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臣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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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洋务巨擘和戎卖国(3)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的步伐,清廷陷于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的窘境,深恐俄日联合,“日为俄用”,企图对日妥协,以“联日拒俄”。清廷对待俄国的态度则日趋强硬,饬令曾纪泽与俄谈判,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恢复崇厚所放弃的边界疆土和通商权利,李鸿章担心“俄与日南北交汇,益难处置”。他权衡形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策略,联俄拒日。他建议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1882年2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厚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

1875年,中国人民打死了由缅甸非法闯入我云南边境的英国侵略分子马嘉里,并把英国侵略军赶回缅甸。马嘉里案本来是由英国人入侵云南引起的,但是大力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英国保守党狄斯累利政府,决定借题发挥,阴谋利用这一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以攫取更大的侵华利益。李鸿章明知英国此举“有悖万国公法”,其所提各项侵略要求,“大半案外之事”,但为了保全所谓“和好”,还是屈辱地接受了英国的侵略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不仅扩大了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李鸿章对于签订《烟台条约》之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地声称“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

不久,李鸿章的“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的迷梦被法国炮火粉碎,被迫卷进了中法战争的漩涡。战争一开始,李鸿章就坚持不能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的不抵抗政策。他认为:“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可退回本境”,在这种败比胜好,避战求和思想支配之下,他从抵沪暂驻到回任北洋大臣的数月中,主要与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1883年12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清廷宣战以后,李鸿章迫于形势,虽然在某些特定场合有过“中国别无办法,惟有用兵”,“万不再清说和”之类的讲话,并且也不得不作一些军事布置以搪塞清廷的命令,但实际上是抱着消极抗战,积极求和的态度,他不仅坐规福建水师被法军消灭,而且当冯子材领导的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乘胜进击时,他竟然下令前线清军停火后撤。说什么“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不久,李鸿章和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在我国西南通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而告终。

1875年日本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企图迫使朝鲜屈服,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2月26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角逐,“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他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俄,藉以保卫朝鲜,巩固中国东北边疆,但结果却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刀锋之下。

公元1894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起义军,一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清廷的态度是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正当李鸿章和清廷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之际,日本政府决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挑起战端。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故技重演,避战求和,不作任何抵抗的准备,全力以赴地搞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忙着同俄、英、德、法、美等帝国主义联系,企图乞求他们出来“主持公道”,迫使日本撤军,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当北洋舰队在黄海和日本侵略军发生海战,稍有损失时,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竟令北洋海军军舰停泊在威海卫军港内,不准出战。这既使援朝陆军陷于孤立,又把战火引进北洋沿岸。当日本把战火烧到我国领土时,李鸿章仍不准备抵抗。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自去见他,要求带领海军,去援救旅顺,不料竟挨了李鸿章的一顿臭骂,结果坐以待毙,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继《南京条约》之后的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声讨日本侵略罪行,抨击清廷和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责,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正因为这样,李鸿章入觐之后,便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李鸿章被闲置后,既为自己的洋务事业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公元1896年2月,他奉命为出使俄、英、法、德、美五国的大臣。在俄国时,他接受贿赂,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在我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等侵华特权。《中俄密约》的签订,大大加快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步伐,它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扑向中国,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1898年,清廷实行“戊戌维新”,李鸿章站在那拉氏一边,被光绪帝革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翌年十二月,他出署两广总督。

1900年夏,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廷急召李鸿章入卫。当时,兴中会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香港英国当局则阴谋策动华南“自主”。李鸿章窥探形势,一度密派幕僚与兴中会及港英当局代表接洽。7月,清廷授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他与各国协商。他到上海后仍行观望,未即北上。8月,他受命为全权大臣,与各国电商议和,并在北京陷落后,奉命“便宜行事”。10月,李鸿章抵北京,会同庆亲王奕嫉扔敫鞴使臣议和,他们遵照那拉氏意旨,卖国乞降。1901年4日,李鸿章任督办政务大臣,推行“新政”。9月,他与各国签订空前严重的《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也是清政府给自己立下的一纸卖身契,标志着中国最终确立了半殖民地统治秩序。

李鸿章以衰年而膺艰巨,忧郁积劳,时病时愈,几以为常。11月,肝病大发,他在死前眷念危局,还老泪纵横地吟成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7日,李鸿章在未能实现其出卖东北主张之际死去,临死前还怕后继无人,特向清政府推荐袁世凯继承他的反动事业,致使我国内忧外患日甚一日。

【作者点评】

在中国晚清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得到李鸿章那样多的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受到那样多的攻击。想到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不能不提到他,提到中国丧权辱国的国难史,也不能避开他。

对李鸿章的评价,分歧很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梁嘉彬先生在他的《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中认为:“李鸿章勇于内战,其于洪秀全、捻党诸乱,勇往直前,杀人唯恐不多,杀降唯恐漏网,其于奉慈禧命杀维新党、革命党亦唯恐不酷,然对外国,则对手无论大小强弱新旧,皆力持忍让,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息事宁人’之计。”程靖宇先生在《李鸿章的一生际遇》中则持以赞扬之态度,他说:“鸿章掌清朝大政凡三十年,而起自书生翰林,从曾文正统淮军平太平天国,建奇功,封伯爵;再平捻乱,又主持洋务和中国现代化运动,主持外交达三十年,是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家、军事家、统帅、外交家、实业家、政治家。”

李鸿章的一生事迹,主要为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办理洋务、主持外交三个方面。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表现出了其军事才能。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他的淮军以区区三城之地立足,仅一年便荡平全吴。在平捻中,群帅束手无策,就连曾国藩也成战场败将,而李鸿章一年便全部平定。曾国藩对待属将,都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部属都乐为用命。李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曾国藩得之。然正因如此,李鸿章被后人辱骂为“绞杀革命的刽子手”,但如彼生于当时,彼又何为?就连极力赞扬农民起义精神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赞叹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尚且如此,李鸿章又能超出他的历史局限吗?

作为近代化的倡导者,李鸿章积极投身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自强运动。他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与他同辈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其地位及其自强运动的功绩而言,李鸿章不失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领导人。

李鸿章深知当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中华民族不可苟安于现世,试图谋求国家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也深深懂得不变法维新,中国的战守皆不足恃。

在洋务运动中,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共同创建中国早期所有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他还使矿山近代化。后来又设立轮船公司、电报局和纺织厂。他又兴办教育事业。虽然他信守历代相承的教育制度,但却建议科举考试增加西方技术知识。他和曾国藩共同发起派遣学生留美。尽管在教育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但是李鸿章所倡导的近代制造业和交通企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果。

台湾萧一山先生评价李鸿章说:“他的世界知识,同事见解,比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实在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对时代认识最清楚。他并且说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适应这个变局,必须赶快变法,才能立于世界之上。”

对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一百多年来,无论毁之者或誉之者,皆对之有一致的批评,即所谓“不愿与外国开衅”七字。李鸿章一直贯彻着他的和戎外交,以夷制夷之政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道:“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思想,横于胸中焉。”在法越战争中,他欲连英、德以制法;在中日战争中,又想联英、俄以制日;在胶州事件中,他又想依靠俄英法以制德。到最后没有一事收到成效,反而因为这个原因,所失去的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都是李鸿章为实现其连横战略而拱手让出的。当然,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晚清以来中国外交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李鸿章。但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李鸿章罪行昭著,责无旁贷。

青年毛泽东以水舟之喻来评价李鸿章一生之功过。“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李鸿章平发夷捻,所至有功,毛泽东认为是“杯水芥舟之谓”。而后来其办外交的失败,遗羞于后世,毛泽东认为是“水浅而舟大”。在毛泽东看来,李鸿章这样的谋国大臣,“助失度因而颠踬者”,是“积之也不厚”所致,将李鸿章归于浅薄者之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早期历史观的一个侧面。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偷男胖兴担骸耙猿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巨夫伟人才能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李鸿章“积之不厚”,因而无力负起大舟。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但有一点,正如梁启超所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卜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