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但凡去过刘副主任家里的人都会明白，如此这般的办公生活环境，对于刘乾坤来说，就已算得上相当的够“格次”了。生活中，刘乾坤对个人物质生活的要求低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他居住的位于六道湾的那间不足40平方米的低矮平方内，无一家用电器（这么说也许不够准确，与赵本山在小品里调侃自己在70年代拥有的唯一家电是支手电筒不同，这位21世纪的领导干部所拥有的唯一一件家电是台陈旧的、价值不足百元的德生牌收音机）；没有衣橱，衣物都被堆放在了靠墙的一只纸箱里；没有独立的厨房，几件简单的锅碗瓢盆摆放在走廊隔出的一间“厨房”的木桌上，书柜倒有一个，内里陈放的书籍在种类上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蔬菜种植、自然人文、机电修理……一本最爱读的《刘胡兰》的小人书从少年时期就跟随他到了现在……
谁能想象，就是这么一位生活清苦的普通街道干部，却以自己的一己绵薄之力，38年来不间断地坚持捐助社会、捐助他人的款额累计达30多万元！捐助的对象从身边的同事、小区的居民到素昧平生的学生和困难家庭，几乎遍布祖国各地。
乾坤有爱。
以平凡的小“我”写就人群中不平凡的“大”我
1950年，刘乾坤出生于河南濮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刘乾坤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一个英雄主义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的时代，来自那些电影的耳濡目染固然对奠定刘乾坤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而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件真实的“小事”也深深地触动了少年时期的刘乾坤。一次，父亲带着放映机和影片的拷贝到相邻的一个村子“巡演”时，偶然得知了那个村子里有三个生活异常困苦的家庭。心慈的父亲没有多想，他将当天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全部拿了出来，均分给了那三个困难家庭。那些钱在今天看来真的不多，但就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件被父亲看似偶然的小事，将银幕上的英雄和现实中的普通人物连接在了一起，将少年刘乾坤意念中，遥不可及的“伟大”与普通的日常生活对接到了一起，这使他明白了，英雄不仅仅活在银幕上，同样可以来自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同样可以成就“伟大”二字，这就是少年刘乾坤对“伟大”二字的理解所有的最初雏形。
作为一名年届60、现月薪可以拿到2600多元的国家干部，他本可以过得不这么清苦，然而，选择决定道路，刘乾坤的选择注定了他今生都将与清苦但却快乐而充实的生活为伴。
他几次将自己福利分房的机会让了出去，他现在居住的平房原本是他的同事沙依提的。2002年，沙依提因病去世，留下4个孩子和已经办理了病退的妻子白力克孜，日子过得很是艰难。白力克孜的身体耐不得平房的潮湿，但仅凭微薄的病退工资又根本买不起楼房。这一实际的生活困难被刘乾坤放在了心头。几个月后，单位按政策给刘乾坤分配了一套优惠楼房，刘乾坤以沙依提的名义，拿出自己一万多元的警衔补贴买下了楼房，怕给白力克孜造成心理负担，也是怕她不肯接受这么“贵重的一份赠与”，刘乾坤告诉白力克孜，这是组织上关怀她和孩子，特批了给他们免费居住的。不仅如此，为了缓解这个贫困家庭的窘迫，2004年到2005年，刘乾坤仅为白力克孜的儿子依力亚交学费就交了4500元……
这样大额度地捐助身边需要救助的人的事迹还有很多。
在一次社区内的例行走访中，刘乾坤注意到了小区内做小生意维生的一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寒风中，刘乾坤站在一旁观察了那户人家很久。生意不怎么好，午餐时间了，一家人节俭的午餐简单到令刘乾坤心寒：干馕就凉开水。这不是小区内的居民，但经常会出现在这里。长期从事街道工作的刘乾坤知道，再过两天就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了。“一定要让他们在过节时敞开了好好吃顿肉！”这是当时刘乾坤在心底对自己、对那户素昧平生的一家人暗暗许下的承诺。
过节那天，刘乾坤用自己的钱买了几只收拾好了的全羊，慰问了小区内的几家困难户后，他兴冲冲地扛着剩下的一只整羊就直奔那家人在小区里的摊子去了。然而，他却扑了个空。那家人意外地没有出现。其实细想之下，也不意外，毕竟是个节日，不出摊，在家休息几天也很正常。刘乾坤暗暗责备自己没有提前一天来，就是聊上几句，知道他们的住址也好啊。正在自责间，民警木卡依正好路过。木卡依笑着跟刘乾坤打招呼：“刘主任，这是干吗呢？过节搞慰问吗？”刘乾坤尴尬地笑笑，就把情况告诉了木卡依，想问问他是否知道那户人家住在哪里。木卡依摇了摇头，说那家人做生意很本分，他没有过多地盘问过他们的详细情况。看着刘乾坤失望的表情，木卡依建议说，“刘主任，我倒是知道一户困难户，日子过得很紧巴，羊肉嘛都买下了，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他家慰问一下吧？”
刘乾坤跟着木卡依去了本不在他所辖的社区的那户贫困户家中。那户人家的日子的确过得很紧。就这样，在木卡依的带领下，刘乾坤自从2002年跨入那个贫困少数民族家庭后，直至2007年连续6年都坚持在民族节日的当天将羊肉或是现金送到那家困难户的手中。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点让刘乾坤哭笑不得，这也是他至今不愿透露那户受助人姓名的原因。原来，那户受捐助的对象，6年来都不曾知晓他们受到的捐助是来自刘乾坤的私人捐助。他们面对刘乾坤这个热心的“公家的人”，生活中有了大大小小的、针头线脑的困难，都要找他们信任的刘干部寻求帮助……
“呵呵”，刘乾坤笑了笑，“其实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帮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现在他们的孩子也都大了……结果达到了就成，其间的过程不必计较和解释得那么清楚。”
或许，在一些人眼里，帮助身边现实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还很好理解，毕竟，受助者的“感恩”多多少少会给当事人一些心理上的慰藉。但刘乾坤的爱心却是插了翅膀的，它常常飞越了地域的界线，这翅膀有时还是隐形的，受他捐助的四川女孩、内蒙古学生……都是后来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位捐助他们于危急之中的“恩人”的。
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刘乾坤家里那件唯一的家用电器--德生牌收音机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他用来消遣的。刘乾坤的很多捐助对象都是他留心广播里的相关报道和信息时得到的。他在倾其全力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同时，还将爱的种子撒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在刘乾坤的抽屉里，存放着厚厚一打邮政汇款单。他告诉我，他并不是刻意保存这些单子的，只是，后来像集邮的邮友一样，闲暇时翻翻这些单子，心底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他强调，收集这些绝对没有居功自傲和想向世人证明点什么的意思。他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不算先前被老鼠啃的和没成想保存的，现在，这些单子一共有1021张。没事的时候数过。”
仔细翻阅那些新旧程度不一的汇款单，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秘密”。早些年的一些单子里，“汇款人”一栏里填的并不是刘乾坤，这是怎么回事呢？汇款栏里的“红兵”和“刘建军”又是谁呢？其实，这早已不是个秘密，原来，早在1991年就不断收到以“红兵”、“刘建军”名义汇去捐款的河南濮阳县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小浪底水库项目办公室，终于在1996年，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红兵”和“刘建军”的真身，刘乾坤。
这些化名“红兵”和“刘建军”的汇款单附言里，常有的一句话就是：“支援祖国的建设，请收下边疆儿女的一片心。”像小浪底工程这样举国关注的大事，刘乾坤就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关注了，还行动了。这一行动从1991年开始，就没再停下来。
“1996年，我已经转业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他们是通过发函给新疆军区的某部队，请求他们协助才找到我的。要特邀我出席‘纪念人民治理黄河五十周年’的一个大会。我没去。你想啊，从乌鲁木齐到郑州的来回机票加上住宿费用，少说不也得几千元，省下来，再投入到黄河的治理上不是更有意义吗？我去参加不参加那个会议，露不露下那个脸有什么关系呢？”
“您当过兵呵？”我望着他不高的身材和花白的头发怀疑地问道。这一问，勾起了刘乾坤很高的兴致：“那当然了！我1969年就当兵了，那是1969年的12月，我记得很清楚。1970年的10月我随部队进的疆。”说起做军人的那段岁月，刘乾坤爬上了皱纹的脸膛上仿佛瞬间焕发了青春的光彩。挺直的腰板和铿锵的话语中，军人的影子跃了出来。
是啊，我早该想到，很多“英雄”的成长都离不开部队这个大熔炉。自小就给自己树立了以王成为榜样的刘乾坤，讲起部队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时，感慨中流露出一丝难掩的豪情--
“66年、67年，我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受到了河南省委的通报表扬。之后和另一个东北选出来的先进典型一起，在全区作巡回报告。那次的感觉给我很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凡事都要争个先，不是喜欢出风头，是感觉自小受的教育要求自己要对自己严要求、高标准。工作上的事，对待同志的事情高标准，对待自己生活上的事最低标准。这是我生活的一个原则。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不然，就总会觉得浑身不得劲。
“69年我当的兵，在部队里，别人都说我创造了一个神话。6个月就从一个新兵蛋子提拔为副班长，10个月入了党。立了四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干什么立的功？呵呵，说出去人家都不相信。我在部队里干得都是农活，就是种菜。人家说，你种菜也能种得立功？种菜真能种立功。看你怎么看待这份工作了，态度端正了，工作有了热情，有了激情，种菜也能种出成绩来。辣子、茄子、白菜、土豆、萝卜……也就这么些菜了吧，那时候也没有多少的品种和花样。但我在工作中肯动脑子，舍得下力气。我种的菜比别人的产量都高，个大、水灵、漂亮！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用心了，用最笨的办法。从翻地、下种、施肥、浇水到后期的护理，不偷懒，不耍滑。人骗地皮，地皮骗肚皮。这是肯定的事。菜收了后，我地里的菜，在产量上不比别人多出太多，可就是经吃。别的班的菜都吃完了，我库房里还多着呢。放开了吃，从来也没克扣战士的配给。就是比别人种的菜经吃。你问啥诀窍，其实也没啥诀窍。我就是每天临睡前，都要有计划地把库里的菜挪挪地方，挑拣挑拣，好让它们透透风，菜坏起来，传染性很大的，不及时挑拣出来，一坏一大片，看着很心疼人。根据各种蔬菜的储存时间和条件，和厨房的炊事兵及时通气。搭配、调剂着供应，拣不好储存的菜种先吃。其实就这么简单，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常识，也应该想得到，但未必人人都能坚持做得到。我做到了，并坚持做了，那--种菜能种出个名堂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想起了那些汇款单上名为“红兵”、“刘建军”的化名，这些化名都和部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带着鲜明的共和国色彩的名字，不仅“为支援祖国建设”曾献上过“边疆儿女的一片心”，还曾救助过很多濒临失学的花季孩子，古丽云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乾坤是在1995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有关不幸女孩古丽云的专题报道的。报道中，这个生活在四川雅安市南郊乡澄清村的9岁女孩，独自照顾双目失明的养父，因家境贫寒，女孩边上学，边干家务，生活的重担令她濒临辍学的边缘。女孩的不幸身世，深深刺疼了刘乾坤的心。刘乾坤遂以“刘建军”的名义，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100元捐寄给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小姑娘。这一捐助就是十几年，直到小姑娘长大成人后，通过邮局的工作人员多方打听到“刘建军”的联系方式后，寄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古丽云感谢了这位好心的叔叔，并表示在刘叔叔的帮助下，自己已经从困难中走了出来，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她叮嘱她的刘叔叔，“再不要给我寄钱了”。信中，古丽云还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这位好心的叔叔，亲口对他说声“谢谢您，刘叔叔”。
刘乾坤给古丽云的捐款累计达数万元。
用个夸张点的比喻，这样的捐助故事只是刘乾坤“捐助故事集”中的沧海一粟、冰山一角。说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刘乾坤刚刚涨了没几年的工资，涨了的工资也就不过2600元，相对他个人的力量来说，如此巨大的捐助力度，他是怎么承受，怎么筹划的呢？朋友就不说了，他的家人能理解、支持他的慷慨，他的慈善吗？我带着这样的疑惑向刘乾坤提出了我的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刘乾坤说：“早些年和这些年，工资涨和没涨，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前些年工资低的时候，我也是仅保留最低的生活费后，剩余的工资就全都捐了出去。这些年，工资涨了，我用于捐款的数额也相应地提高了。我还是保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有时候我会把工资全部地捐助出去。你别怕，我能生活。现在咱们边疆地区的公务人员不是可以享受一份政府关怀的‘阳光津贴’吗？900来块钱，就这做我的生活费都用不完。我不讲究穿戴，不吸烟不喝酒，吃饭能吃饱，不饿肚子就行。还有，有时候我会因为做好事得到一些相关部门或什么基金会颁发的奖金。我一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哪里用得着那么多的生活费，省下来的钱也都连同工资一起，全部捐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上头去了。别看我的生活标准控制得这么低，可还是经常会感到钱不够用。因为除了随机的一些诸如亚运会、奥运会啦，南疆改水工程啦、一些社会团体设立的基金会啦什么的，每次需要一次性投入上千元不等的捐助外，有好多细水长流的捐款项目已是我长期捐助的对象了。像用于‘黄河水利’和‘长江三峡’的捐款，我是从工程动工之日起，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头笔款子多些，都是两三千元。以后每月各捐50元，现在工资涨了，也就相应地提高了些。这是每月的工资里都要预留的一笔钱，没有断过。还有汶川地震后，我给重庆的三家学校的捐款、每月每家200元，首次是捐了一万元。还有，还有定向援助的几位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我就常常感到钱不够用。同事看我吃饭都是馒头就咸菜，都开玩笑说我是个靠克扣自己很能省钱，却攒不住钱的‘漏钱罐’。还有人叫我苦行僧。呵呵，说啥的都有……”
关于第二个问题，刘乾坤的神情显得忽然间落寞了下来。“家庭的事，我不想多谈。目前我一个人过挺好的。女儿也大了，不用我操心了。爱人嘛，离开我……也绝不是因为我做慈善的事，和这些无关。再怎么说，她们的生活也要比那些等待救助的贫困人群要强得多，（她离开我）不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