打不了鱼，造大船又没钱，怎么办？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叫“打硬股”的传统，这种“打硬股”就是几个人、几家子凑钱来办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几家、几户一起凑钱，然后有了收入就按出资多少分红，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传统，流传下来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阶段农民们的日子难过时，就有人联合起来用“打硬股”的方式办些小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后来在60年代后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封杀了。可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打硬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台州沿海一带老百姓发明的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只要一旦有适合它的空气和条件，它就像水岸边上的芦苇疯长，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为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历史条件的。
娄昌福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儿有一批干部来自百姓，心里装着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为。如果没有他们，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说民营经济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娄昌福感慨道：
“比如说芦浦工艺厂，毛庆贵他能办这个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任芦浦公社书记的他父亲毛崇友的支持，他毛庆贵根本不可能把工艺厂办下去。芦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够在‘文革’期间得以生存和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像毛崇友这样敢作敢为的领导在背地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如果不是因为有林友泮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带头干，这个合股企业也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最疯狂的1966年、1967年中诞生和成活。”是的，我相信娄昌福的这番结论。台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生机勃勃，统领天下，没有台州历届的干部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当地实际为本的思想和勇气，那绝对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我想老百姓最清楚这个事实。
在台州，企业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广泛，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令我越发震惊和惊叹。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在高层以批判“修正主义”、下层以横扫“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的浩劫，曾经使无数说了几句真话、做了一两件有违极左路线的事，甚至连卖一个鸡蛋、少种一亩“口粮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农民竟然能如此广阔、如此深入地悄然进行一场以求生存的新型体制下的经济革命，而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现。
台州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之处，群峦叠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难必不可少；海之域，风浪险多，需有闯荡冒险之气，所以台州人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强悍、雄豪之气，又有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气，在浙人中早有传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就曾夸奖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柔石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完全疯狂的岁月里成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及其后来成为全民性的经济形式，原因有二：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气所致，二是山与海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台州人别于他人的灵性与求索精神所致。在传统的渔业和经济落后的年代里，群众自发采取的以资金和劳动力折股联合的经营生产方式--“打硬股”，则为台州人创办股份制企业提供了经验与实践基础。
如今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做“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台州温岭县于1982年12月18日以县社队企业局〔1982〕74号文件名义批准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那份写着“社员联营集体”性质的企业执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查阅到的属于官方机构出具确认“股份制性质”企业的第一份文件。“社员联营集体”这样的企业所有制名称在中国没有过，那天到现在的温岭市工商局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当时“社员联营集体”这名称完全是他们社队企业局给由社员联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业“戴”的一只“不红不黑的帽子”。“为什么叫它不红不黑呢？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文件明确社员合股能办企业。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户经验，刚刚在全国铺开，但争议和阻力正大的时候，不用说，社员合股办企业这种长期以来被看做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门认可。但在我们台州，这种合股联合办企业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我们的领导很了解这样的情况，他们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当牧屿公社的农民王华林和陈华根等人持着公社介绍信来社队企业局登记他们办工艺美术厂时，我们一问他们是几个社员合股办厂，想来想去，干脆给他们登记成‘社员联营集体’这样一个名称。”工商局的同志这样解释当时他们为“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所出具的经营执照。
现在的温岭市档案馆和工商局资料室，都备有牧南工艺美术厂的那份“社员联营集体”企业执照档案材料，并且成为有关部门视作考查中国股份制企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我在采访中也有幸见到了当年为这个企业开具执照的当事人陈心鹤先生。是他当年在请示局长后亲手为王华林、陈华根开具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第一份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