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士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出生于名门世家。其祖父侯执蒲官至明朝太常寺卿，其父侯恂在明崇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户部尚书、总督。侯方域早有文名，因其祖父、父亲的缘故，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人。他二十一岁时赴南京应试，虽名落孙山，但结识了一批清议名士和秦淮名妓李香君。他与李香君情投意合，其爱情故事被后人撰为《桃花扇》。清军入关后，他给朋友们写信要求他们拒清，自己却折节求荣，参加了清朝举行的河南乡试，并给清总督呈上了《上三省督府剿抚议》条陈，为后人所耻笑。毛泽东称其“为清朝官府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还不如那个秦淮歌女李香君”。
【毛泽东评点侯方域】
侯方域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本来是动摇的，他还不如那个秦淮歌女李香君，后来，他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清朝官府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从动摇派走向投降派，这是他必然的归宿。现在，抗日阵营中，类似侯方域那种清谈抗战高调，骨子里要投降者，大有人在。
——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18—219页。
侯朝宗生长世族，善属文。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
【侯方域小传】
侯方域（公元1618年—1655年），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的祖父侯执蒲，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父亲侯恂在崇桢年间（公元1628—1644年）历任兵部侍郎，户部尚书、总督。两代显贵，侯家遂为商丘名门。
侯方域幼年时便跟随父亲侯恂住在北京，曾师事倪元璐、范景文，并结交了方以智、吴伟业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侯方域性格豪爽、放荡不羁，他的文章俊丽而有奇气。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十一岁的侯方域走向求仕之路，赴南京参加乡试。
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既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东南地区政治活动的中心，与首都北京政坛风云息息相关。其时，东南文社林立，其中著名的有太仓张溥主持的复社，青浦陈子龙主持的几社。它们继承了东林的精神，名曰以文会友，实则裁量人物，议论朝政，以清议自许，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舆论力量。在侯方域到南京应试的前一年，南京曾发生过驱逐阮大铖事件。阮大铖是魏忠贤的党徒。崇祯皇帝上台后，迅速铲除阉党，阮大铖只得避居南京。而阮大铖不甘寂寞，四处结交文人，招摇过市，为清议文人所不容。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由吴应箕起草、顾宪成的孙子顾杲等领衔发出《留都防乱揭》，公布了阮大铖的罪状，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侯方域到南京时，这场风波还未平息。阮大铖如过街老鼠，只得屏居敛迹，但心有未甘，暗地里仍在活动。复社的清流名士则不时高谈阔论，以阮大铖辈为谈笑之资，甚为得意。
侯方域的祖父和父亲，在政治倾向上属于东林一派，侯方域也站在了这一边。侯方域身为名家贵公子，又加上他仪表不凡，胸怀开阔，又早有文名，其名声早已享誉东南诸名流。当侯方域到达南京时，各文社都推重他，侯方域很快便加入了清仪之列。当时人把他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合称为“四公子”。侯方域此次来南京应试，结交了一大批东南名流，有的是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他们一道掀起了反对阉党余孽的政治风潮。
当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原，而南京仍是一派歌舞推降木跋蟆Ｐ矶嗝士为躲避战火，侨寓于南京，于是十里秦淮灯火不绝，歌舞之声相闻。侯方域风流倜傥，性好歌妓，到南京后，每食必以妓随。他经张溥、夏允彝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李香君不仅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而且颇有见识，可谓侠骨琴心。才子佳人，情投意合，往来甚为密切。
阮大铖与侯方域的父亲曾在北京同朝为官，与他的父亲和祖父有过来往。阮大铖便想利用过去同侯家的关系，通过侯方域向吴应箕、陈贞慧等人说项，取得他们的谅解，以图政治上东山再起。于是阮大铖暗地里指使一个姓王的门客结交侯方域，出入李香君之门，雇船买酒，殷勤侍侯，一连八日，天天如此。李香君对那姓王的颇感蹊跷，他对侯方域说：“王将军清贫，不是结客会友之人，你去问问他的来意。”经过侯方域的几次追问，姓王的方将阮大铖拟通过侯方域代为说项之意道出。侯方域对此没有作出明确反应。在一旁的李香君对侯方域说：“我小的时候通过假母认识了陈贞慧，这个人有高义，听说吴应箕也是铮铮铁骨之人。现在他们都与你友善，怎么能因为阮大铖而辜负了至交呢？并且以你家世代名望，难道还用得着巴结阮大铖？你读书万卷，见识怎能不及一青楼女子呢？”侯方域听后，满脸愧容，于是与姓王的断绝往来。阮大铖想通过侯方域疏通复社诸名士的打算成了泡影，从此对侯方域恨之入骨。
侯方域此次来南京是来参加乡试的，他交游于名士之中，留连于秦淮河畔。等乡试榜发，侯方域榜上无名，怅然若失，拟归故里。李香君置酒于桃叶渡，歌琵琶词为侯方域送行。执手相看泪眼，临行前，李香君对侯方域说了一番感人肺腑之语：“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指蔡邕）。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词所传词固妄，然曾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妄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十里长亭，终有一别，侯方域跨上兰舟，依依作别，踏上归程。后来孔尚任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为题材，写下了著名的《桃花扇》，使侯方域和李香君之名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
崇祯十三年（1640年），侯方域从南京回到河南老家。河南连年旱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而官府和官军扰民更甚于天灾，于是饥民四起。就在这一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再入河南，饥民纷纷参加农民起义，其势如星火燎原。次年，起义军连破名城，纵横驰骋于豫中、豫南，商丘成为一座危城。侯方域不得不携家眷避难南京。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河南重镇开封被困，明朝廷为解开封之围，起用侯恂为总督，督师救援开封，侯方域也从南京来到侯恂军中。这时，李自成新败左良玉等明朝援军于朱仙镇，声势浩大。而侯恂所统军队不过数万，将骄兵弱，总兵许定国拥兵自保，侯恂只得坐困于封丘，不敢渡河，解围无策，而朝廷又督责甚急。侯恂心急如焚，终日愁眉紧锁。侯方域向父亲进言，建议他整顿军纪，破除陈法，取出皇上所赐尚方宝剑，诛杀那些不听从军令的将领，特别是拥兵自重的许定国，这样可以达到树立军威、速办军务的目的。然后挥军渡河南下，不争一城一地得失，避开李自成围开封之师，收集各处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合左良玉军于襄阳，约陕西总督孙传庭犄角并进，那么开封之围不救自解。侯方域此议应该说是一策，但明朝廷根本不会允许侯恂置开封于不顾。侯恂怕侯方域在军中生事，于是命他返回南京。九月，黄河在开封决口，明军不战自退。不久，侯恂又被捕下狱，直至李自成攻破北京方才出狱。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席卷河南、湖北，左良玉率军自武昌退至九江，声言为了筹集粮饷和安顿眷属，将顺江而下至南京。这时，湖北、安徽、河南等地大批官员、士绅都避居于南京，他们早闻左良玉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为，南京城内人心浮动。此时，避居南京的阮大铖放出谣言，说侯方域与左良玉有旧，将为左良玉军的内应，企图将众人的怒火引向侯方域。侯方域惧于谗言，于是出走宜兴陈贞慧家。行前，侯方域作《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痛斥阮大铖挟私仇旧恨而嫁于人，阴毒左计一至于此。从此，侯方域与阮大铖势不两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大臣马士英等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南明小朝廷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热衷于权势斗争。史可法被排挤到扬州督师，高弘图、姜曰广等相继被罢黜。阮大铖因得到当权的马士英的赏识，东山再起。他借机想报当年之恨，于是复社等一批进步文社的骨干，有的被杀，有的被捕，有的亡命出走。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前被放外任，依违其间，被弘光朝廷定为“从贼诸臣”之一，对侯恂和侯方域严加通缉。阮大铖更是欲置侯方域于死地而后快。侯方域不得不出走扬州史可法军中，后又随高杰的部队到了河南。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南京不战而降，侯方域于这年秋天辗转回到老家河南商丘。
清军入关，铁骑南下，屠戮扬州，百姓剃发易服，这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变乱的时局使当时的人们面临着严酷的考验。侯方域的朋友中，吴应箕、夏允彝、陈子龙等起兵抗清失败而壮烈殉国；黄宗羲不顾个人安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四公子”中的方以智投入抗清斗争，最后遁入空门；冒襄和陈贞慧则终身不仕，老死林下。侯方域也曾对“江山之恨，禾黍之悲”甚为感慨，他曾写信给吴伟业说：“学士（指吴伟业）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他劝吴伟业不要出仕清朝，要以一生名节为重。然而，侯方域的行动比他的友人们大为逊色。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朝的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张存仁，因为苦于找不到对付抗清的榆园军的办法，特意召见侯方域，并几次写信询问有关策略。侯方域竟然写了《上三省督府剿抚议》的条陈，向张存仁提出了对付榆园军的十点建议，因而受到张存仁的重视，张存仁就是用侯方域之计，将抗清的榆园军平息。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侯方域又参加了河南乡试，虽然只得了个副榜，未被录取，但参加考试本身，同抗清志士们的百折不回、大儒名士们的冒死拒仕大相径庭。侯方域在当时遗民心目中的名声大减，甚至为时人所鄙弃。后来在编辑《明文类》时，有人就因政治上的原故，反对选入侯方域的文章。最后黄宗羲以宋人姚孝锡曾仕金，而元好问选其文为侯方域辩护，才使侯方域的文章得以入选。
侯方域能诗，善古文。他的文章刚健苍劲，文辞精炼，一反明代文章冗长、肤浅、柔媚、拖沓的毛病，为当时所推重，比之于唐宋八大家。后人把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称“国初三大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板桥），对侯方域的文章评价很高：“愚谓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即方以智）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即侯方域）次之。朝宗古文标新领异，指画目前，绝不受古人羁绁。然语不遒，气不深，终让百川一席。”侯方域的著作大多已经散佚，现存有《壮悔堂集》十卷，《四忆堂诗集》六卷。
【作者点评】
1942年1月8日，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侯方域说起》。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欣赏，并特意叫田家英去谈了一次话。毛泽东称赞田家英的这篇文章立论正确，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文字也是好的。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侯方域的政治本质明确点出来。
纵观侯方域其人其事，也表明了这一点。侯方域出身官宦之家，又是当时有名的清流名士，他风流倜傥，性好歌伎，流连秦准，结识名妓李香君。在明末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中，却与阮大铖门客交善，后在李香君的劝告下，才与之绝交，表现出侯方域斗争意志不够坚定，还不如秦淮歌女李香君。在国破家亡、改朝换代时期，侯方域高喊要保存名节，不事清朝。而他却参加了清朝的乡试，并为清朝镇压人民起义出谋划策，较他的朋友诸如黄宗羲、冒辟疆等大为逊色。毛泽东指出，侯方域从动摇走向投降是他的必然归宿，其语一矢中的。
毛泽东对侯方域政治本质的揭露，有其深刻的意义。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战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而对国民党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活动更趋表面化。1942年1月，国民党曾扬言要和日本单独媾和。政治家毛泽东以侯方域来讽喻当时国内存在的以蒋介石为首的清谈抗战派，揭露他们的实质：骨子里其实是投降派，以此来提醒人们认清他们的投降本质和丑恶嘴脸，不要被他们的言论所迷惑，影响长期抗战的事业。
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喜欢读史，更喜欢用史，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他总善于针对当时斗争的实际，根据革命的需要，运用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典故，或加以褒扬，或予以批评，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可谓“古为今用”的典范。毛泽东对侯方域的批评告诫我们：每逢历史处于重大转折关头，要做坚定的革命派，而不要做像侯方域那样的动摇派、投降派。（卜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