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改过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于心，而后从谏如流，非可随声附和。——清·袁枚
宋理宗（1205—1264年），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他的前任宋宁宗死后，宰相史弥远矫诏废太子赵竑，立贵诚，即为宋理宗。
绍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病故，理宗旋即改元为端平。在沉默了近十年之后，理宗终于开始亲政了。史弥远专政25年，南宋“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难为功”。面对南宋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理宗决心整顿朝政，改变南宋日渐衰落的颓势，于是就有了“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首要的内容就是罢免史党。理宗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监察御史，将台谏的任免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他们对史党的弹劾流放了时称“三凶”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袁韶、赵善湘等史党也遭罢免，被史弥远排斥于朝廷之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则被理宗召入朝内。这一举措深得民心，真德秀入朝时百姓自发夹道欢迎，这一情景让人联想起北宋元丰年间司马光入朝时的往事。
冗官是一直困扰两宋的问题之一，在朝内往往是多个候补官员等待一个官缺，国家要拿出钱去养那些闲官。而这些候补官员为了能尽快得到任用往往会去行贿，从而造成吏治败坏。因此理宗通过控制取士人数和严格升迁制度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从端平元年开始，平均每次科考的取士人数为450人，而在此之前，平均每次考试的取士人数达600人。在严格升迁制度方面，理宗规定无论朝官还是在外官都不得徇私举荐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官员不能入朝做郎官，已经当上郎官的必须外放，补上州县这一任。理宗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冗余的问题，但由于改革力度不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还是治标不治本。
理学作为正统官学的面貌出现正是从理宗一朝开始的。为了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两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纷纷入祀孔庙。理宗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他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到了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最终排定了两宋入祀孔庙的名单，他们是：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这份名单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正式宣告确立。
在抬高理学大师的同时，理宗还开始重用理学之士。真德秀、魏了翁入朝就是这一举措的表现。真德秀和魏了翁不但是当时的理学领袖，也是有出色政绩的地方官，召他们入朝并不是单纯为了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同时还希望在他们的主导下能改善南宋混乱的财政状况。
理宗亲政时面临物价飞涨的问题，当时交子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贬值严重。南宋朝廷在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严厉打击伪币的同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在物价整顿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使南宋军费开支上升，端平末年又逢特大灾荒，南宋不得不大量发行交子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经受了一系列打击，南宋的经济整顿计划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连连受挫使民众大为失望，当时有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若欲百物贱，直待真值院。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平心而论，这首民谣把矛头对准真德秀是不对的。因为真德秀在升任参知政事后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他一同入朝的魏了翁也屡遭排挤，而自求罢归故里。
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局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它革除了史弥远专政时期的一些积弊，对稳定南宋政局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由于南宋早已病入膏肓，并不是简单的改革能挽救得了的。更化唯一成功的就是尊崇理学，其他改革措施或失败或流于表面，均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故事感悟
端平更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对于时事的改革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虽然端平更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种观念还是很受后世推崇，应该更加客观地予以表扬和发扬下去。
史海撷英
荐引诸贤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引起了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愤慨。然而理学人士刘爚，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就向史弥远提出“荐引诸贤”，表彰朱熹为史弥远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借史弥远之力以倡导理学。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在嘉定年间，对不符合赐谥条件的理学家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特赐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提高理学派的地位，争取理学人士的拥戴。在史弥远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以后，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做傀儡，史弥远的形象因而更为丑陋。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仍继续推行扶持理学派，重用或起用理学派人士，并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的奸臣面目。
文苑拾萃
《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为宋代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四书的重要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四书章句集注》较系统地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