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大学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产生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既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肯定不行。”
“是啊，谁能胜任此重担呢？”
聂真和范若愚深思起来……
“有了，她准行……”聂真灵机一动，兴奋道。
“谁？是不是于陆琳？”范若愚猜测着。
“还能有谁？此事非于陆琳这位女将不可！”
“好，我赞成，有她出面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一定成功！”
聂真和范若愚两位老教育家异常兴奋，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诞生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个好校名，叫做“中华社会大学”；二是为这个“中华社会大学”找了位好“管家”--于陆琳。
于陆琳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华社会大学当了18年校长。于陆琳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父亲于丹绂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举人，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官派日本留学生的总监，是20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陆琳的传奇，是从１６岁被其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瞒着父母带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河水使这位北平女中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她原来读中学的北平，在清华、燕京大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吴晗、钱伟长、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同时也被一位燕京大学的女教师的教德所感染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毕生的兴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西柏坡的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我想搞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于陆琳脱口而出。邓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看了看已经成了大姑娘、老战士的于陆琳，流露出欣喜之情：“好呀，这个选择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个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这样，于陆琳的教育生涯便从筹办著名的北京北海幼儿园起步。这一起步便使我们的新中国教育史上多了位拓荒的“孺子牛”。于陆琳后来接受国家派遣，到苏联留学４年，回国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北师大第一位教育系女主任。正当她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时，“文革”的一场政治浩劫，使她不仅痛失爱人，也因此被打成“修正主义大特务”而痛失风华正茂的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于陆琳重新回到了军队，担任军事学院图书馆负责人。于是在聂真与范若愚两位的盛邀之下，使年轻时代就梦想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于陆琳这位已年近花甲的副军职干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激情……
“行，干别的不行，但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萧克将军，经过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说服后，萧克将军摆摆手，大笑着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萧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１９８２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等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11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情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给它一条可行之路？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在很多的人意识中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对待民办大学的问题上，其实即使今天在一些人眼里仍然将它视为“非法”，或者是“必须严格注视的”那一类行业，在他们骨子里的意识中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办大学，其它形式冒出来的“大学”都是些“地下”的非法甚至是假冒与诈骗。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中华社会大学无论从现在的班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学校发展基金会会长，现任国家教育部职教和成教司司长黄尧任学校副董事长），还是创办初期的班底，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职位都在部长级和军级以上，但他们仍没想到在中国办大学竟这么难，一切全因那个“民”字。民办民办，许多人就此把民办大学当作一些“无业游民”开的自家小铺，当成私营小贩。“除了想骗钱外，谁相信他们拼命是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了共和国出生入死无数回的于陆琳，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民办大学。不是没有气愤过，可光气愤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办大学，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真能像像样样地把第一所民办大学办好，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于是为了国家的振兴，个人受点误解何足挂齿！
学校刚起步时，仅有的200元开办费还是从人民大学借的。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都要临时找地方。至今在中华社会大学校址附近的居民中还流传着当年他们经常看到的一帮干部模样的人总在大槐树下召开“部长会议”的趣闻。
年近60的于陆琳家住北京西郊红山口，每次进城得花一两个小时。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去一个一个衙门磕头，到一个一个小庙烧香，当她和同事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届学生、开完第一个开学典礼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人提出非议：你们是私人办学，不能叫中华社会大学，你们是非法的，你们的问题不少，必须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学。
“社会力量办学是写进国家宪法的光明正大的事，凭什么说它是非法？我们为国分忧何罪之有？”于陆琳愤笔疾书10万余字，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等领导同志写了一个关于依靠社会力量办好民办大学的报告，以求得一个说法。
年近80依然天天上班的于陆琳校长对我说：那些日子里，她和同事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有人一心想把民办大学当作非法组织加以取缔，这是我们民办大学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和大家真有点夜不成眠的味道，白天要管学校，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晚上和节假日就开始‘活动’，争取各界支持，后来总算等到了希望……”
彭真委员长在于陆琳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要鼓励社会各种力量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务院有通知、法律有规定的，从来信和材料看，这些老同志协办的中华社会大学应予支持。”没多久，委员长还为了表示对民办大学的支持，特意亲笔为“中华社会大学”题写了校名。
那些骨子里喜欢在任何细胞中都想发现“阶级斗争苗头”的人该收场了。然而有人并不甘心，至今仍扬言道：要不是有个于陆琳，我早就把“中华社会大学”收拾了！
像于陆琳这样的“通天人物”在办民大过程中都这么难，其它的民办大学就更不用说它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艰辛！
可是再难也难不倒于陆琳他们。虽说中华社会大学是“私立”，但它是一批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个人资源”创办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办学与谋取个人私利划等号，相反就像当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样，追求的是一种事业，是一种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退休后也是不愁吃穿的高级干部、高级教授，然而大家到‘社大’来都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外人不理解我们，以为办私立大学就为了从学生身上骗钱。建校十几年来，他们求什么？什么都不求，就希望能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上闯出一条新路，能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时开辟出一条立交桥让孩子们通过，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办‘社大’的目的。”2000年春节期间，于陆琳老妈妈在北京西城区一条叫簸箩仓胡同的中华社会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掏出了这一番滚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