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要有外交，唯一的出路是自强。这是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力的根本点。他的日记、通信、奏折、批牍，处处可见“自立”、“自强”、“徐图自强”、“中华自强”等振奋人气的词语。他认为“自古善驭外国”“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安庆军械所研制了第一艄小火轮，曾国藩赞叹为：“中华自强，或基于此。”李鸿章创办上海、金陵制造局制造船炮，曾国藩由衷感叹：“为中国自强之本，”制造出枪炮，“显以定中国人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涂宗瀛、冯燈光、郑藻如等人办理外交公文准确精深，曾国藩认为 “苟人人从此讲求，则中华有自强之本，海内亦多有用之才。”
曾国藩所谋求的自强是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他强调自强必须“规划大局，可大可久之计”。“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二十年里，国家一心一意走自强之路，办自强之事，“虽百变而不改初谋”， 以“收远大之效”。注重行动，讲求实际，做扎实功夫。“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语不可矜张”，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致力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船造炮，推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与发展；致力于引进西方智慧，开办翻译馆、派遣留学生，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洋留学学习的先河；致力于强军御侮，规划与启动中国沿海防务，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他勤奋修为，讲求人才，为自强殚精竭虑。曾国藩开启了一种新的风尚，革新了满族弓箭立国的传统，国家逐步走向自强更新之路。
主张师夷智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对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长期以来，中国人视之“奇技淫巧”。改变这一传统观念是魏源。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主张“以守为战”，编纂了《海国图志》。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视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指出 “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中国要有效地制夷，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长技”。长技主要是指当时欧美各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到了19世纪50年代，曾国藩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与魏源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要求更加迫切，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与清朝的高级官员，开始思考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问题。曾国藩立足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思想。他指出：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师夷智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继承了魏源等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为清朝进步思想家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
与19世纪40年代思想家们不同的是，曾国藩在提出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经世致用，讲求实际，讲求落实。他指出：
至于讲求实际，则下手工夫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语不可矜张。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
制器包括制造轮船与火器，学技则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上升到知识、管理等理论层面。他认为：
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而又证之以图，申之以书。中国学外国之机，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使明其迹，继探其意，即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
当时中国与西方沟通最困难的是语言，碍于语言的问题，中国人了解欧美显得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主张将翻译作为讲求实际的下手功夫，作为中国学习外国的“第一要义”。为落实这一主张，他在湘军收复金陵后，就在金陵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打下了基础。他对当时推荐西方著作与成果极其关注与高兴。涂宗赢想编辑《中西合璧字汇》一书，他认为这是“当今至要之关键”，“书成之后，实为治国闻者所必资，亦奇观也。”在南京，他专门请人制造了地球仪，并请子舸作《地球图说》，“借以为防御外洋之具”。
师夷智关键是人才。他广泛搜罗各种人才，“鄙意亦欲多访才智之士精于天文、地理者，萃于机器局中。”“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治乎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守者次之，广为储才，以备缓急之用。”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进入金陵翻译馆与上海机器制造翻译局。在学习西方技术方面，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在学习方法上的创新之举，实行颇有特色的“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有力推进了“师夷技”的进程。在学习上，主要有三个措施：
一是走出去主动学习。当时有一些外国人来中国，他认为正好请他们来传授。请不到，就主动走出去求学。“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矣”。他认为：
有心学习，人不在多。人多而聚学，则学者徒增重饷，教者徒侵兵炳。人少而窃学，则一人可教什百，十人可衍千万。巫臣霸吴，其始不过一人教射御之事。吴人破越，其始不过一人学洴澼之方。
1862年李鸿章带领淮军进驻上海后，立即着手准备这件工作。当时朝廷也要求他派人学习，他认为学习的人不一定要很多，关键是精。一部分人先学习，学成之后，回来做教士，传授给其他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成千上万的人才就会培养出来了。
近闻抚臣李鸿章已派张遇春之勇随英国兵头教习炸炮，刘铭传之勇随法国兵头教习洋枪。如果步武枪炮一一习熟，臣当亟商李鸿章派员来皖转教臣军。
中国早期学习西方国家军队训练方法，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学到的。
在派人学习上，曾国藩一个最重要的举措是开创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先河。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在容闳的影响下，思考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问题。他制定了留学生章程，联合李鸿章等人上奏朝廷。1872年，清政府批准了留学生章程，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史称“幼童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四批120人。
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其目的“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并且期望从中产生“瑰异”人才。这些学子回国后，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成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成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他们在许多领域接替了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著名翻译家严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二是请进来学习。1862年，中国第一个私费留学归国的广东人容闳来到安庆，与曾国藩畅谈欧美事务以及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事宜，曾国藩很受启发，并且接受了容闳的建议。他说：
容春浦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如湘常、澧，鄂之荆、襄，滨江不乏善地，此间如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辈，内地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如须赉多金以往，请即谋之少荃，虽数万金不宜吝也。其善造洋火铅冒者，尤以多募为要。
通过与容闳的探讨，曾国藩认识到了创办工业的广阔前景。认为只要引进的外国人才多，就可以在湘潭等内地偏僻的地方办厂。受这一前景的鼓舞，他随即准备了几万两银子，派遣容闳出国购机械，招徕智巧洋人。容闳不辱使命，带回了机械与外国人才。容闳招来的外国技师与购买的机械安排在江南制造局，为其建设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是注重自己培养人才。中国自强，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人才的缺乏，亟需培养。他在回复陈兰彬的信中指出：
前函所示之招生，现已饬住威靖轮船，并拟挑选数人，从其在船学习测海量天诸技。此后即当随时课其所学，庶可渐推广。阁下与彤云前苦船主难于访求，鄙意须就中材而教诱之。今鲜现成之伟人，大洋亦鲜现成之船主。择其资质相近者，教以良师，需以岁月，或有成效。
他的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主张自己培养人才。学员的选择上，不一定是资质很高的，中等资质就可以，但要配备好的老师，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能追求速效。曾国藩所要求培养的人才，主要是实用型的人才，包括当时最需要的轮船上的各种人才。这种实用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对推动当时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为培养人才，洋务派开设了几所学校，主要是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90年，单为海军就培养了1300多名水兵、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学校的创办与学生的培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