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预备班的孩子，用学校比较规范的话说，这些孩子都是属于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童”。我特别认真地问倪校长:到底有没有“神童”？他听后笑笑。倪校长显然是位学识严谨的人，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神童”这个概念在教育和科学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聪明与不聪明是存在的。他说他考察“预备班”的孩子时发现，这些孩子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坐得住”。
“同样的小孩，一般上４０分钟课就不行了，有的成绩差的孩子在课堂最多能静得下心20来分钟，可预备班的这些孩子就大不一样，他们通常可以认真地听你讲三四个小时的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时间等于我们成人的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对知识、对事物的学习与研究比同龄学生要强得多。”倪校长进而给我揭示“神童”的秘密:“从我们的预备班生源来看，所谓智力超常者，他们的家庭环境占主导作用。比如教师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触较高知识层次的爷爷奶奶等。应该说，这些孩子中真正属于超常智力者仅占２０%左右，大部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从小受的环境影响，比如一些山区或者条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师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在家没有人照顾，就被教书的父母带进了学校、带进了教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开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识，两三岁的小孩，从人的脑力开发科学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些孩子正是在此时得到了外界有意无意的脑能开发，所以日后他们的智力明显比同龄孩子强。一些有爷爷奶奶关照的孩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童产生的根源。当然，先天特别聪明的孩子也不是没有，但那种孩子的比例实在太少。我们招收的几百名少年预备班学生中，可能有那么几个而已。”
原来“神童”并不神呀！只要他们有意无意接受了一种特别的环境，就有可能成为天才神童呀！但是当产生“神童”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像宁铂3岁时就能背诵几十段毛主席诗词并计算很多数学题，今天很多小朋友也可以轻易做到，人们迷信和刻意制造和追求“神童”的现象为什么不仅没有停止反倒仍然趋于疯狂呢？
倪校长在我请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非常严肃，他说:作为一名中国名校的校长和一名有使命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他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国家，必须有科学大师，必须有政治和经济包括文学方面的大师，这是时代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具有的，大师的产生就多少可以被认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这些天才人物确实有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但是，这样的天才不是制造出来的，靠刻意的制造是永远出不来的。因此，广大家长们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学的思想与规律，较早较好地进行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把孩子培养成素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人才，这才是根本的任务。倪校长向我透露:目前中国各大学的少年班已经越来越少，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还在保留。各地曾蜂拥而上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现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苏州中学还在坚持着。他们之所以坚持办下去基于3点考虑:一是他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二是中国如此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超众的人才需要发现和早期的有系统的培养。三是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其教育模式不应单一，应该丰富多彩些。
“目前办少年预备班有很多困难，好多学校办不下去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国家的9年义务教育制，对孩子入学年龄限制很死，这样要在13周岁前就能完成初中毕业学习并不容易，而大学少年班的最高年龄定在15周岁。其二是少年预备班的投资是普通高中班的3倍，一些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负担。生源也是个问题，我们最多一年有５００多人报名，现在只有六七十人报名……另外，现在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个人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高考又开始改革，以前大学少年班参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３+X就不行了，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办越难的因素……”倪校长坦言苦恼。
看来，20余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神童”之路由盛到衰，也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的成长并不是靠人为的制造就可以出得来的。正如苏州中学倪校长所言:是天才的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发现与培养，不是天才的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们，让后一代在符合科学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成长，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长就都该知足了。
三问天:“黑客”何其多？]
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先进了？还是我们的网络有太多的空子可钻？但我们不得不清楚地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日益严重的智力犯罪现象。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法制报刊，就会发现一个信息:高校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犯罪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而且他们的手段之高明、之隐蔽、之贪婪，都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可以认为，凡先进的技术领域、凡金额巨大的金融案件中，不会没有高学历者参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让全世界都感到惶恐的“CIH”之类的病毒，不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是很难制造出来的。那些利用信用卡“搜狐”银行的巨额钱财，那些利用网络进行诈骗，那些专袭无绳通信的高手，哪一个不是高智商者？
“黑客”不仅仅出现在高技术领域，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当中。不信你做一些调查统计就会发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发生灾难时，最能献爱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不是通过高智商赚大钱的人，而是那些拿钱不多、自己还不一定过得下去的工薪阶层或者平民百姓;当大街上出现歹徒血淋淋地向你刺杀过来时，第一个上前见义勇为的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平常百姓。在家庭，做父母的磨破了嘴，让孩子去擦一次地、刷一次碗仍感觉特别的费劲，可当给子女几百元钱时，他就会笑眯眯地叫一声爹好妈好……如此反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的孩子知识都在提高，素质却在普遍下降，尤其是行为规范与道德水准更是在无情地溃退。
与父母的一次口角，可以离家出走;一次不顺心的管教，可以向父母举刀砍去;个人利益受到稍稍的损失，就会大闹天宫，折腾个翻天覆地……所有这些心胸狭窄、无情无义、残忍可憎的表现，难道不令我们反思今天的高分低能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吗？为了实现每年的高考率，为了保证孩子能走过“独木桥”，为了跳龙门的那一瞬间的跃起，中国在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少？
显然，高智力犯罪的增多，并不全部怪罪于我们的教育，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事实仍客观存在。在一次中学生家长会上，一位学生的大声疾呼，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且不说此话是否有些偏激，它至少表明学生们是何等地痛恨应试教育。
浏览目前的报刊，几乎一谈到“教育改革”，就会有大谈“素质教育”的文章出现，这个口号实际上从80年代初高考走上正轨后，教育部门和各学校便天天高喊不止。事实是，素质教育的宣传越喊越高，声势越来越大，而实际状态中应试教育的鞭子越举越高，往学生身上越抽越厉害。为写此文，我曾留意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法制文摘报》，顺便摘下几篇报道，大家读后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感觉:
报道之一:据《今晚报》报道:天津市第十九中学一个老师因班上有十几名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便让这些学生站在讲台前，当众自己打自己耳光。有的学生考试成绩２６分，就让他从２６开始，边打边数数，一直打到５３记耳光--因为这个数到了良好的分数线。有一个同学不敢自己打自己，老师就气愤地上前亲自动手打他。１１名同学放学后，都红肿着脸，直到在家长追问下才说出真情。
报道之二:陕西消息，９月２７日上午１０时许，陕西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２２岁的老师葛小侠因他教的数学作业未完成，该老师就向全班宣布:每人须向没有完成作业的葛某抽１０鞭，于是全班５０个同学中有２８个同学举起教鞭抽打这个孩子，４０分钟后，这位学生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不止，最后被人送回家，至今不敢上学……
报道之三:安徽消息，大别山某校老师，因为一个学生的作业本做得潦草，便令罚做1000遍，并且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个学生在做到300多遍时，已经眼花脑晕，但老师坚决不让他休息和吃饭。该学生硬是做到600多遍时，昏倒在桌上，老师看到后，气愤地走去泼了一碗冷水，训斥学生不许再偷懒，否则再罚1000遍。就这样，这个学生不得不继续做题，直到最后不知人事……老师第二天还在教室里对学生们说:谁不认真做作业，某某同学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报道之四:１１月２２日郑州电，记者在葛埠口乡一学校看到，该校教学楼二楼距地面３米多高，楼下是硬土地，上面砖头裸露。１１月６日，６名男生没完成家庭作业，数学老师熊某某勒令他们到走廊上去写。过一会儿，这些学生仍没写完，一学生说:“我不会做。”熊老师说了气话:“人家都会你不会？你真笨，跳楼算了。”然后就回教室继续上课。该班教室在二楼，这个学生真的钻过扩栏，抓着下边的铁管跳了下去。回到教室后他对老师说:“我跳下去了，让我进班吧。”熊某某表示不信。那学生无奈说:“不信我再跳给你看。”当着老师的面他又跳了一次楼。熊老师便对其余５名学生说:“你们也做不出来吗？那都跳下去吧！”５名学生便排着队依样跳了下去。其中一名落地时扭伤了脚，当即坐在地上不能走动……
……
例子太多了，我先后从这个月的报上剪下十几条类似的报道，实在不忍心让这些非人的残酷例子叫读者跟着受罪。据一家中小学教育调查信息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每年发生的教师以残暴的手段摧残学生的案件不下百起，而每一案件所使用的手段与方法，大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在教师粗鲁的专制教育下，很多学生的心理出现不正常，有人曾对东北三省的４２所中学、６０所小学的３００００余名学生检测，发现３２%的学生有心理疾病。中国中小学生“学生与发展课题组”发布的另一则最新研究成果是:一多半的中学生认为学校的老师教育方法有问题，其中对近三分之一的老师“极不满意”，“他们像电影里的坏人对待我们”--学生们说。这个课题组还公布一个数字:高中生仅有４６３%的学生是因为“喜欢学习”而上学的，换句话说，有９５３７%的同学讨厌学校的老师与老师的教育方法。在升学率和与之相关的提薪与提职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师以极端手段对待学生似乎已经在中国中小学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亲爱的叔叔们，我时常在听你们憎恨网上的‘黑客'，然而你们可知道，在我们学校，‘黑客'天天在袭击我们。他们道貌岸然，他们彬彬有礼，但那是在他们欢喜的时候，或者看到了他们满意的学习成绩，了不起的名次排序时。我们无比憎恨这样的‘黑客'，因为他们的权威无法使我们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从，结果将是我们细嫩的皮肉受尽蹂躏，或者天真的心灵毁灭。救救我们吧，大哥哥大姐姐们，把你们制克病毒的本领留一块给我们，即使将来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与努力作抵押……”这段署名“２１世纪新网友”留在一个不起眼网上的话，是位知道我正在写高考报告的网友特意为我摘载下的。也正是这位“２１世纪新网友”的呐喊，使我必须在本文写进关于教育战线上的“黑客”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本不该生产出那些高智商的犯罪“黑客”来，但我想既然这类“黑客”现象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该想一想它产生的原因呢？于是它使我联想起中国目前在中小学校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应试教育危机。自然，在这中间充当“黑客”的无疑是那些高高举着教鞭，来不来就对学生施加淫威的某些教书先生。因为这些校园“黑客”们至今仍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他们的行为而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整个民族造成的“病毒效应”，绝对比“CIH”更令人胆战心惊。
有一件事我以为非常典型地说明校园“黑客”的危害。一本叫《盲点》的书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这一天，某地一个偏僻的山村发生了一件令全村人惊呆的事:５个女学生(三个９岁，一个８岁，一个１０岁)集体上吊自杀。报道如此说--
……这天早上，侯芳芳、吴兰兰、袁媛、徐影4个小姑娘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急匆匆去上学，家长们并没有注意到一张张小脸上的神秘表情，在她们的书包里已偷偷多了一样文具之外的东西。来到学校，她们汇在一个角落处把东西拿出来，每人都是一条宽5寸长3尺的“白孝布”。
“这个行吗？听大人说上吊都是用棕绳。”年仅8岁的袁媛天真地问。
“行，怎么不行。”信心十足的侯芳芳说，“电视上不都是用白布吗？”
几个小女孩叽叽喳喳议论了一会儿死是怎么回事，死后会怎样。他们没有害怕也没有伤感，仿佛在商量着一场游戏。
这一天她们照样上课，做作业，回答老师问题，一个个与往常一样。两节课后，她们又聚在一起，说是要试试看行不行，几个人就到学校后面的一片桃树下，选了一棵很小的桃树，布条拴了好一会儿才拴好。可是谁也不愿先试，还是老练的侯芳芳先来：“试你们都不敢，真死怎么办？”她一边说一边把脖子挂上去。谁知刚一踩空，树枝“叭”地一声断了，侯芳芳重重地摔到地上。几个小姑娘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她们像没事一样，拉上侯芳芳收拾了东西马上又去上课。
放学了，她们4个集中在“试死”的地方，又来了个叫李平平的小姑娘问她们去干什么，袁媛回答说是去上吊。几个人都说读书太难，死了算了。李平平被说动了。可是她没有白孝布，急得差点哭了，她们答应等她去找。果然不一会儿李平平高高兴兴又找了条“白孝布”。几个人慌慌张张去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最后选在离学校约1公里远的一条悬空的自来水管下面，几个人用小手抓住那水管试了试，说是这里好，不像桃树会断，再说下面是一片青草坪挺干净的。于是她们就把布条拴了上去，布条下面都留有一个空套子，被风吹得晃晃荡荡的。有人提议和父母老师告别，几个人齐刷刷跪在草坪上，天真的脸变得肃穆了。这一“仪式”结束，正要准备“实施”，吴兰兰猛然想起今天要到舅舅家去“吃酒”，或许舅舅还会给她2元钱买糖吃，不等小伙伴们同意，她拔腿就跑了。吴兰兰一走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便有些动摇了。只有侯芳芳仍十分坚决，她说：“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不死我死，但不准你们告诉任何人，如果哪个敢当叛徒，我会变鬼来找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