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于生活的细微处探寻着人生的真义，这种思路冲击着胡兰成，往往于微言处看大义的思路，令他叹为观止，认为自己以前的认识不如爱玲，其实这正如泾渭两河各有其流向，并无确定的对错之分。爱玲这样的思路也是由她自己的家族背景和人生际遇决定的，她看惯了繁华，也经历了苍凉，所以她依偎物质世界的实在形态；她追逐人情世故的细枝末节，她关注心灵变迁的细微感受，男欢女爱、社会小相，家庭衣食中的心情与哲理，这些是千百年历史千百代人物不变的经历，她觉得这些是可靠的依据。她看到了钟鸣鼎食簪缨之族的无奈落没，使她更在意她去注意比繁华和绚烂更持久可依恃的细节。繁华和绚烂是会过去的，平静踏实的人生却历久不息，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基点上，她选择了她渴望的情感与人生，细节虽然琐碎而不稳定，可是除此以外，也别无所恃。爱玲对自己的贵族家世怀着一份难言的依恋与割舍不断的情愫，可能因为身历其境，她又并不觉得那有多好，人生伊始的经历反而给了她虚无化的指向。但是，寒门出身的胡兰成对她的贵族门第却颇以为傲，再加上才子式的狂放和对爱玲本人的爱悦，他把爱玲细细看护，真仿佛是高门深闺的千金一样，轻易不让她与人见面。一般的朋友他是不让他们见爱玲的，比如他的宇垣君朋友想见爱玲，他答曰不可以招致，往见亦还先要问过她；和他很要好的朋友熊剑东几次宴请张爱玲，要他陪同去见她，都被拒绝了；唯有一个他的日本上司池田见过爱玲，可是对于他们的见面，他在旁边也是如承大事。池田后来告诉胡兰成他的感觉：炎樱可做他妹妹，而张爱玲可做他姐姐，比他更是大人。张爱玲是个对种种禁忌界限没有太多社会化感受的人，只是凭着生活的触觉感悟人性与人生。她说池田人是好的，而又直言说日本的流行歌很悲哀，仿佛有日本将亡的悲凉。这些话是对胡兰成说的，胡兰成与池田交情甚笃，所以极有可能被池田知道，但爱玲是不在意的。倒是胡兰成十分小心，没敢把这些话告诉池田。爱玲不会因为民族国家的见隙而阻碍自己去感受一个真实的人，一方面可以说她极端感性，另一方面也极端理性。兰成觉得，日本人池田也并没有从她那里受到否定性影响，也没有得到肯定性鼓励。就是人与人最常见的交际而已。
独特的人定是独立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在一起论古道今，谈天说地，作为女人，她因崇拜而快乐，对兰成服从依顺；可在思想上并不会轻易投降，并不会因崇拜的缘故而改变自己的主意。胡兰成时时信口开河地发一通议论，随又想想不对，便与她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她这个人是天道无亲，可是又正因为没有偏心的天道无亲又产生另一种亲切。她的亲切，就在类似以下这样细微的感受中--一日清晨，两人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爱玲心里喜悦，对胡兰成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这种对生活亲近的态度给了她创作的不竭流泉，看爱玲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真世事经历得很少，好像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所以兰成称爱玲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两人都是独立不依的人，也正因为独立，不谋而合的共通倒更弥足珍贵。两人同看日本的版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在爱玲片言只语的指点中，胡兰成心领神会。爱玲的文章里描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有一统江山的安定；用全写衣裳不写时代环境的笔法写历史流程中的人们，使传统文明与当下生活照胆照心。胡兰成是能看懂爱玲的用意的，他说：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虽像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兰成对张爱玲的诸多小说都有一己的见解，可谓知音，也不枉爱玲初相识时的一句赠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一首悲哀的诗，在爱玲关于爱情经典式诠释的《倾城之恋》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人生注解--“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胡兰成给爱玲带来的最大的快乐，也就莫过于做平凡夫妻的快乐。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兰成夸她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他爱看她穿一双鞋头鞋帮绣有双凤的绣花鞋子，是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穿在她的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女为悦己者容，她知道他喜欢，所以他每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穿这双鞋。平凡的夫妻难免俗气的，这世上踏实有用的是俗人，要做平凡夫妻，俗气也是一种快乐。爱玲的书销路很好，稿费比别人高，不靠兰成养她，可又很高兴他给了她一点钱，当即去做了一件自行设计的皮袄，式样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如果对照她在《童言无忌·钱》里的话：“能够爱一个人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童言无忌》）也可见她对丈夫胡兰成爱的深度。这样一个独特的女人，虽然在思想上是独特的，可是做平凡女人的举动，她也都要。两人同去看著名朝鲜舞蹈家崔承禧的舞，回来时下雨，从戏院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回来，她像恋爱中的小女孩般坐在他的身上，在雨篷中的小天地中，他抱着她长大的身体，虽觉得诸般不适，难忘的是做夫妻的实在感觉。
在相爱的人眼中，爱人不仅是现实，她(他)更是梦幻寄予的地方，夸大她(他)的好处是爱情重要的一部分。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以后，在近距离处越发清晰地看到了爱玲的可爱。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她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爱玲做不来微笑，要么就是完全无保留的开心，眼睛里都是满满的笑意。他当然亦满心里欢喜，认为她是这样的美，抚着她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她开着情人间的玩笑：“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于是她对他说《水浒传》里描写宋江见玄女，他央她念，她念道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客”八个字，翌日，他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客。”因为上句他未记住，央她又念了一遍，多普通的情人间百玩不厌的夸张游戏。还有一次，他想要形容爱玲行坐走路，总口齿艰涩，她就代他说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他觉得“淹然”两字真是好，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他又问她两人在一起时如何，她媚然答道：“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她对他也是这样，她喜欢在房门外悄悄窥看他在房里，并写下：“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连他的姓也是好的。她说：“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比如姓牛就很难听，胡姓很好。”胡兰成告诉她：“胡姓来自陇西，称安定胡。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氏鲜卑等是五胡。”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真是欲美之，何患无辞。
现实中，爱玲因为时时疑心自己对兰成的爱是不是太强烈了，所以总力图在历史文学典籍中寻找痴情女子的佐证，就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一样放心而快乐。对《步非烟传》里与情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的姑娘，《会真记》里的崔莺莺，《长恨歌》中的杨玉环，《飞燕外传》里的赵飞燕，都一洒同情之泪。和兰成坐在一起，爱玲只是一刻不停地缠绵地看着他，用手指抚着胡兰成的脸，说：“你的眉毛。”抚到眼，说：“啊，你的眼睛。”抚到嘴，说 “你的嘴，你嘴这里的涡我喜欢。”轻声叫着：“兰成，兰成。”胡兰成从不当她面喊“爱玲”，都喊她全名。张爱玲偏要他当面亲切地叫她的名字，胡兰成无奈，只得唤一声：“爱玲。”她又惊又喜地答应：“啊？！”
不仅是做平凡夫妻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动荡时局惘惘的威胁也是同样实实在在的。走在叛国离民的路上，胡兰成时时感到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大限越逼越近。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在云烟遥远的映衬下，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联想到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觉得谈平安是太奢侈的事情，“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可是这就近的平安已在破坏中，两人都有些伤感，说起汉乐府里的诗句：
来日大难，
口燥唇干，
今日相乐，
皆当喜欢。
爱玲听了兰成的忧虑大感震动，再温情脉脉也逃不开这残酷的现实。她说：“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了好，放在衣箱藏了好。”天真的爱玲，时至当时，她还是对胡兰成一腔柔情，如果爱人罹祸，她就只是疼惜，也不去管究竟为何要受苦受罚，理智的评判在情感的天地里是如此的软弱。兰成又安慰她：“我必逃得过，唯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爱玲这时还是很放心地以为，既相爱，海角天涯有何干？随即她进房里给他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房门边，他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兰成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真是一语道破兰成心机，可她是无心的，她的心中只有爱悦。她等在他旁边等他吃完茶，又收杯进去，心里依旧喜之不尽。对于爱玲，这一句话仅是爱娇的情语，但不幸恰恰道中了事实的症结：天下男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者难有几何！易得感激，难得满足！让他们连平凡夫妻也做不成的原因不全是动荡时局的惘惘威胁，而更在于爱玲无意中道出的，这个男人，或许是天下大多数男人，人性中的阴影。
太阳底下无新事，因为变的是时事，而人性亘古。
四、天地间放生
其实，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于1944年结婚的时候，明智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婚书上的“现世安稳”已成了一纸空文，中日之战最后的结局，已如晴天东方的红色霞光，趋势分明。胡兰成是个聪明人，可是他的政治野心冲淡了他聪明的思维，虽然明知命运不保，他还是继续行进在离国叛民的羊肠小道上。1944年11月汪精卫的死亡使汪伪政府这靠不住的冰山彻底碎为冰屑，胡兰成在上海和南京也已没有立足之地了，在他的日本主子池田的斡旋活动下，胡兰成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主持《大楚报》事宜，实际上是让他在这块日本人残剩的控制地盘上掌握实权，他梦想着在日本军事武力翼护下创立“大楚国”。他爱江山，他也爱美人，暂时离开张爱玲的他，在武汉的汉阳医院，很快地又迷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周训德小姐。这个只有17岁的少女，论才华论地位，都不可能与张爱玲相比，可是年轻和貌美这两项对于胡兰成这样的性情中人而言，就足以构成所有理由。在武汉，他与周小姐厮混在一起，要讨女人的欢心对于他是易事，爱玲这样慧眼的人尚且如此，更别提一个年轻涉世未深的少女。在武汉的那一个温柔乡中，他偶尔也想过有些对不起张爱玲，“憬然思省”，可是人性深处的贪欲太大了，难得满足，就算把外界的诱惑除掉，实际上在意念上他也无法把自己拉回头，于是只好找一些借口，以搪塞爱人，更欺骗自己。
1945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住了一个多月，把他在武汉的这件事情告诉了张爱玲。爱玲内心是伤心而嫉妒的，但她保持住了表面的平静，她仍相信丈夫对她的感情，对她许下的诺言依旧是真的，在这样的自信下，她没有急迫地要求胡兰成离开周训德，而是要求丈夫能在自己与周小姐之间作出选择。有多少昨日的欢声与笑语，又有多少谈经论道的默契微笑，一切历历在目，她当然认为丈夫的选择肯定是她。可是在感情的领域里，可以说爱玲是极其幼稚的，她没有看清胡兰成的为人。不能说胡兰成不爱张爱玲，可是对于一个放浪的才子，这样的推理是不存在的：他爱张爱玲，他就不能再爱别人。回到武汉后，他依旧和周训德在一起，选择的事情他完全没有考虑。胡兰成为了说明自己的爱情观，曾举了一个少年时代的例子：“记得十一二岁时我住在娘舅家，傍晚父亲从三界镇弯过来看我，带有金橘，都分给娘舅家的小孩，唯我无份。我心里稍觉不然，但也晓得要大方。及后跟父亲上楼，他却取一只红艳艳的大福橘，原来是专为留给我的，这可拿来比方我待爱玲。”爱玲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是她能忍受漫长的等待，等待兰成对她爱的最后赐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