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个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装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爱玲走红之际，频频参加《杂志》社举行的社交活动，不像其他识时务的作家那样知道避政治嫌疑。11月份，朝鲜著名女舞蹈家崔承喜来上海访问，爱玲作为知名人士受邀与崔承喜座谈。日本投降前夕，还以张爱玲和“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为主宾，举办了纳凉晚会，我们今尚能看到两人清晰的合影。
1944年8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杂志社印行，抗战胜利后经过作者的修改增订，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四
《传奇》是一个宣言，至此，张爱玲--这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或许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最旖旎最绮丽的一枝奇葩，已傲然开放。这朵奇葩，它是蓝绿色的--是她母亲最钟爱的颜色，爱玲选择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有意这样做，事后才突然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
在心底里，爱玲一直向往亲近母亲，对母亲潜在的靠拢与向往是张爱玲抹不去的生命底影，到1942年横空出世于中国文坛的时候，她又蓦然发现了这一点，这让她沮丧吗？因为难以摆脱的遗传因素？不，一点也不。总算，总算在对文学的爱好这一点上，她与母亲有了共同拥有的东西。这唯一的、切实的共同啊！回忆中，小的时候，与美丽高雅的母亲是疏远的，唯一的亲近只在母亲教她背唐诗的时候，每天早上女佣把她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爱玲趴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最早认字的时候也是伏在母亲的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的回报是两块绿豆糕。
为吃两块绿豆糕而认真认字的时代，已过去了，永远地。回眸爱玲以前的生命，与母亲在一起时那种微妙的幸福是她一生中最愿意回忆的场景。对于爱玲而言，大多数的快乐总是那么吝啬，吝啬地只在回忆、揣测和想象中才呈现。生命温情的感觉虚幻而遥远。所以，大多数时候，她对自己是冷的，对别人是冷的，对这世界是冷的，就像在表面上对母亲也是冷的。然而，又有谁知道她在心底对母亲的挚爱？记得母亲与父亲正式离了婚以后，离开中国的前夕，最后一次到她读书的中学来看她，在家庭的离散变故中母女相对，爱玲拼命不让眼泪掉下来，两人木然相对，仿佛只是为了告别而告别，然后母亲转身走了，远了。爱玲在风中大声地抽泣，有一些大颗的眼泪掉在松松的尘土里，还有一些泪水被大风很快风干在脸上，紧绷绷的很不舒服。母亲看不见她的泪痕，更听不见她的哭声了，她仿佛是哭给自己看。
爱玲小说的基调，就像她与母亲告别时的气氛--看起来她是这样冷漠而无动于衷；只有懂得她的人才知道她的热切，她对这个世界的爱恋，她会把眼泪藏到你走远以后才会让它掉下来。出于在怪异的家庭环境里从小就培养出来的怪异的自尊，她不会对着这个世界掉眼泪。看起来她是决绝冷漠的，在她的每一篇小说里。
《传奇》，1944年由《杂志月刊》社初版，共收张爱玲1943年4月到1944年2月之间写作的小说10篇，其中包括《沉香屑》两炉香、《心经》、《茉莉香片》、《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当然还包括洞彻世间男女纠缠离合关系的《倾城之恋》，和被夏志清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传奇》是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她的集大成者。她是那类起点即是顶点的作家，此集子虽只收集了她两三年间的作品，然而她一生中最经典最绝色的作品也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传奇》第一版的封面是湖绿色的--爱玲母亲最青春最本色的盛年也最爱湖绿色。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她的湖绿色时期”--那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爱玲和她的母亲不同，她的蓝绿色时期没有任何牵绊，她不会让时代对她有任何牵绊，也试图不让自己对自己有任何牵绊，她把积蓄了22年的青春力量，和蕴藏了近百年的家族体验，毫无顾忌地释放在她的辉煌青春里。她圆了她母亲不能圆的梦，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
《传奇》里满是她、她的家庭和她的家族，在岁月年轮里，心灵绞结的心痕和生命辗转的旅痕。
五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看中它们的是当时通俗小说和通俗出版业的泰斗周瘦鹃，它们发表在周瘦鹃主持的刊物《紫罗兰》上，《紫罗兰》是鸳鸯蝴蝶派的出版重镇，而鸳鸯蝴蝶派又是20世纪30年代通俗文艺的重要流派。鸳鸯蝴蝶派的办刊宗旨是“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礼拜六》是鸳派的另一重要刊物。可见，张爱玲最初是作为通俗小说家而出场的。这也决非事出偶然，爱玲的喜欢都是市井庶民的喜欢，随意摊在地摊上的小报，时装杂志，和只有悖时的老太太才喜欢的蹦蹦戏，她最喜欢的作家是张恨水，连最不喜欢的父亲的家也因为在烟雾腾腾中乱摊着的小报而使她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背景是香港。在点“第一炉香”的时候，爱玲常常梦回香港，那里有她真正初识的愁滋味。
“第一炉香”是爱玲因为战事从香港回到上海的第一篇小说，还保留着很多对香港战前战后声色犬马的记忆。她常常回想起在香港的那一段时光，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各种事，战事带给她的恐慌当然不容置疑，回到上海，每每自来水管轰轰的响声也使她魂飞魄散，仿佛是港战的飞机飞至上海。寒心的主要倒不是战争中慌乱的背景，更难忘却的是独在异乡时所体验到的人情冷暖，面对的是不同种族、毫无关系的人，这种孤独是毫无屏障的孤独。在上海的时候，虽然也没有非常贴切亲昵的感情慰藉，但总有一份亲属的感情是待在那里的，知道它在那里，即便不用它，潜意识里也有一份可以向它靠过去的宽心。香港之行让爱玲真正体验到了异乡孤人的滋味。她清晰地记得一个梦，梦见的是她深夜坐船抵港，天下着大雨，她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又不敢惊动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只得在漆黑的门洞里过夜，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地扫进来，她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送女儿来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爱玲趁乱往里一钻，看见了舍监，就像见了晚娘继母一样，赔笑上前叫了一声“sister”。舍监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她也没再多寒暄，径自上楼，去寻找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她醒来了。细想，她其实也没有受到过这样可怜的苛待，可感觉中，好像香港求学的经历是她吃过的大苦一般。她把自己的冷梦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含眼泪，后来在电话里又告诉了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样的梦，写着信忍不住还要落泪。长大后她是很少落泪的。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骨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簪缨之族的自足已经过去，她就像一个有着一长串贵族的头衔却不名一文的爱尔兰姑娘一样，独自站在繁华都市的街角，只有脖子上挂着的一枚图案古怪的勋章告诉她自己的出处。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
所以，关于香港的回忆是冷雨。
《沉香屑·第一炉香》就是这样冷的，在表面的热闹下掩藏着人情的荒凉，姑侄也罢，情人也罢。主人公葛薇龙是个来自上海的女中学生，故事从她站在香港山高级住宅走廊上的场面开始。她 “八一三”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因无法承受飞涨的物价，父亲决定回上海。在这转折关头，薇龙为了能留在香港而采取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她背着父亲，来寻求从未见过面的姑母的经济援助。姑母是父亲的亲姐姐，年轻时自愿嫁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香港商人为妾，父亲认为她辱没了家门，大怒，并与她断绝了关系。现在，姑母是一个继承了巨额财产的寡妇。姑母的官邸可以说是香港的缩影，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它的外观像一座摩登的电影院，白色的墙，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与具有美国南部早期建筑风格的柱子糅合为一体。客厅布置是西式风格的，却装饰着中国摆设--华人本就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当然房子也多少要体现一些这种色彩。爱玲调侃说：“英国人老远地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这里的中国是面目全非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凉、精巧而滑稽。”
姑母答应了薇龙的请求。初次见到姑母，薇龙有这样的印象：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确实如此，薇龙成为姑母的一个诱饵，成为她钩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她逐渐囿为姑母小天地里的俘虏，在清醒的自我批判中，变成了俘虏。开始，是为姑母的物质款待所俘虏，到后来，便在“假作真时假亦真，真作假时真亦假”的游戏氛围中，为一个在殖民环境里八面玲珑的华侨花花公子乔琪所俘虏了。然而，乔琪对她说：“我不能答应和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的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寻找爱的薇龙听到这样的话，几乎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些晕眩。对于一个接受了开化教育，增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这是怎样一种残酷到令人晕眩的诱惑啊。这是爱吗？
薇龙抓住了他外衣的翻领，抬着头，哀恳似的注视着他的脸。她竭力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她呆瞪瞪地看了半晌，突然垂下了头。乔琪伸出手去揽住她的肩膀，她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他觉得她颤抖得厉害，连牙齿也震震做声，便柔声问道：“薇龙，你怕什么，你怕我么？”薇龙断断续续地答道：“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说到这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乔琪轻轻地摇着她，但是她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使他抱不牢她。
对于年轻的、美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薇龙而言，供她选择的路当然不止一条：其一，留在修道院里当小学教师，每月领着仅有的五六十元薪水，在香港东方之血与西方之血不平等的种族关系里，只能受尽外国尼姑的气，是没意思又没面子的道路；其二，当然可以到社会上去找事做，但那也不见得是她这样美丽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适当的出路，在男人当道的圈子里，花朵一旦褪去昔日的色彩，这花瓶就该放到储存室去了，那余下的道路怎么走？在职业女性的预测里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的薇龙，剩下的道路，当然只有做“女结婚家”，做所有女性都可成同行的事业，但她的心底始终认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爱。面对玩世不恭的乔琪，她只能退后一步，自欺欺人地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可以改变浪子的幻想上，为了这，她宁可让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进生活的栅栏。抱着这个幻想，在梁太太别有用心的引导下，薇龙与乔琪结了婚。
但是，被改变的不是乔琪，而是薇龙自己。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她变成了家庭里的高级交际花，甚至自嘲是娼妓，区别只在于：彼是被迫，此为自愿。
辜鸿铭说，太太与丈夫如果无爱，便与娼妓无异，只不过娼妓是零售，而职业太太则将肉体一次性而且长期性地卖给了同一个男人。张爱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且，她更悲观，她将这种悲观的原因更多地在女人的人性深处寻找，而不是随便将罪名推在社会原因那里了事。薇龙大概与陈白露属同类，时代背景类似，教育背景类似，对生活曾有的梦想也类似，薇龙的行为打破了我们多少人关于拯救“陈白露”的社会设想。陈白露这样的女子是可以拯救的吗？熟悉薇龙的读者不禁要问，难道五四知识分子所要拯救所要创造的玉洁冰清的女人，心里想的却是那么琐屑无聊的问题：衣服上的花边、毕业后的工资、嫁什么样的人、如何找女佣……白露、薇龙的堕落是缘于社会制度的罪恶，是由于主人公一时的道德错误，还是基于某种更普遍的人性弱点？由此说来，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白露与薇龙的故事仍会延续？！或者暗暗地在意识里延续？！只待春来，便如罂粟般疯长！
六
两炉香之后，爱玲便一夜成名于大街小巷，大批文艺界人士从各个角落都看好这位上海滩上时髦而有奇才的女郎。张爱玲的小说发表的刊物可谓缤纷复杂、性质迥异，这种状况和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社会性质是一致的，她在共产党地下的开明领导人物柯灵主办的《万象》上发表小说，在与日本人十分亲近的苏青主办的《天地》上发表了大量小说，也曾在汉奸派人物胡兰成主办的《苦竹》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她是一个天生没有政治观念的人，这是性格使然。同时，客观上说，也只有这样乱的社会能成就张爱玲，就像柯灵所说：“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换句话说，也只有这样的时代能容下她，在无人管辖得到的边缘地带能容下她，也算是妙手乱中出错吧。
以下再撷其作品之一二零碎，在文字清晰的波光中，模糊见爱玲荡漾的心影。
以上，19岁的上海姑娘--《第一炉香》的女主角葛薇龙的身上无疑叠印着作者自己的影子和一个年轻女子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思考；以下，17岁的上海男孩--《茉莉香片》男主角聂传庆基本上是爱玲弟弟的剪影，聂传庆几乎就是从爱玲式的不和谐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这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
聂传庆的生母在他4岁时就死了。
他的父亲娶了后母，父亲与后母都抽大烟，对他粗暴，他的耳朵就是父亲给打聋的。他怕见他们，他性格孤僻、懦弱，生着一张女性美的脸，沉默而畏畏缩缩。与葛薇龙一样，聂传庆也是在上海事变后，与家人来到香港避难的，在学校里他没有一个朋友，从学校到家里，家是一栋阴沉沉的大宅，父亲和继母的房中飘着雾腾腾的鸦片烟香，传庆常常一个人坐在有着淡淡的太阳与灰尘的客厅里，把脸搁在桌子上沉默不语，红木方桌的大理石桌面冰凉的，就像这个终日飘着鸦片烟味而如冰窟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