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悲壮，力大于美；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苍凉。在爱的范畴里，渴望与逃避，愉悦与悲哀，仿佛葱绿配桃红，不是对立，是参差，是对照，是美。
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
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
讲了多少女人的故事？又怎能忘自己也是女人？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就像电车上那个令爱玲悲怆的女人！
潜意识里等待着那个陌生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稔熟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分量，惴惴于爱的降临。
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互相咬啮的小兽，活跃在张爱玲年轻的、敏感的、女人的心中。
一、封锁中相遇
张爱玲崛起于1942年，仅仅一两年的光景，张爱玲就以她无可比肩的才情与气度征服了在战争浮世中无以聊生的中国人，尤其是被隔绝于一方天地的上海人。到1942年，张爱玲一生中大部分最优秀的作品均告完成，发表在《天地》、《万象》、《杂志》等性质不同却同样知名的刊物上，其中有关于她自己预言式的《倾城之恋》与《封锁》。至此，8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终于降临，她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闪耀着她那普通的名字，从华丽的客厅、粗陋的弄堂到平常人家纳凉的天台上，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在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童年时代悠长而混沌的日子，少女时代破碎而拘谨的心境，开始慢慢拨云见日。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在张爱玲心中慢慢绽开。
时代虽然在大破坏中，也自有它的大更新。新鲜的生命与情感照生不误，而且来得更迅捷，更热烈。等待这位年轻而有才情的世家小姐的，也将是一场由乱世促成的倾城之恋。在封锁中，太多浮游的情感与仓促的生命，抓得住的只有现在……现在……封锁的短暂中不奢谈永世。
爱玲的作品于人生是贴切的，贴切得如此不可思议，地点由香港换成上海，张爱玲自己就成了剧中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真的吗？有时候文字与现实还是隔着距离，张爱玲也总算年轻轻就能够透过纷乱的现世生活去看它底子的人了，可是，事到临头，又有谁有力量挽住这翻腾大时代的激流和奔腾人性的激流？在乱世中，想做一对平凡的夫妻也并非那么容易，不光是乱世中的生死威胁，更大的威胁是这烽火硝烟也难以掩盖和压抑住的人性之奔腾。
当日本侵略军踏上睡狮的脊背时，他首先扼住了上海的咽喉，上海沦陷了，成了一座与母亲断脐的孤岛。
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
这一个个异常寂静的大白天不是单独的，他们衬在一个郁郁苍苍、悲凉热闹的背景里。在一个偌大的时空交叠的背景里，在没有衬托的天地中，光秃秃走来两个人。张爱玲，登上了她在文字的流丽中虚拟了百转千回的爱之舞台。她遇上了一个人：胡兰成。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出身寒门，却是个才子，有满腹经世之才与入仕之志。寒门出身，人生起步伊始的基石是无法自择的。他没有张爱玲盛大气势的资本，可以倨傲地说，所有辉煌的祖宗只在她“死的时候在她的血液中再死一次”，他无权这样说，他的祖先不过是在荒村野外某一处不可知的地下找一安身地，或许连丘冢也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从零开始。低微的起点与远大的抱负在胡兰成身上，在所有类似胡兰成这样的男人身上成了一种参差和对立，两者差距所形成的力量，在时代风云中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贫寒的门扉终难完成大开大合，必须另辟天地，他只能自择而又无法自择地走上背叛、出卖的不归路，踽踽孤行在民族同仇敌忾的群体之外。
自从上海沦陷以后，上海--偌大的城市，所有的正剧都谢了幕，门合着，幕也合上了，整个如空城一般。大批正直有骨气的文人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纷纷逃离；未走成的人，也隐姓埋名，韬光养晦，民族责任感与荣誉感如一柄利剑悬于每个正义者的心头，使他们噤声，保全着文人的清节。人声、言论是一种背景，失去了背景，天地是如此苍寥而寂寞，以致如有人发出声来，仿佛清晨睡醒后的说话声，陌生得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声音还是别人发出的呓语。乱世中有太多离奇的故事，离奇地，在没有人声回应的空旷冷寂中，无声地上演一幕幕闹剧，一批批泼辣有力但转瞬即逝的小丑轮番登台，装点寂寞的门面。
胡兰成，有满腹的才华与学问，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着年轻人挥斥天地方遒的锐利与机警，自恃雄才大略，常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评论。1936年，他在《柳州日报》发表的一篇政论惹下麻烦，被桂系第四某军团的司令部监禁了33天，却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兰成亲日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同志者甚少的汪精卫的目光，他从而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举升迁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走上了士人成功征程惯常的第一步：御用。胡在汪精卫的喉舌报《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任总主笔，大肆展开卖国求荣的舆论攻势和思想侵略，当时这份亲日派最重要的报纸上洋洋洒洒的社论皆出自这位才子之手。然而不久之后，不知事出何因，也许是伪政府内部人事倾轧，也许是因为胡兰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级之罪，惹怒了中国主子汪精卫而被关押起来了。胡兰成和苏青早就认识，在他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张爱玲因为从苏青那里久闻他的才名，对他的境遇动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苏青一起到汪精卫的另一同道者周佛海家，为胡说情。说情虽未奏大效，但在张爱玲年轻的女人心里，第一次为一个男子的生死牵挂了一回。而此时，胡兰成尚不知这世上有个张爱玲。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线，回眸胡与张的人生线，在这一时间的定点上，张在高，胡在低，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相遇的联系。
胡兰成有名士派的逍遥，他是个极不稳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却无法聚拢来固定地寄放于一物一事一人一处，他的情感是恣肆的，无法驻脚，没有驿站。大而言之，是对祖国民族大众，小而言之，是对婚姻家庭情人，甚至对他自己也是这样。在汪精卫处的吃瘪，反而使他投靠上了更大的主子，直接与日本军政要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大主子出面周旋，傀儡哪敢有二言？于是，胡兰成不久就被放出，暂时在南京的居室中赋闲养病。一天，在南京石婆婆巷20号家中的院子草地上，就着冬日昏昏的太阳，胡兰成悠闲地躺在一把藤椅上，看苏青从上海给他寄来的《天地》月刊，上面有张爱玲的一篇小说：《封锁》。冥冥中一切仿佛都有定数。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阳光枕着寂静的城市睡着了，重量压在人们的心上，使他们想活动，想呼喊，想找点事情做做填补这空白与空虚。于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抛弃了一切背景与衬托，重返太初的单纯。家庭状况、工作职业、教育程度，甚至貌美与否，都成了无关大碍的身外之物。在太初的简单里，男人使女人发现了她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女人气息，女人使男人发现了他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男人气息。
封锁解除了。摇晃的解禁铃切乱了时间，也隔远了空间。男人消失在人群中，对于她，他已经死了，虽然他还在曾一同患过生死的避难港中，却看不见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这就是《封锁》。胡兰成为《封锁》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旋即又和作者不可思议的世事洞明深深共鸣。他仔细地一读再读，“张爱玲”三个简单的中国字组成的最简单的中国女人的名字，因为不俗套的故事与不俗套的人生领悟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之后，他又在苏青寄给他的另一期《天地》上看到了张的一篇散文和附着的一张爱玲自己也很满意的照片，仿佛获得了实证似的，一位如此年轻美丽的小姐！这位名士派的御用文人在如此美丽的文字与如此绚烂的生命面前，不觉变得单纯起来了。这种单纯是千百年的历史继承不变的男人原始的简单！他不禁要怀疑起世间造物的神奇，意外到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气候里有如此奇迹，他想，这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样美好、如此气魄的人与文会是真的？
1944年2月，胡兰成结束在南京的赋闲隐居生活，复出，回到上海。他一下火车，不回自己在上海妻室的家中，径直去找苏青，关于他刚获知的这个文艺上的意外，他想自己发现个究竟。苏青告诉他爱玲是不见人的，但难抑求见之心，他还是向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迟疑中，苏青还是把爱玲与姑姑同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5室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胡兰成便去看这位令他几乎怀疑其真实性的年轻女作家。张爱玲是西洋作风的，隔着公寓的门扉，她知道门外站着胡兰成，不知是遵循她严肃的欧式交际观念，而将这位没有预约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还是要用门扉掩住她那颗惴惴而踊跃的心灵。总之，这位没有带名片的兰成先生只得可怜地入境随俗，从门洞里塞进一张写着自己地址及电话号码的字条，怀着无法实证奇人奇事的失落与心中无数的等待，怏怏而返。这是他们第二次没有相逢的联系。
其实，或许爱玲也早有心见一见这位只在报章字墨的犀利挥斥中见识过其才情的才子，也或许仅出于礼节性的回访礼貌，也或许是青年女作家初识被人崇拜的喜悦……反正，事情没有让胡兰成太失望，等待也不是太长久，时隔一日，午饭后张爱玲便来了电话，说她到他家里来看他。那时他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家中有他的太太胡氏，离爱玲的家并不远。守时的她很快便到了，23岁的张爱玲走进了胡兰成的客厅，一坐就是5个小时。所有的结局都已包含在最初的那一刹那。四日相交的那一刻，张爱玲大约即已明白了将要来临的那些恩恩怨怨。可她又收不住她的冲击力，她以无言的力量冲击着这位38岁，富于社会阅历、情感阅历的中年男子，冲击着他囿于定型的思维与审美。
“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爱玲的想法是这样。现实竟和想法一样，又是定数？
仿佛唐璜，也仿佛名士柳永甚或府官白居易，才子总是多情。胡兰成外形修长潇洒、健谈，有过人的才学与智慧，随便什么话题都能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更有落拓不羁的名士风度，总是破坏着规矩与方圆。爱情与恋人，他是虔诚的追逐者，却从没有长久地停留与专注，在他，众多的恋人是不矛盾的。也许是他一贯的作风使然，爱玲与他相遇在他上海的家中，这里有他的妻室，而此时他在外面尚有艳遇几多。
胡兰成是见识过美人的，况且张爱玲也不是美人。但是，当胡兰成初见爱玲，虽然感觉眼前所见的与脑中所想的全然不对，可是张爱玲那连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的独特性，完完全全地破坏了胡兰成对于美的定型看法，只感觉一旦遇到了真事，把他常时以为很懂的“惊艳”全破坏了，只感觉惊亦不是那种惊法，艳亦不是那种艳法。
张爱玲实质是瘦且高的，可坐在那里，仿佛人很大，坐在胡家的客厅里，使客厅都显得不合适了；可是，又使人不知所以地觉得她一副幼稚可怜相，待要说她是个女学生而已，又好像连女学生的成熟也没有。
张爱玲的文章是一派富贵气象，可人们看了她的人之后，不觉地要感慨战时文化人原来很苦，她那么瘦，且缩缩的，转而一想，她仿佛又不能使人当她是个作家，仿佛一个新到世上的人，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还没有适应过来，瑟缩得很。
张爱玲极讲究服饰，可漂亮的紧身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又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仿佛她是个新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有身份有价值的衣料，对于她，都还无法安上相应的品级；又如十七八岁成长中的小女孩，衣服与身体很不配合地彼此叛逆着。
张爱玲的文章洞见世事人生，显出非常的练达人情，想来该是个处事圆熟的人了。现实中又全非如此，她的神情，仿佛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个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故意不理地显出一副正经样子。
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子，没有很强的生命力；也不是人们惯见的那种美人，本没有很大的魅惑力，然而，她却使胡兰成大大地“惊艳”了，总算确信这是个奇迹。傅雷在评论张的文章时忆及一位旅外华侨的闲谈，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仿佛是征兆。
千金小姐沦落民间，与普通的小女子一样，爱情--沉醉中几分惘然，快乐中几分喟叹。她说：
恋爱着的男子向来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有人说，其实张胡的相识完全是一篇俗套的言情小说的开头，老掉牙的、千篇一律的男女把戏。
但活在世上的我们，谁又能够真正脱离俗套？我们只不过用了一些动听的言语来粉饰我们贫乏单调的生活，使一些平凡的事情仿佛沾染上了点点浪漫而已。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美丽与恶浊。
也有人说，乱世中的一段姻缘，既没有浪漫，也没有传奇。一个少女与一个男人，因为某种牵引、某种需要，无意中走在一起，然后又在历史的烟云中渐渐淡去，以至于无……就像弄堂里偶然走过的一对男女那么简单。
但活在世上的我们，谁又能真正脱离原始的简单？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辉煌与简单，而况虽然看来一样简单，但在心灵中掀起的波澜却因人而天差地别。
何况，胡兰成有他“可爱”的一面，如他的才气，懂女人，他的善解人意，他的才情与道德分离的力量，自有一种男人风情。胡兰成是一个很懂女人的男人。张爱玲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他们无疑符合“快乐组合”。爱玲又说：“爱是热，被爱是光。”胡兰成，人事沧桑，才情横溢，情趣别致，赤子野心，所有如此的丰富性，散发出巨大的热力，照亮了这个只有在不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生命快乐的、敏感纤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