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里，曾国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规划全局”，一个是“讲求实际”。这两个概念和前面引用的曾国藩的话中所说到的两个概念——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是一致的。规划全局对应规模远大；讲求实际对应综理密微。对于综理密微或者说讲求实际，在这段文字里，曾国藩阐述很清楚，那就是“得尺得寸之计”，“虑欲细而功欲精，虽小事而不妨屡试。”领导者思考大事、决策大的方针政策、确定大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缜密思考，事情的各个方面、各个步骤、各个细节都要想到，不可忽视。如果事先没有想到，等到要做的时候再去思考，那么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所以做事情“多算则胜，好谋则成”。算就是计划、思考、分析、综合。在曾国藩一生中，因为失算而导致失败的事情也是有的。靖港之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讲求实际”，按照曾国藩的看法，应该从三个方面抓起：一是积极的行动，要一点一滴去做；二是思考要细，即使是小事也要多多的试验，多多思考；三是审度全局，对全局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我们重点来分析1861年安庆战役结束后，曾国藩的战略取向与部署问题。在这个重要的战略转移问题上，曾国藩真正做到了“虑欲细而功欲精”。
1861年农历八月初一，被曾国荃、李续宾等率领的湘军围困两年之久的安庆守军弹尽粮绝，城池被曾国荃部攻破，省城得到恢复。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湘军控制了长江的战略要地，万里长江从此易手，太平军失去这一战略要地，军事形势发生逆转，湘军迅速向东推进，北面多隆阿攻陷了舒城、桐城、六安，逼近庐州；中路曾国荃攻破无为州、漕运等地；水军进入芜湖；南面也保持了良好的进攻态势。湘军总体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而太平军转入战略防守阶段。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下一阶段的作战怎么办？
对于整个战争来说，阶段性的作战计划，相对来说属于局部的作战部署。安庆攻克后，湘军下一个目标自然是金陵。当曾国荃推进到漕运、杨岳斌推进到芜湖的时候，湘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进逼金陵，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曾国藩停下了进攻的步伐，控制了前进的速度。这样做，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特别是那些在安庆胜利后对速胜充满激情的人，更是不可理解。有人提出：不乘机做大做强，更待何时？曾国藩则不是这么想的；他停下来，仔细审度时局，分析敌我态势，进一步做好下阶段的进攻准备。他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进攻金陵是一个大的目标，而具体如何进攻则是下手功夫，属于“小”的范畴。曾国藩停下进攻的步伐，其用意就在于停下来思考“小处下手”，做好、做细“粗浅纤悉”、“ 铢积寸累”等工作。他说：
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充分强调了做好细致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做好现阶段进攻上，曾国藩必须考虑周全。
一是军队配置与粮草供应问题。当时，曾国藩想调李续宜到安徽来指挥作战，但是这一调动引来一个麻烦，即使湖北不愿意。李军一直是由湖北供应军需饷项，现在要调他去安徽，湖北又不像再供应粮草之意。这个问题，曾国藩在1861年12月10日复陈鼐（字作梅）信中说得很清楚。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鄙意湘军有大功德于鄂，希师虽移抚皖，而湘军仍食鄂之口粮，希公仍管鄂之军事：不特管舒、桐、英、霍一路，并须北管襄、樊，西管宜、施，南管崇、通等处。鄂饷无论旺歉，先尽湘军，一如昔年润帅所以待希部之法，庶几有益于皖，无损于鄂。今来示谓上游隐存畛域，本省支拙，难济邻封云云，自必确有所见。果尔，则希一出疆，湘军必馁，鄂事必坏。
当时安徽全境溃烂，“惟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鲍军在南岸经行东流、贵池，亦复如是。”千里无人烟，白骨露于野，那里还可以供应几千人的饷项粮草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问题解决不了，曾国藩只好停下来。同时曾国荃部只有一万多人，分守几个城市，出现了当年李续宾分兵镇守数处，造成兵力单薄才有三河之败的前兆现象，“惟新复地方在紧要，分守之处太多，更无游兵可以驰剿他处”。历史不能重演，所以曾国藩停下来，派曾国荃回湖南募勇。
二是虽然湘军攻下了安庆，但是太平军的战斗力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削弱，浙江、江苏以及安徽的大部分地区，还牢牢控制在太平军的手中，特别是1861年冬天，太平军攻破并占领杭州，使整个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皖南与赣北太平军进攻力量依然强大。淮河流域则有苗霈霖伺机兴风作乱，陈玉英坚守庐州，对加强金陵的外围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捻军流动作战，对北方京城是一大威胁，对南方也起到了掣肘的作用。特别是上海，也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由西往东的道路上，处处有太平军的防守，形势对于清军来说是不乐观的。所以曾国藩只能继续其“顾江保皖，先务根本之区；取越收吴，再图恢复之策”的策略。
三是季节问题，正处于冬季，长江水位下降，不利于船队进攻。
做强自己
“综理密微”重在做强自己。做强自己，就是要做好自身的基础性工作。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只有做好了基础性工作，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支军队，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工作，是领导者必须时刻重视、切实把握，不能放松的。曾国藩治理军队，讲究综理，入手功夫在哪里呢？
1857年，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
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
这里，他把置办武器作为综理的重要内容。武器是军队的生命，是军队胜败的物质力量。因此对于器械的保管、维修、采办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切实抓好，抓到位。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领导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改善工作条件。良好的工作条件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强自身，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障。基于这个认识，当1857年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时候，曾国藩对他弟弟的基本要求就是“整顿营务”。他说：
弟此刻到营，宜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尚有欲速之念。此时自之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
自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与清朝经制兵相比，湘军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互相求援。一支部队遇到困难、遇到危险，另一支部队要坚决支援。这是湘军的制度、纪律；但是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认为依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认为要想取得胜利还是要靠自己。他曾经对善于打野战的鲍超说：“凡他处调来之营，皆不甚可靠，总宜专靠自己。”有两个原因，一是未必能战，特别是新调来的队伍，对当时的形势未必清楚，对敌人的特点未必掌握，因此未必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二是未必真心支援。湘军中也发生过吴翔冈、唐桂生不支援友邻部队的事情。
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整顿营务是基本功夫。整顿营务的内容很多，除了上述所说的改善条件，还包括军队安营扎寨、平时的训练、思想教育、培养精锐等等。
磨刀不误砍柴工。曾国藩极其注重军队的平时训练。训练的过程实际是培养熟练、优秀员工的过程，是培养精锐的过程。现代企业注重员工的培训，意义也在这里。对于训练的重视，曾国藩提到很高的位置。没有训练的军队，不容许他们守城，更不许上第一线作战。他在写给李昭庆的信中要求：
至北岸之事，不敢遽求速效，各城守具，皆当预为持久之计。兹再解子药各五千斤，火绳五千盘，专送尊处。望与各营哨再三讲求，无事时总以操演为要，切不可一刻抛荒。操演如窗下作文，打仗如场中应试，窗下十分本领，场中不过做出五六分。若窗下全无功夫，临场断难侥幸。任凭近城贼氛如何猖獗，苟非直逼城下，操演尚不可间断。操演之法，《劝诫浅语》中虽只数句，却尚切要。
李昭庆是李鸿章的弟弟。曾国藩这封信重点是军队训练的问题。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工夫比诗内工夫更为重要。治理军队也是一样，打仗就像入场作文，作文快不快、质量高不高，完全靠平时的积累，也就是窗下学习的工夫。窗下学习就是平时的训练。平时基础性工作做得好，临上阵才能有好的表现。按照他的要求，即使敌人逼近城墙，也不可放松训练。真的做到了这种工夫，什么敌人也就不怕了。
做强自己，必须培养精锐。曾国藩认为，军队“不贵多而在精”。他的队伍是经过左选右选、反复淘汰才组成的。在衡阳时，他想组织亲兵营，看中了他的一个朋友招募的500宝庆兵，可是朋友给他的却不是最优秀的宝庆兵，结果他在500人中只挑选了100多人。由此可见，他对“精”的重视。
曾国藩统帅并供应粮饷的湘军最多时达到10万人，但是真正精锐、能打硬仗、打狠仗、打大仗，可以作为依靠的并不多。在镇压太平军时，主力是吉字营，曾国荃统领。这是一支非常能战的军队。曾国荃手下有四虎，包括李臣典、张胜禄、程学启、刘峙衡，他们作战不顾生死，取得了吉安、安庆、金陵等重大战役的胜利。1864年6月16日李臣典在太平门安放炸药，炸开城墙二十余丈，各营官身先士卒，直冲缺口蜂拥而入，锐不可当。这时城上太平军从城上倾倒燃烧的火药，烧死不少湘勇，但是火药并没有阻止湘军的进攻，金陵城终于被湘军攻破。这样的精锐体现了曾国藩一贯求精的领导术。他说：
军营虽以人多为贵，而有时亦以人多为累。凡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三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丽。今吉安各营，以余意揆之，自应以吉中营及老湘胡、朱等营为根株，为柱梁。此外，如长和，如湘后，如三宝，虽素称劲旅，不能不侪之于枝叶椽瓦之列。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椽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椽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
这里他分析了人多的危害，强调了人少而精的重要。他认为一支军队有根株、有柱梁，有枝叶、有椽瓦。根株、柱梁最重要，有了他们，枝叶、椽瓦才能立得住。湘军解散的时候，曾国藩唯独留下老湘营参加剿捻，当时由刘松山统带，在剿捻战场上，无往不胜，以致后来左宗棠征西，收复新疆，使用的还是这支部队。曾国藩看中的正是它的“根株”、“梁柱”作用。
一个组织，一般由很多部门组成。很多部门中，真正核心的、关键的部门只有一两个，是领导者所要重点培养、打造的。倘若搞“平均主义”，大家一样对待，就会产生“内耗”，削弱核心部门的战斗力。水浒108将宋江为什么要给他们排座次？道理就在这里，必须突出最优秀、最重要、最关键的人才。朱贵虽然进入梁山最早，但是倘若按照先入庙就是大师兄的老制度将他排在前十名，那么后面的人都会不服气，水浒就会乱了套。所以高明的领导者，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正确划分组织内各个部门的职能，强化核心、关键部门的功能与地位，确保他们在工作、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