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英
土木之变
明初对蒙古瓦剌实施“羁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开放马市，互通贸易。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派2000人来进马，诈称3000人，以冒领粮食。太监王振把瓦剌贡马价格削减，激怒瓦剌，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七月，瓦剌分四路进攻明朝，也先主力进攻大同，明军失利，传至京师，朝野震惊。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蛊惑挟持下，御驾亲征，率50万大军贸然进入大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向王振交待敌情，王振恐惧，决定班师。大同都佥事郭登进言：“取道紫荆关回京可保无事。”王振想借机使英宗幸其家，以便炫耀乡里，舍紫荆关向蔚县出发。途中王振又恐大军毁他的庄稼，行2万米又折东改道宣化，从而延误了时间。十日到宣化后，瓦剌追兵赶到，恭顺侯吴克忠及其弟战死，所部溃散。成国公朱勇率5万骑增援，在鹞儿岭遇敌伏兵，全军尽没。八月十四日英宗到达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瓦剌兵将堡团团围住，水道也被也先军占据。明军人马饥渴，都指挥终夜拒敌，敌人愈增。十五日也先佯遣使求和，王振见瓦剌兵退，下令将兵营移至近水之处。军队刚移动，也先集中劲骑四面冲来，明兵争逃，行阵溃乱，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于乱军之中，官兵死伤10万余人。
◎文苑拾萃
《小窗幽记》
《小窗幽记》为陈继儒集编的修身处世格言。陈继儒编写的书很多，如《太平清话》、《安得长者言》、《模世语》、《狂夫之言》等一批作品，而《小窗幽记》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
《小窗幽记》原来分为十二卷：“集醒”、“集情”、“集峭”、“集灵”、“集素”、“集景”、“集韵”、“集奇”、“集绮”、“集豪”、“集法”、“集倩”。现在的版本一般都将其中近似的内容相融合，分为四部分：“集醒”、“集情”、“集峭”、“集灵”，已看不出原书的体例。不管是十二部分还是四部分，对书的内容影响不大。这部书是小品中的小品，有点语录体、格言体的样子，其中精妙绝伦的语言，道眼清澈的慧解，灵性四射的意趣，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对人生的思索、处世的智慧在“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而不觉”。
廖燕倡读无字书
◎列士并学，能忠善者为师。——《晏子春秋》
廖燕（1644—1705年），初名燕生，字柴舟，曲江人，清初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文学家。因廖燕系一介布衣，既无显赫身世，又乏贤达奥援，所以生前死后均少人知。廖燕一生潦倒，在文学上却颇有成就。19岁时补为秀才，在武水西筑“二十七松堂”潜心经史，攻古文词。廖燕著述颇丰，收辑为《二十七松堂集》，共十卷，包括论、辩、说、记、序、文、尺牍、传、墓志铭、杂著、疏、书后、词、诗等，共计文370篇（含卷一自序），诗551首。其代表作是《金圣叹先生传》。廖燕多才多艺，善草书，如古木寒石，能戏曲。
“予观柴舟之为人，卓立人表，豪气不除，有不可一世之概，大抵其诗与文之凌厉激荡如其人，其不平之气固然。”朱蕖为《二十七松堂文集》作序所盛赞的柴舟，即清初思想解放、笔锋犀利的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廖燕。廖燕经历的是一条“自我另辟一天地”颇为独特的成才之路。其所以能学有成就，于清初文坛独树一帜，是和他敢于突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桎梏并善于读书分不开的。
起初，廖燕也曾入庠序为生员，“习制举有年”，不脱离封建文人以科举博取功名的传统老路。寒窗苦读一番之后，他逐渐对僵硬死板束缚头脑的八股之学感到不满，开始认识到“八股非书也，书盖文之总名而八股特其一耳”，那些以八股见售为官富贵者不乏庸腐无能之辈，如同童蒙学书，塾师规定数百字为书帖，终日描摹，日久虽能舍去字帖，“然使其书他字则又不能矣”，因而专攻八股制义“只可谓之读八股，算不得读书”。八股成名历大官、称王侯将相也无非是朝廷赏赐的爵禄，算不得是真正的功名，真正的功名应当有利国计民生，所谓“功盖天下曰功，名传万世曰名”。唯恐被八股所误，廖燕毅然“中道谢去，辞诸生，“弃八股而从事于诗古文词”。他一反世人皆以为博览群书有妨举业而终日囿于八股章句之末的做法，主张唯有博极群书方能“识天下古今之得失与夫嘉谋伟论，因而触类旁通，有以开导其聪明，而文遂不可胜用”。廖燕一旦冲出思想牢笼，广收博取，顿觉豁然开朗，进入一个崭新境界。“搦管为文于前，又无主司取舍荣辱之虑束缚于其后，惟取胸中之所得者沛然而尽抒之于文，行止自如，纵横任意”，文章草成，把杯快读，自赞自评，存留臧否，不必主司品题，“此其愉悦为何如者耶！”
如果说弃八股而博览群书是廖燕为学的一个重大转折，重视读“无字书”则是他治学成才迈上的又一个更高的台阶。书本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孙吴因善行兵而著兵书，非因多著兵书而始善行兵”，知识的源泉最终来自天地万物与社会实践，何况古人撰著的书本中往往杂有不少糟粕无用之物，因而“于古人书无所不读”的结果，有时仍觉收效不大，每有无所适从之感。“退而返之于心而有疑焉，意其别有学乎？”经过反复思考摸索，他终于另辟蹊径，寻觅到一条新的治学途径，“然后取无字书而读之。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古人尝取之不尽而尚留于天地间，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读。燕独知之，读之终身不厌”。
治学不仅限于学文，更重在学道，穷困益甚，涉世愈深，所读愈多，“然后知学之在是也”。这种以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书本的思想，正确反映了人类的认识规律。读“无字书”并非不重视书本知识，而是不为古人的书本所束缚，提倡用“无字书”衡量检验前人留下的书本，纠谬正误，去伪存真，并不断补充新知，发展创新。从此，廖燕“以经天纬地为文章，辅相裁成事业”，胸襟更为开阔，思想更加解放。既然文莫大于天地，虽圣人之六经“视此犹为蓝本”，则学者“岂惟取法于圣人、诸子，并将取法于天地”。廖燕读“无字书”的理论不啻是用宇宙万物、社会实践取代御用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他针对“讲学必讲圣贤之所以然，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之唾余而掩有之”的陋习，傲然声称自己解说《四子书》为“私谈”，以示不与程朱合流。“假纸上之陈言，诠吾胸中之妙理”，下笔立论岂肯“效学究家区区诠释字义而已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