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九年（166年）春，平原（今河北）人黄老道徒襄楷到洛阳，连续两次向朝廷上奏折说：“过去道士宫崇献出的神书《太平经》，专讲自然五行的事，还有治国、生子的技术。但顺帝没有照做，所以没儿子……黄老道主张清静，崇尚无为，热爱生命，讨厌杀罚，减少贪欲，去除奢侈，现今皇上过分的欲望不减少，杀罚生灵太过分，曲解了道教，怎么能使国家昌盛、衍生后代呢？……老子到西天成了佛，专心修身养性，即使好女多多不屑一顾，能‘守一’到这种程度叫得道成仙。现今皇上后宫美女艳妇为天下之最，山珍海味也为天下之最，这么多的贪欲，难道是黄老道所提倡的吗？”
襄楷被召入宫，皇帝下诏由尚书省过问。襄楷听到过朝廷中宦官专权的事，就说：“过去没有宦官，到西汉武帝末年才设置宦官。”
尚书承旨听了不高兴，向皇帝参奏说：“襄楷言词违背经义，假借谈天说道表达私人意见，诬蔑皇上妄论国事，请予治罪。”
桓帝看了奏本心想：“襄楷言词虽激烈，但他讲到黄老道的深义还很不错。”于是下诏“不诛”，交司寇论判。司寇深解皇上心意，放襄楷无罪回家。
桓帝认为，民间信仰黄老道的人像襄楷这样的称得上高道了。此事增加了桓帝对黄老的祭祀诚心。延熹九年秋，桓帝将洛阳北宫濯龙园里的濯龙宫改祀老子，率文武百官到濯龙宫祭祀老子，用五彩毛毯作祭坛，纯金作法器，设置高座张以华盖，并动用皇家音乐班子祭祀天神的乐曲演奏伴唱。又在万安山皇家御花园内修建濯龙祠，塑像供奉老子。此后，全国崇拜道教的风气越来越盛。
唐玄宗的忏悔
◎过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过，可也。——宋·杨时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唐朝皇帝（712—756年在位）。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庙号“玄宗”，又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唐明皇。玄宗在位年间，是唐朝由盛变衰的关键时期。
皇帝极少有忏悔的，皇帝若忏悔，定是处境不妙，定是不得已而为之。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五月，安禄山叛变，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姊妹和身边的皇子、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陈玄礼等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仓皇西逃。
到了扶风郡，士兵们都不愿继续跟着唐玄宗逃难，散布一些不利于玄宗的流言。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这支卫队已失去控制。
恰此时，成都进贡的春綵10余万匹运到扶风。玄宗命人将春綵全部陈列于大厅，召将士们来，对他们说：“我近来年老糊涂，重用错了人，导致安禄山叛乱，不得已要远避其锋。知道你们是仓促跟随上路，来不及与父母、妻儿告别，一路跋涉，极其劳苦，我很惭愧。西去四川的路险漫长，所经郡县房屋狭小而人马众多，供给不免会发生问题。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还家。我独与儿孙、宦官前行入川也可以走到。今天与你们诀别，你们可共分这些春綵以作为路费。回到家中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请代我致意。望各自珍重。”
玄宗讲这些话时，不禁“泣下沾襟”。
将士们深为感动，都表示要坚决地始终跟着皇帝，决不敢有二心。
玄宗的这席话是较为深刻的一次忏悔。他讲到了“托任失人”，估计是指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唐玄宗在位44年，用过几名贤相，其中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其中，姚崇、宋璟最著名。但玄宗晚年醉于歌舞升平，沉溺声色，怠于政事，为奸人所乘，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
李林甫是唐朝皇族，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父亲李思诲做过扬州府参军。此人少年得志，颇为得意，讲究穿着、排场，但不学无术，勉强写得几个字，但品行不佳。他的舅父、楚国公姜皎为他活动司门郎中的官职。
李林甫虽品行坏，才能声望又低，但因靠了门第及舅父的关系而迅速攀升，直到登上宰相高位，并在任19年，固然是靠政治手腕，但他符合晚年唐玄宗的口味，是他长期受宠幸的重要原因。
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可唐玄宗认为李林甫善解人意，听话，不与他唱反调，用起来顺手。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在洛阳住长了想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向玄宗进言：现在农民收割还没有完，须等到冬天农闲方可返回。
李林甫却说：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到哪里去，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区的租赋就行了。
玄宗听后很高兴，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从这件事可看出他工于心计，善于奉迎。
李林甫每次上奏，玄宗都很满意，原来他通过宦官和妃嫔，把玄宗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他看武惠妃最受玄宗宠爱，就通过宦官传话给惠妃，说是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意思是说，愿意帮助寿王取代太子。这一招果然有效，惠妃便在暗中帮助李林甫。李很快被提拔为黄门侍郎，不久升任宰相。
李林甫掌了大权，先将谏官的嘴封住。他对谏官们说：你们不要多言多语。你们看仪仗马的遭遇，虽然给它的食料很精细，但只要一鸣叫就要被淘汰！这样，将言路堵塞，使玄宗很快由糊涂而昏聩。
在李林甫当政时代，能臣、直臣、良吏、廉吏在朝中无立足之地，而小人、奸人、贪官、酷吏得势猖狂。李林甫从固宠保位的目的出发，向玄宗进言，从今以后，节度使要用寒族、“蕃人”；因为寒族没有后台，不会结党，“蕃人”打仗勇猛。实际是害怕有文化、有名望的大臣影响和动摇他的地位。于是一批“蕃人”专任节度使，不受节制。这直接导致了安禄山的坐大和后来的安史之乱。
天宝三载（744年），玄宗对高力士说：“我近十年不出长安了，天下无事，我觉得高高在上而没什么事情，想把政事委托给林甫，怎么样？”
高力士答道：“天下大柄不能让给别人，您的威势已经在了，谁还敢再说什么！”
玄宗听了不高兴，高力士赶紧顿首请罪说：“我太狂妄了，说了狂妄的话，罪当死。”
高力士提醒唐玄宗不要太相信李林甫，不要将政柄都交给他，并且要注意唐王朝潜伏的危机，可玄宗根本不想听。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后，唐玄宗才对他有点认识。
次年二月，玄宗下令削去李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衔的除名，流放边远地区；近亲属及党羽50余人贬官。
唐玄宗用错的另一个宰相是杨国忠。他是杨贵妃的远房表兄，此人不但是酒鬼赌徒，而且胸无点墨，行为不端，举动轻躁，为族人所不齿。要说杨国忠靠“裙带关系”当上宰相，这话没错但不全面。他当宰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拍。他通过“内线”杨贵妃，清楚地掌握了玄宗的心理和嗜欲与好恶，投其所好，很快得到玄宗的宠信。
杨国忠大权在握后，先将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程序打乱了。本来选官要经过几个有关衙门和有关官员，整个过程要从春到夏几个月时间。但杨国忠撇开各有关衙门，让他的手下在他家密定名单。然后找几名官员，名为讨论名单实则走过场，一天就结束了。
杨国忠从担任御史到升任宰相，共兼40多个重要职务。他专管财政和人事，忙到每件公文签一个字都忙不过来，只得交给手下去办，导致贿赂公行。
朝中大臣没人看得起杨国忠，但不知是唐玄宗没听到朝臣们对杨的议论，还是他充耳不闻，他就是重用杨国忠。后来，杨国忠在马嵬驿被士兵杀死。
安禄山身材高大肥胖，妒忌、残忍且多智谋，擅长揣度人的心理活动。因打仗勇敢，升为平卢兵马使。安禄山靠贿赂一路升官。他重金收买朝廷派到河北的使者，每次使者回京城都赞誉安禄山。安禄山将一亲信将领安插在京城，探听朝廷的动静，并不断地向京城运送奇禽、异兽、珍宝、牛羊等，贿赂朝廷重臣。
玄宗左右的人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的好话，玄宗便相信安禄山是个人才。加上宰相李林甫因害怕儒臣以战功升任宰相，影响自己的地位，建议玄宗专用蕃将，安禄山便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又先后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
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安禄山故意不拜太子，旁人催促他下拜，他说：我是胡人，不懂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这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他代朕做你的皇帝。
安禄山说：臣愚昧，原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储君”。
玄宗觉得安禄山“痴直”得可爱，他其实是很狡黠。
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玄宗对高力士说，要把朝政托付给杨国忠，把边疆的事情托付给安禄山等边将。
高力士回答：“边将拥兵太甚，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说这话时，离安禄山反叛只有一年多。此时的唐玄宗却没重视高力士的话。
天宝十四载二月，宰相韦见素对玄宗说：“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玄宗不信。
几天后，杨国忠、韦见素向玄宗献计，将安禄山召回京城任宰相，另派贾循等三人分任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以分安禄山之势。
玄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诏书起草完却又压着不发，派一名宦官以赏赐珍果为名，暗中去考察安禄山。
这名宦官受了安禄山的大笔贿赂，回来说：“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玄宗信以为真。他自以为很高明，对杨国忠等人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当时人人都知安禄山要反，只有唐玄宗认为安禄山不会反。谁要是说安禄山要反，他就下令把此人绑送安禄山，或者直接处死。
唐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这时已败坏，府兵逃亡，留下的都是军官。连皇帝的警卫队招募的也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这时的唐王朝，西部和北部集中了精兵强将，而腹心地区则很空虚，一旦有事无兵卒可派，只能临时招募。
安禄山敢反叛朝廷，正是他看到了唐王朝强盛富庶的表象掩盖着的种种危机。安禄山占据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广大地区，厉兵秣马十年，终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发兵15万，号称20万，反于范阳。几个月后，攻下洛阳进逼长安。
◎故事感悟
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曾被迫无奈作过忏悔，承认自己用错了人。他用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位高权重、掌握国家命脉的人。他用错的权位最高的三人，就是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和将领安禄山。三人中，宠信一人，于国于民都有大害，何况还宠信了三人！等到成了流亡之君，玄宗才知“悔无所及”。这也提醒我们，不要等到有了结果之后才去反省，最好的方式就是时时刻刻反省自己。
◎史海撷英
唐朝时期佛教的发展
唐朝初年，虽然没查禁佛教，但佛教的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唐统治者对道教的提倡，使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
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宽容态度，这使佛教发展迅速。此时，全国各州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还俗的僧尼达1.2万人之多。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禁止官员和僧尼的交往等，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文苑拾萃
《唐六典》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朝制定的一部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唐六典》为唐玄宗时修订，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所记载的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六个方面，后来所设的六部即据此。《唐六典》共30卷，近30万字。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召陆坚修《六典》，亲自制定理、教、礼、政、刑、事六条为编写纲目，由丽正书院（后更名集贤院）总管此事。
中书令张说、萧嵩、张九龄等人先后主持过修订，参与修撰的有徐坚、韦述、刘郑兰、卢善经等十余人。开元二十六年成书并注释后，于次年由宰相李林甫奏呈皇帝。所以，书题为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
《唐六典》记叙了唐中央、地方各级官府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定员与品级）及其职权范围。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注文，记载有职官沿革、细则说明、附录有关诏敕文书等。正文所讲的许多官司的职掌，大多直接取自当时颁行的令、式，均是第一手资料。注文所叙职官的沿革，多取自历代典籍。
由于那些令式和典籍至今多有亡佚，所以《唐六典》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的作者都采用了《唐六典》的内容，其职官部分基本上是依据《唐六典》撰成。
最早的《唐六典》刻本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本，现已失传。现存最古刊本为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温州刊刻残本，但也仅存卷一至卷三第一页，卷三、卷七至卷十五、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共计十五卷（内有缺页），分藏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现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明代有正德十年（1515年）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两种刻本。清代有嘉庆五年（1800年）扫叶山房本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广雅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