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同班有个要好的女同学叫张如瑾。两人都是圣校有名的才女，但是如瑾是较爱玲更为努力用功的学生。当时文坛上最为流行的两位作家恰好也都姓“张”--张恨水和张资平。张爱玲喜欢张恨水的小说，认为张资平的小说有些做作和轻薄虚浮；张如瑾正与她相反，她酷爱张资平的作品，而贬低张恨水。因此，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在圣校当时浓厚的文艺空气之下，张如瑾还写了一部长篇《若馨》，由汪先生交给良友出版社的赵家璧先生，后因战事，未能出版。张如瑾就自己印了数百册，分赠给师友。张爱玲在给此书写的书评中说：“这是一个具有轻倩美丽的风格的爱情故事”，“惟其平淡，才能够自然”，“假使再多费些气力去烘托暗示，一定能更深深地打入读者的心”。后来，张若瑾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以后就再没有什么作品问世，大概是和其他的女同学一样，走上了“女学生--少奶奶”的老路，一心去做她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事业去了。爱玲为她深感惋惜。在毕业年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一项，爱玲愤然写道：“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其实，爱玲说这句话也不单单是针对张如瑾而言的。就她最亲近的两个女人而言，无论是母亲婚后的痛苦，还是姑姑的抱定“独身主义”，也许这一切都让爱玲想象到婚姻的痛苦。也许，她觉得一个女人就该像男人一样，自立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在大多数同龄的孩子都对爱情抱着一种玫瑰色幻想的时候，爱玲却无意中夸大了婚姻的悲剧性。它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这个16岁女孩子出奇的早熟。
在当时的圣玛丽亚女校，钢琴与唱歌，是作为重要的功课来学的。也许，这是作为西洋式淑女必备的技能。爱玲其实本来是挺爱音乐的，就像上次母亲回来，在那个“有狗，有花，有童话书”的花园洋房里，在那里她开始喜欢音乐，并开始学钢琴。她记得那时家里常有一些热闹的沙龙，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小小的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酒阑人散之后，客厅里的玫瑰色壁灯发出柔和温馨的光。每当这时候，姑姑就坐在钢琴前弹奏。爱玲看着姑姑纤细的手指在琴键上跳动，那一个个透明灵动的音符便如雨点般跃动。母亲总会和着琴声，“啊啊啊”地唱上一曲。那是一首用美声唱法唱的苏格兰民歌。音域是那么宽广，感情是那么舒缓。爱玲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她羡慕地想：“要是我能弹得那么好该多好啊！”
然而，爱玲进了圣玛丽亚女校后，却慢慢对钢琴和音乐失去了兴趣。圣校的教琴先生经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上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她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越打就越是偷懒，爱玲逐渐对钢琴失去兴趣，应当练琴的时候，也只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教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而且，她搽的粉不是涂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松松地包着一层白粉。有时候她还主动跟爱玲打招呼：“你早！”但是，爱玲还是觉得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房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钢琴课对她来说，不再如童年时那样充满温馨浪漫的色彩，而是成了一种“酷刑”，一种“炼狱”。
爱玲却一直保持着对绘画的兴趣，这也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刚上中学的时候，她的一张漫画被《大美晚报》发表了，得到5元钱的稿费，这也是她得到的第一笔稿酬。她马上用它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怪她没有把这张钞票留着作个纪念，可是，她觉得值得。她喜欢鲜明的颜色，她喜欢把鲜艳的唇膏抹在唇上的那种感觉。她写的《论卡通画之前途》一文，颇有见地，也许那时候，爱玲还在梦想着当一位卡通设计师呢！在那些上课的日子里，爱玲总是坐在教室角落的位置上，她总是心不在焉地随手画着画，有时候，是上课老师的素描，有时候是她见到过的另一些人和事。她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打发上课的时光。那时候，教室里挂着一张《蒙娜丽莎》的画，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画，爱玲上课有时走神，就瞅着这幅画发呆。先生曾经告诉她们：“注意那女人脸上的奇异的微笑。”那的确是使人疑惑不解的美丽恍惚的笑，你是一刻也留它不住的，即使在人们努力注意之际也滑了开去，使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爱玲并不相信先生对蒙娜丽莎微笑的解释，而且自己想象着：“也许她想起她的小孩今天早晨说的那句聪明的话--真是什么都懂得呢--到8月里才满4岁--就这样笑了起来，但又矜持着，因为画师在替她画像，贵妇人的笑是不作兴露牙齿的。”在张爱玲的想象里，这位佛罗伦萨贵妇人是一位温柔可亲的母亲。她的想象倒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
爱玲上中学后，就很少回家，因为学校里多少让她感受到那种家里所没有的新鲜的气息。只是偶尔，她会去姑姑那里。有一个凉爽的夏夜，在小阳台上，姑姑把爱玲父亲又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她。爱玲的心猛地抽紧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看过了那么多关于“后母”的小说，爱玲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命运竟会应在自己身上。爱玲无力而茫然地靠在阳台的栏杆上，下面是繁华大上海的夜，霓虹灯璀璨如白昼。爱玲心里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她恨不得那个女人就在眼前，她一定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不管她有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在1934年进了张家。后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没有一点儿的闺秀气，倒有着人们想象中一般后母所共有的阴险狠毒。据说，孙宝琦在北洋政府里“官声”不好，他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都染上了“芙蓉癖”。她继母还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婚后，继母的床头就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
父亲再婚之后，爱玲一家就搬回到麦根路别墅去了。爱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本来就是张家的产业。爱玲很少回家，见到后母，也就打声招呼，偶尔也会说一两句家常话。爱玲是痛恨这种冷漠的母女关系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心与心之间的鸿沟是很难填平的。是的，她不喜欢待在那个家里。这个家是昏昏的，幽幽的。后母与父亲经常对躺在榻上，烟枪上的火光一亮一亮的，鸦片的烟，云雾一般地在小屋里飘着。那是一种让人昏然欲睡的气息。屋里乱摊着的便是一些流行的低级小报。这种环境里，没有春天，没有阳光，没有热情，没有蓬勃向上的生命的气息。在这种环境里出来的张爱玲，给人的感觉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委靡不振”。（汪宏声：“中学时代轶事”，《永远的张爱玲》）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再隔一年，圣校将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汪宏声先生还专门找到她，希望她以后有时间不妨多写写。一直以来，张爱玲对汪先生是心存感激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汪先生最早发现了她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并给了她热情的鼓励。那毕竟是爱玲整个灰色调的中学时代里最富有亮色的地方啊！几年后，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听说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他，爱玲是颇感惆怅的。
二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了。中年的母亲风韵犹存，美人迟暮，又经了多年欧风美雨的熏陶，更显出一种动人的风致。那一次，母亲还带了美国男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俊潇洒。母亲回国是为了爱玲出国留学的事，她曾托人约爱玲的父亲谈判该事，张廷重却避而不见。
在年轻的爱玲心中，中学毕业是一件开心的事。不愉快的备受压抑的中学时代终于结束了，她感觉到自己的羽毛渐渐丰满了。是的，她要飞了，她要飞离这个弥漫着沉腐气息的家，她要飞赴她那阳光灿烂的前程。爱玲觉得她的整个少年时代就像是处于一种“蛹”的状态，马上她就会翩然成蝶，可以挣脱一切羁绊，自由地飞了。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个家的死气沉沉，父亲的喜怒无常，后母的残暴凶狠已使她无法忍受。她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这种环境所同化，就像她的弟弟那样麻木和不争气。
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子。爱玲大大地一震，用饭碗挡住了脸，眼泪直往下淌。当时后母莫名其妙地看了爱玲一眼，没好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爱玲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她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她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那是弟弟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皮球，而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类的事，他是习惯了的。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是复仇的烈焰在敏感的心里熊熊燃烧之后的一种平静。但是，平静的背后潜伏着更为可怕的岩浆喷发式的仇恨。
终于，爱玲觉得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她决定把自己的“远大计划”向父亲和盘托出。
那是一个“春日迟迟”的午后，父亲和后母又对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种浓郁的焦香味在有着雕花窗棂格子的房间里飘着。留声机里正播放着“金嗓子”周璇在《天涯歌女》中的那首成名作“小妹妹找哥泪花流”，那种哀伤的调子让人有一种切入骨髓的心寒。爱玲小心翼翼地鼓足勇气走到他们跟前。
“爸，我想跟您说件事情。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不管你是不是同意，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想要去留学……”
爱玲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就像是在演讲。其实这些话在她心里已经翻腾过许多遍了，只是，她一直都不敢说。由于紧张，口中不免吃吃艾艾，说得很糟糕。她偷眼看父亲，发现他开始是半闭着眼睛，漠不关心的样子，接着脸色越来越坏。爱玲觉得该说的都说完了，便煞住了话。父亲的脸色变成了青灰色，还是一言不发。沉默，死一般的沉默，唯有那口老自鸣钟，发出单调的声音，在这让人感到颓废的春日的午后。
忽然，父亲从榻上跳了起来，把那管玉质的烟枪“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顷刻间，一瓣瓣的玉石碎片在地上绽开。
他指着爱玲的鼻子说：“好啊！这些年来，我供你吃，供你穿，又让你读书。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走了！你一定是受了别人的调唆，你说，你说，是不是？！”
后母在一旁则是一脸惋惜的样子，那神情好像是看到一个好好的姑娘正要往火炕里跳。她充满鄙夷又愤愤然地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喽！”
张廷重不了解爱玲，把她想出国留学的想法一味怪罪于黄逸梵。张廷重是最讨厌女人出国读书的。在他内心深处，对黄逸梵是有感情的，他总觉得是“出国留学”毁了他们的婚姻，虽然这仅仅是表面原因而已。他清楚地看到了两个曾经与自己亲密的“留学”回来的女人对自己的态度。妹妹张茂渊早已与自己分家，独立门户，而且兄妹俩很少有来往。妻子黄逸梵则决然与自己离婚。如今，女儿也要走上这条路，走上背叛自己的道路了。这些年来，一直是他花钱抚养着爱玲长大，而她最终还是走上她母亲的路。在张廷重看来，也就是走到与自己相敌对的阵营里去了。因为他的坚决反对，爱玲留学的事就暂且搁下来了。
之后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人心惶惶，人群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不断从闸北拥向租界。他们的房子邻近苏州河，夜里还听到炮声隆隆，实在让人无法安眠。于是，爱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到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
回来的那一天，爱玲觉得有些心烦，她怕后母又找事端，故意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穿过黑沉沉的堂屋。她在客厅外面侧耳听了一下，听到里面有洗麻将牌的声音，这下她放心了，后母一定是邀了人在打牌。爱玲扶着朱漆楼梯的扶手，想赶快上楼到自己房间里去。她想，也许后母只顾着自己找乐，根本没有在意她这些天到哪里去了。
谁知她头一抬，发现后母正端着一盏小茶杯在楼梯口上站着。她阴着脸说：“你怎么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爱玲回答已经向父亲说过了。
她冷冷地笑着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里还有我这个做娘的？！我今天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说罢，就刷地打了爱玲一个嘴巴。
爱玲的脸上火辣辣的。她心想：这下糟了！她知道后母对她前次提出想留学的事情已经记恨在心，更何况这次她偷偷去的又是母亲那儿。爱玲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于是，她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后母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爱玲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唇颤抖着，她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觉得就在那一刹那，屋里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楼道上传来木拖鞋拍打地面的“啪嗒啪嗒”的声音，那是父亲下来了。爱玲感到窒息，她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父亲凶神恶煞地从楼上冲了下来，一把揪住爱玲，拳脚相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真是无法无天了！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对于张廷重来说，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发泄，他把对前妻的恨都加在无辜的爱玲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