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坦陈自己有很重的名利心，但是长期以来，他能够不断反省，尽量减少自己的名利心。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名利心比较重，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有一天早晨，竟然“名心大动”，想要写一部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他希望别人说他的好话，以此获得美誉。好友陈岱云想看一下《馈贫粮》，曾国藩“以雕虫琐琐深闭固拒，不欲与之观”，“一时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种种丛集”，都是出于好名之心。一天和陈岱云去琉璃厂买纸，看到好纸，与人争买，“若争名争利”。给人写信，信中多夸赞之词、亲昵之语，是好名利之心在作怪。
对于名利的反省，曾国藩是很苛严的，认为“为人好名，可耻！”他分析自己“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认为自己好名之心很重、很深，告诫自己“此心断不可有”，反省“何时能拔此根株”？这种反省，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极其有价值与有意义的事情，他在朝野树立了很好的声誉，后来建功立业，常常恐惧于“位太高，权太重，名太盛”，对于朝廷的重任几次三番推辞，攻下金陵后立即遣散湘军，要曾国荃回家养病，就是这种修养的结果。
树立融和性格形象
1857年到1858年春夏，曾国藩进行了他领导生涯极其重要的反省。这次反省的重点是对其强毅性格的改善。这次反省，标志着曾国藩作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的真正成熟。
曾国藩的性格属于倔强、强毅一类。他说：
至于倔强，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干，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在倔强。若能去忿欲，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曾国藩认为，倔强是做人不可少的，不管是做文章，还是建功立业。这是儒者所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易》倡导与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与倔强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自强不息，就要有倔强的性格；只有倔强的人才会自强不息。然而，倔强必须铲除忿欲之气。忿欲就是肝火太旺，容易动怒发火。保持强毅之气，根本的是要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趋炎附势、“不以忠孝之地用意气，不以朴拙之人讲权术”。“用意气”、“讲权术”都是官场必不开可少的，而曾国藩一直以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所以在江西的时候他就处处碰壁。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
他认为，担任天下大事的人，必须依靠“气”，“气”郁积在心中特别厚，就是倔强的极致，换言之就是倔强过了一定的度，其结果愤激之情就会产生。这里的“气”主要是指正气，引申为正义、正道。一个为国家担当大任的领导者浑身必须充盈正气，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文天祥《正气歌》里的正气。有这种“气”的领导者，性格倔强刚毅，勇于任事；不计个人得失，勇往直前；不顾他人感受，只为把事情做好。“正气”需要导引，或者说，需要排放。领导者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承担与戮力完成。倘若只有充盈了正气的领导者一个人在那里呐喊、搏击，其他人站在岸上看把戏，也是徒劳。这样的结果是正义的事业不能顺利开展，圆满完成，领导者心中就会郁积特别厚的气，因为无处疏导，转而变为“愤激”。
1854年12月到1857年3月，这是曾国藩性格在残酷的现实中得到煎熬、锤炼的阶段。他满心希望“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之大志。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同心协力致力于剿灭太平天国的大计之中。因此在行事上，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讲究策略，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与江西官场矛盾极深。曾国藩的这种倔强性格导致了他与江西官场的决裂，做什么事都不顺手。“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诸事不顺，正气得不到伸张，事业一筹莫展，恰好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一万多湖湘子弟丢在江西，自己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回家奔丧，咸丰给了他三个月假，假满后曾国藩继续请求终制，引起舆论哗然。
在家的日子，曾国藩才开始细细地反省自己，特别是在性格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反省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过去所遵循的性格、处事原则是正确的，符合道义的，自己所担任的事业是正义的、道义的，为什么反而得不到支持、理解与同情呢？这让他会怀疑自己的为人原则。另一方面，他要改变自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这就好比要把一根笔直的树压弯一样，是很困难的，有时树没有弯曲却折断也是很有可能的。向世俗、流俗低头屈服，甚至成为其中一员，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
后来三河战役，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咸丰八年(1858)十—月，他在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开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同年十二月初三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反省的日子里，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要他改变性格。
反省也是很有效果的。通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者所推崇的信条，曾国藩看到，要善其身则不可以兼善天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放弃个人性格所固守的外方，而改为外圆。他在后来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在这里剖析自己，谈到一个“悔”字，悔，不仅仅是后悔，更主要的是“后醒”，即反思、反省。领导者也是人，是人，性格就会有缺陷；有缺陷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反省、改悔。曾国藩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善于反省，更善于改正与完善。过去他自认为是“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点，自以为是。这样的毛病其实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独有，凡事性格倔强的人都是这样；也不是作为领导者的曾国藩独有，所有性格强硬、担任一定要职的领导者都有。不遇到挫折，不碰到南墙，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缺陷。通过反省，曾国藩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能够看到人的长处，所以他说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反省之后，曾国藩稍微改变了自己的性格，虽然自强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也不需要改变，但是使用自强的方法改变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外方内方”，而是修正为“内方外圆”，即讲究圆融的领导术了。
圆融的领导术，并不是“众人皆醉”我亦“醉”，不是“同流合污”，而是能够“藏垢纳污”，以前看不惯的，现在看得惯；以前看了很反感的，现在看了不反感；以前自己不屑于做的，现在自己也做一些。过去他在京城里为官，对于京城达官贵人的为人处事，优容养望，与处于下位的人混熟和同，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认为那是肮脏的，“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因此曾国藩常常是痛苦的。反省后，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处事方式上，找到了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方法。
余此次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所以当咸丰下旨要他出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立即从湘乡出发，出发后一路给各个方面的人写信，报告自己出山的消息与行程。并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这种风格，因此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理解，他的事业也更加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