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事之变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变化发展的局势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需要众多的人一同投身其中，因此需要分权。分权意味着有了分担责任的人，自己就会轻松；不分权，一个人担当大事，就需要很多功夫。同时分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人心的作用。“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是。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提高营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危险之际” 士卒“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的问题，形成同进同退的良好局面。淮军的创建，使曾国藩摆脱了常规的领导方式、指挥方式，摆脱了来自清廷的猜疑、掣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能够一心一意谋划围剿金陵的战略性决策。李鸿章到上海后，参照外国兵制，进一步改造淮军，增强了战斗力，成为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主力，取得了赫赫战功，完成了由东面对金陵实施大包围的战略意图。
分权，最难做到，也是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分给什么样的人，分给多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深刻懂得“任人则逸，独任则功”的道理，极力主张“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一生致力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安排在众多关键性的岗位上，并且给予他们权力，对他们的决策不干预、不遥制。他的做法是逐渐将水路军事指挥权分给所属军官，自己不亲自指挥作战；将筹饷的权力交给各地，在湖南设立了东征局，在江西、江苏、广东等都设置筹饷机构，由朝廷委派人员负责；大量起用地方官吏，确保遭到战争破坏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转。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启用，分散了权力，凝聚了力量，完成了他“内圣外王”之鹄志。
商量术
集思广益，重要的是在于广集思上，即如何广泛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为领导者所使用。这一问题上，曾国藩极其推崇王鑫的做法。两人虽然有矛盾，但是在吸收对方有意义、有价值的长处上，曾国藩并不因为与它们有不同的政见而摈弃、拒绝。
王鑫有一套集中众人智慧的做法，非常民主，值得学习。对于王的做法，曾国藩是这样记载的：
昔王璞山鑫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愚，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馀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居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王璞山的做法就是召开战前会议，研究作战方案。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民主性质的集思广益的做法。注重实事求是，研究时每人发给地图，按图索骥，思考作战方案，这个时候，每一个参战或未参战的领导者都成为指挥官、决策者，都要积极思考。非常注重民主，尊敬大家的意见，所有与会人员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等他们发言完毕以后，主帅才作最后的总结，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得到了发挥。战后总结，对那些战前思考不准确的人给予惩罚，这比给那些思考正确的人给予表扬的意义价值还要大。注重平时的讲求，这样所有的将领都会养成一种积极思考的习惯，像张运兰、刘松山以及后来的刘锦堂都是在这种浓厚的集思众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不仅推崇王鑫的这一做法，事实上，在领导实践上，他也是坚持发挥追随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聪明才智的。作为一名统帅，他喜欢“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每当决策，即和人反复商量，讨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筹谋应对之策，形成了他的商量式领导术。
曾国藩决策往往正确、准确、科学，这与他善于和众将商量，听取追随者的建议是分不开的。很多重要的决策出台，都是集思广益商量的结果。比如，1854年9月进攻武汉，他就召开了金口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罗泽南、塔齐布等。会上，罗泽南拿出一张武汉地图，对着地图提出自己的战略思考。他建议曾国藩派两路进攻，一路攻打洪山，一路攻打花园。这两个地方，是太平军坚守的重点，也是夺取武汉的重要通道。攻破了这两个地方，武汉就将成为囊中之物。曾国藩稍微改进后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形成了陆路两支攻打洪山、花园，水路一支沿长江进攻的科学决策。按照这一决策，短短3天时间，就收复了武汉。1860年3月，江南大营被踏平之后，湘军主要将领，包括左宗棠、胡林翼等云集宿松商量“东南大局，图所以补救之法”，以及湘军今后的发展大计，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之后，苏州、常州失守，朝廷命令曾国藩撤掉安庆、桐城的包围，支援苏常。撤围还是不撤围？曾国藩反复和李次青、李续宜、李鸿章等商量一个上午，最后李鸿章“数言而决”，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坚决拒绝了朝廷要他撤围的指令。
为了确定一件事，曾国藩与别人商量，有时因为意见不同，往往相持不下，而一旦形成决策，坚决执行。小池驿战役，是他和胡林翼共同商量、一同指挥的。两人在决策上，书信往返商量，敲定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前线指挥员的人选问题上，胡林翼提出由多隆阿担任，曾国藩有不同意见，认为他与鲍超等人不和，难以担当，予以否定，两人往返讨论了20多天。最后，决定形成后，他即坚决支持多隆阿，全力配合，打好了这一仗。
曾国藩商量式领导术，有三个特点：
第一，始终把商量摆在重要的位置。一个优秀的、卓越的领导，总是善于发挥追随者的智慧，以取得决策的最佳效果。作为一个统帅，曾国藩从不独断专行，始终做到与同级、下级、幕僚、地方乡绅商量。商量的范围，既有重大问题、重大决策，也有具体问题、具体事件；有决策的制定，也有决策的执行；有军事、吏事；也有行政、地方事务；对那些事关全局、事关百姓利益，以及自己不熟悉与敏感的新思路、新办法，更是反复商量，谨慎不苟。1859年，湘军已基本上控制了江西局面，建立了稳固的“两湖”（湖南、湖北）根据地，战略形势到了一个拐点。然而这年夏天，朝廷命令曾国藩西赴蜀。曾国藩利用西进机会，到湖北与胡林翼、官文等会商。通过会商，形成了进兵皖南的统一认识。以后的作战，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次的商议开展的。
第二，尊重追随者的主体地位。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忽视追随者的这种主体地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追随者。曾国藩采用商量的方式开展领导工作，突出追随者，尊重追随者，充分发挥了追随者的主体作用。他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敌情的思路、当地乡绅的看法，以及与幕府商量的结果，提供给下级或者同级，要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作出决定。这样做，既坚定了下级的决心，拓宽了其视野，启发了其思路；也激发了追随者的思考力、创造力，能够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实施决策。1862年5月初，曾国荃率不足2万湘军渡过长江，进扎雨花台，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对追随者主体地位的尊重。兵进金陵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曾国藩反复给曾国荃写信，就路线、条件、兵力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坦然承认“此等大局，余亦不敢自是。”要求曾国荃 “自行审查机势”、“自行斟酌”。曾国荃根据当时的实际，毅然孤军深入，屯兵坚城之下，像一棵钉子死死钉在敌人的心脏，改变了整个战局形势。
第三，注重平等对待追随者的商量方式。商量式领导艺术注重民主、平等，是一种和谐的领导艺术。追随者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哪怕是不正确的观点、办法，也可以表露，不会受到讽刺嘲笑。在商量上，曾国藩总是态度谦虚而诚恳，口气柔和而婉曲，让人感觉舒畅、平等。曾国藩与胡林翼、李鸿章是亲密无间的战友，特别是李鸿章，是曾国藩一手栽培出来的，曾李两家亲如一家。在和他们商量事情上，曾国藩态度非常的诚恳，常用“是否”、“请裁示”、“祈酌之”、“务恳”、“求”等词语，表达自己的诚意；同时不卑不亢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以期得到认同、支持与帮助。对待自己管理的统领、营官、厘官以及地方官，曾国藩与他们商量事情时，态度也是非常的谦和中允，没有架子。他这样做，让人觉得不是统帅在做指示，而是和朋友谈建议、体会、看法。有一段时间，曾国藩对萧辅丞带六千兵不满，认为他才力不够，不能带那么多兵。在处理上，他却只给彭雪琴写信，写明自己对萧能力的看法与担心，希望彭“早为之计”，“免其竭蹶”，不强行决断。
充分发挥众人的智慧、才华，而不依赖单个人的能力，这是取得伟大事业成功的关键，也是曾国藩坚持商量式领导艺术的内驱力。早期曾国藩以乡绅的身份组建团练，处于“客”的地位，各方面依赖别人。与追随者的关系是松散的，甚至是朋友似的，很多的追随者是他或者通过他的亲朋请来的，自然在领导上，就不能简单命令。湘军和经制兵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湘军结构松散、依靠领导者的影响力；而经制兵则依赖军队的结构体系、制度来维系。而且湘军的许多将领是知识分子，是乡绅，他们参加军队之前就有产业、有社会地位、需要得到别人的尊敬与信任。商量式领导艺术正好适合这一组织结构，可以很好的发挥众人的智慧与才华、调动大家的主观愿望与积极性。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弥补了自身的不足。1858年前曾国藩性格过于倔强、执着，建功立业的志向过于强烈，导致与江西官场的矛盾、军事上的急躁冒进，靖港、九江之败，就是典型事例。
商量就是取人之长，克己之短，就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友、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二是发挥了追随者的主观能动性。曾国藩以平易近人的商量式领导艺术激发了追随者谋事的热情、干事的激情。曾国藩的书信，有不少是就某些问题和追随者共同探讨的，追随者的来信为他提供某些方面的情况，阐述自己的想法，为曾国藩决策提供了参考，使他能够从多方面思考问题，决策问题。他善于引导下级主动想问题、出主意。
在剿捻时，曾国藩多次和刘铭传等将领商议策略，刘铭传建议防守贾鲁河与沙河。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河防策略，控制了捻军“飘忽不定”的马蹄。商量式领导艺术给追随者以较大的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空间。军事上，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上海、曾国荃在金陵，行政上，沈葆桢在江西、袁午桥、乔松年在安徽，都能够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三是有利于下级脱颖而出。商量式领导艺术，允许追随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此，追随者必须观察形势、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必须站在领导者的立场、角度，设身处地明辨是非、运筹帷幄、作出决定；这样能力就得到全面提高，一旦有机会独立行政，就可以崭露才华、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