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转眼间爱玲来美国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她的生活还是没有多大起色。她的英文小说《秧歌》销路平平，没有再版，并未给她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她又没有什么新作出版。作为一个职业文人，这无疑会给她带来经济上的窘迫。于是，爱玲不得不另谋出路。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了居住的申请，爱玲请她的代理人玛莉·勒德尔(Marie Rodell)作保，又找了司克利卜纳出版社的主编哈利·布莱格和著名小说作家马昆德做她的保证人。不久，她的申请就被通过了。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创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创建。创建文艺营的设想是让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得以摆脱世俗生活的干扰，而在文艺营提供的安静条件下从事创作。
3月中旬，爱玲离开纽约，先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长途巴士到新罕布什尔州。到了彼得堡市区，又雇了一辆计程车，到市中心外数英里的麦克道威尔。真可谓是“长途跋涉，舟车劳顿”。
彼得堡的冬天，天晴得早。前几天这儿刚下过一场大雪。爱玲坐在计程车里，衣衫单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离市区越来越远了，外面是漆黑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忽然，爱玲看到前面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厅和几十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远远望去，那样子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小城堡。灯光柔柔，乐音袅袅，恍如世外仙境。“这是中国的桃花源吗？”爱玲想着便笑了。车越开越近了，可以看到门前车道两旁耸立着的参天大树。地上残雪未消，踏上去“簇簇”有声。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就在眼前了。人的一生逃不掉一个“缘”字。爱玲也许没有想到，她将在这里再次遇见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她死灰般的心里将再次燃起熊熊的激情之火。
站在门外，爱玲听得到里面觥筹交错的声音，听得到里面的欢笑声。她默默地在心里说：“你好，麦克道威尔！我来了！”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群山之中，确实景色宜人。文艺营是由四十多所房舍构成的建筑群，其中包括28所大小不一、彼此分开的艺术家工作室，一所图书馆，十来所宿舍和一所文艺营大厅(做大型社交中心和管理中心之用)。这些房舍有的建在草坪上，有的是建在一片中等规模的森林中。
文艺营的日常生活安排也是完全站在艺术家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的。早晨集中在一起共进早餐。餐毕，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各抒其才，埋头工作。为了避免干扰他们创作构思的连续性，管理中心将午餐篮子放在工作室入口处，任他们随时取用。下午4点钟前不允许集会，4点后，艺术家们又重新相聚，或娱乐，或谈话，或喝鸡尾酒。晚餐又是集中在文艺营大厅中享用。张爱玲到来文艺营后，安置在女子宿舍，分配给她一间环境幽静的自己单独的工作室。
这几年饱经动荡漂泊，爱玲终于短暂有了这么一个“洞天福地”般的写作环境，当然是备感欣慰的。她希望能在这里写出她继《秧歌》后的第二本英文小说。她打算写的是小说《金锁记》的展开本，暂定名为《粉泪》(Pink Tears)。她希望能借此书的出版发行，在美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爱玲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白天，四周空明静寂，小松鼠们是她唯一的伙伴。她常常在搁笔闲暇之时，透过窗子看着它们在树丛间乱窜；夜晚，那正是爱玲工作的黄金时间，文思如泉涌的时候，她也会偶尔歇笔看看窗外的月亮。皎皎空中孤月轮。她不禁想起多年前上海滩的那轮月亮。那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金锁记》）
那一天，该是3月13日吧，爱玲第一次在大厅里遇到了赖雅。文艺营的大厅是艺术家们快乐的大聚会。有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的艺术家们在此相与论道。那一刻，赖雅正与一群艺术家们在愉快地举杯喝酒。爱玲初来乍到，没有什么熟人。而且，这儿东方人是极少的，更显出她的与众不同。爱玲随便挑了一本文学杂志，在沙发的角落上翻看了起来。其实，爱玲已经注意到赖雅，那个风度翩翩的老人，他是整个大厅里最活跃的人物。显然，赖雅也注意到了爱玲，一个显得有些落落寡欢的东方女人。
“小姐，我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你！”赖雅微笑着举着酒杯来到爱玲面前。
“我从中国来！”爱玲也极有礼貌地回答。
赖雅被眼前这位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的女人吸引了。四目相对之时，爱玲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触动，但又说不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不知道，爱玲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也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呢？
这时候，赖雅正想继续和爱玲聊下去，那边有几个人在大声叫他。
“对不起，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谈好吗？”赖雅礼貌地对她说。
那一晚，回到工作室，爱玲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叫赖雅的人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爱玲在稿纸上连写了好几遍“赖雅”的名字。然后她静静地托腮望着窗外，赖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赖雅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完全按照德国生活习惯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便会讲流利的德语。5岁时，随父亲横穿大西洋去德国探亲。早在孩提时代，赖雅常常能在喜庆的场合按照优良的德国传统即兴赋诗，显示出他的文学天赋。1908年，17岁的赖雅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专业。20岁以前，他就创作了不少诗，以及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成为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191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14年，他凭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sh Dance)的剧本，被乔治·贝克教援(Professor George Baker)吸收到著名的戏剧研究组去。这部戏剧人选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Mac Dowell Colong)。同年夏天，他获得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学位。随后，由于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威廉·尼尔逊教授(Professor William Neilson)的推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教英文。然而，赖雅的性格是活泼好动的，他不喜欢过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时候，他迷上了棒球和摄影。1914年，他离开大学，成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到美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并开始过一种自由撰稿人的变幻不定的生活。在那里，他以其颇有魅力的个性结识了许多好友，其中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以及其他美国著名文人。
1917年，赖雅曾以一夜工夫完成一则短篇，并被当时颇有声望的《星期六晚报》杂志刊登。同年7月他与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她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16岁便加入华盛顿为争取妇女投票权而进行的示威游行，还曾参加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行。他们两人的性格似乎都不适合于过家庭生活。赖雅结婚时，父亲曾送他一笔钱作为贺礼，希望他能把新房好好装修一下。而他却到纽约最豪华的饭店去花了个精光。父母要来看他时，他不得不事先把其他东西典当来租家具。因此，两人婚后是各干各自的事情，聚少散多。
1916年至1920年，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哈泼氏》(Harper’s)等杂志，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内容从英国诗人济慈到外国烹饪，无所不包。他有一个理想化的见解，他确信美国中西部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地，必将产生出伟大的作家来，同时又不忽视着制度上的缺陷，放眼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1920年，他在《麦克劳氏杂志》上连载了一篇名为《人、虎、蛇》(The Man the Tiger and the Snake)的中篇小说，获得2000美元的稿酬。他是一个喜欢“把握当前生活”的人。他去了欧洲，先后旅居在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有机会访问了更多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例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人。
女儿霏丝的出生曾一度使他很着迷。他试图和妻子商定过一种较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他们在缅因(Maine)的罗宾汉(Robinhood)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然而，琐碎的家庭生活更加使两人的差异无法调和。1926年在吕蓓卡的要求下两人以离婚结束了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离婚后，他的时间主要分成两部分。一块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的公寓；另一块是和以前一样周游世界各地。什么时候缺钱了，他就把文章出售给诸如《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和《红皮书》(Red Book)等刊物。这些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出售的一种商品，因此，也不可能是经过反复艺术推敲的严肃的能为他赢得声誉的文学作品。
1927年客居柏林时，赖雅结识了德国剧作家贝托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自此成为莫逆之交。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赖雅的知名度比布莱希特大得多。赖雅为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一直不遗余力。
1931年8月，赖雅应朋友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之约去好莱坞当编剧。赖雅在南加州一住就是12年，赖雅起程之时，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士预言他会一夜成名。然而，他的预言不幸而落空。赖雅的横溢才华虽备受制片人和导演的欣赏，但好莱坞的高薪(每周起码500美元薪水)，使他沉浸于“梦幻工厂”的逸乐之中。加之，赖雅又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他总是热心地为朋友修改稿子，把许多金钱和时间贡献给朋友。他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人。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是左翼思潮的大本营，在那里，赖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后，他始终是以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的形象著称于世。但他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只是亲密的同路人。
1933年初，德国的纳粹势力猖獗，布莱希特从德国逃亡出来。赖雅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设法将他的家眷弄到美国，并在加州的圣太莫尼卡(Santa Monica)定居。赖雅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本地少数几个作家朋友中知心的一个。赖雅与布莱希特合作过两部电影剧本，协助布莱希特好几部戏剧的修改和演出，又是《伽利略传》的主要英译者。布莱希特经常给赖雅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坚定了赖雅的政治立场。1949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后，赖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后来。布莱希特成立著名的“柏林剧团”时，赖雅是唯一被正式邀请赴德成为永久团员的美国人。20世纪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好莱坞拍摄了一些正面描绘苏联社会的电影。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即出自赖雅的手笔。
1950年左右，赖雅应布莱希特之邀到德国去，希望能再次联手大干一场。作为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名声在20世纪40年代扶摇直上，具有了世界的知名度。然而，他对赖雅的态度却前后判若两人。虽身为共产党人，但布莱希特为人自私，常常善于利用别人。渐渐地，赖雅感觉到了布莱希特邀请他是一种虚情假意，而他整天被手下那帮人包围着，沾沾自喜。性情爽直的赖雅对他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态度非常不满。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辞而别，回到了美国。一个对待朋友充满“古道侠肠”的热情的人，遭遇到这样阴险的欺骗，当然是感觉非常沮丧的。布莱希特为了挽回友谊，写了几封并不诚恳的信给他。当然，赖雅没有给他回复。但是，赖雅不会因为布莱希特的人品而轻视他的作品。他依然热情地向大众介绍布莱希特的作品。
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腿还轻度中风。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4年，又一次因中风而住院。年华老去，创作精力也日减。赖雅年轻时颇有“千金散尽”的侠士之风，故虽曾富有，但到晚年已几乎没有什么积蓄。1956年冬，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居住机会。他希望能抓住最后不多的机会重振雄风，东山再起。也许，“麦克道威尔”对他而言会意味着好运，就像42年前，他以《青春欲舞》一剧入选“麦克道威尔”戏剧节那样。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张爱玲。一个将和他走完余生的东方女性。
第二天晚上，在大厅里，不知为什么，爱玲的心里老是想着那位赖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过大厅里每一个人的脸。可是，没有他。爱玲心里浮起淡淡的失望。
“爱玲小姐，晚上好！”爱玲回头一看，赖雅正站在她背后呢，朝着她微笑。
“你好！赖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你的英语说得很地道，你来美国很久了吗？”赖雅诚恳地问。
“不，我来美国才半年。我一直都待在纽约。”
“是吗？！”赖雅颇感惊讶，凭着爱玲熟练的英语，他以为她已经来美国很久了。
两天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文艺营广袤的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寒地冻，冷冽彻骨，爱玲还从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艺术家们都挤缩在温暖的大厅中。爱玲和赖雅则趁机聊天，谈话内容也渐渐深入，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在听完彼此的“传奇”后，都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美丽”。两颗心越走越近了。
他们的感情继续向前快速发展着。3月底，他们开始到对方的工作室里做客。4月1日，他们在大厅里共享复活节的正餐。爱玲把她的《秧歌》给赖雅，并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
雪后初霁的日子。赖雅轻轻敲开了爱玲工作室的门。
山舞银蛇，好一派冰雪风光。赖雅与爱玲在雪地上走着，簌簌有声。赖雅取出了那本《秧歌》。
“甫德，你不喜欢，是吗？”爱玲小心翼翼地问。
“不，爱玲。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赖雅认真地说。
“可是……”爱玲似乎有些不信。
“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爱玲从他的眼里读到的是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