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第八篇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22年前的5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典”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来自指挥部的报告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助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惨了！”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似乎到处迷漫着瘟疫肆虐的气息；街头巷尾，呈现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记录。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挂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深深地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
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纳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而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防预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代和示范着。自“抗非典”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巡视”。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典”新问题后，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号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惊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刘淇书记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政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您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典”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拿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号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
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典”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梁万年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
“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我说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后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主要为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大了。
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得知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防预情况又怎么样，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况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蔓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典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
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这小细节，可见市长的拳拳爱民心。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带领大家“抗非典”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典”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看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战胜非典的战役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地全面地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典”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防预情况。
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典”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有说有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胜利呢？
那一天，与王岐山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