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31部队”的罪恶
★作战时间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
★作战地区 辽宁省东部及吉林省东南部
★双方作战目的
东北抗日联军 为反击日伪军大规模“讨伐”，抗联第1路军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方针在长白山区进行艰苦作战。
日伪军 日军为执行“野副大‘讨伐’计划”，调重兵对吉林省东南部、辽宁省东部进行“讨伐”，企图消灭抗联第1路军。
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成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这样算来，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共进行了14年。在这14年中，我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为抗击日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之后的8年中，日军在我东北对我抗日联军及东北人民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其中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先后在哈尔滨平房镇、长春孟家屯设立代号为“731部队”和“满洲100部队”等细菌研究机构。“731部队”还在海拉尔、林口、孙吴和牡丹江等地设支所，惨无人道地用抗联被俘人员和群众进行细菌试验，致使数千人惨遭杀害。
731部队的前身是1933年日军在东北五常县三岔口的背荫河畔建立的所谓“加茂部队”，部队长官是石井四郎军医少佐。
石井四郎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富于机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他曾对军医学校学生叫嚣过：“跟我一道干的有没有？能为我死的有没有？”以此来搜罗给自己当爪牙的部下。
1934年夏季，“加茂部队”迁移到哈尔滨市郊南岗庙。这一年还制造了细菌武器最重要的工具，大量生产培养罐，更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公司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了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设计了放毒工作中的必需器材——“毒性测量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平房车站迤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把正黄旗村的180户、800人撵到西方去住。在关东军军需部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
石井为防止部队秘密外泄，特使他的同乡亲戚土木建筑业者铃木茂包办一切，所用的500多名服务人员，也是从故乡千叶县招募而来的。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全部迁到平房来。在所谓“南栋”（哈尔滨南岗）那里，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
在平房的这个部队，是拥有月产霍乱、伤寒等肠内细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炭疽菌200公斤能力的皮带传送式生产设备和包含监狱的杀人实验所和研究初步细菌战争的机关以及研究细菌的使用方法的机关等的综合组织体。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因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哈桑湖事件。原想进窥苏联领土，不料遭到英勇还击，打了败仗。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司令部第一课的参谋（竹田东宫）借查看的名义来到731部队，协商怎样进行细菌战以挽救战局。
石井就派碇中佐率领“碇部队”开往哈桑湖前线，将约有22.5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菌撒布到哈尔哈河及其他水源、地上。当时虽然在日本侵略军中早做出预防的外置，尚且发生大量病人，至于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里，在附近的居民中，有多少人受害，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这次散播细菌，是731部队初次大规模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不讲人道的细菌战争，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
731部队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所生产的都是供细菌战争之用的。主要是对中国大陆散布。其数量见下面表格：
以上这些细菌的散布方法是：从培养基上将大量培植的肠内细菌（即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刮下，加肉汁和丙三醇各少许，制成菌液，放入飞机的“降雨器”内，由空中散布。鼠疫菌、炭疽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人得肺鼠疫和肺炭疽玻干燥细菌是将培养的细菌，用“干冰”（雪状碳酸）凝冻使之干燥的，归第四部第二课军医少佐三谷幸雄负责。炭疽菌、鼻疽菌和瓦斯坏疽菌因对外界环境条件变化有强大抵抗力，所以用它制造细菌弹。带鼠疫菌蚤则不用加工即可用飞机散布或用鼠疫弹散布。鼠疫菌蚤由田中技术中佐为首的田中班负责大量生产。
关于实施的具体地点、时间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害详情，无确实可靠的材料，我们所知道的，仅有下记的事项：1940年夏，在浙江省宁波曾空投过鼠疫菌；1941年12月，石井四郎曾在湖南省常德亲自投下过鼠疫弹；1942年曾用伤寒菌祸害过华中地区。总之，曾多次散播传染病菌杀害过很多无辜的善良人民。
石井四郎从背荫河时代，就开始利用炭疽菌的剧毒、炭疽菌芽胞的强大抵抗力，特别是利用它的耐热性，制造了细菌炮弹和细菌炸弹。在这些实验中，夺去不知多少中国爱国烈士的生命。
731部队还以活人实验各种细菌和使用各种细菌作战的方法。以1944年冬的一事为例：某一天，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镣的爱国人士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20公尺距离的木桩上，从低空飞行中将炭疽弹投向目标，借炸裂使吸入微沫而感染肺炭疽，或由于炸弹破片使感染皮肤炭疽，然后在部队的实验室里，诊查得病情况，最后则是在各种“治疗”之下进行残酷杀害，尸体则在解剖室供病理解剖。
石井特别重视传染力最强的鼠疫，曾三令五申对此作种种研究。1942年，为检定疫苗的抵抗力和实验鼠疫菌的毒性，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军医少佐曾和宇野澄技师、田村良雄雇员把关在“特别班”——秘密监狱的中国人5名，注射鼠疫的各种疫苗，尔后便在“测验免疫能”的名目下，采取大量血液，最后注射鼠疫菌使之感染，结果使二人丧了命。
1943年2月，铃木、宇野、田村为检定鼠疫的毒性，又用鼠疫苗杀害了中国的抗日救国烈士。1944年秋，因生产鼠疫细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桥班（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内，有4名做“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术员感染了鼠疫。（“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老鼠，再把这只鼠喂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内潜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于鼠疫，会影响全体队员的“士气”，下令必须彻底医救。高桥少佐在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的指导下，大量制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到中国人的身体使之感染，然后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丧命。用这样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来医治受传染的队员。为救一个杀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须有4个爱国烈士丢掉宝贵的生命。
在这些爱国志士的痛苦挣扎中，日本侵略者逐步造成细菌武器，更把它投到中国大陆上屠杀更多的中国人。
以上所记，只是731部队滔天罪行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2 配合全国进行抗战
东北抗日武装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度恐慌，于是他们不断加紧对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的镇压。
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有效地抗击侵略军，扩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1935年6月3日，中共东北党组织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中共中央的“六三指示信”。
信中，中央作出了这样的指示：“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的4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要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我们现在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号召东北各种反日武装团结一致……我们要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和指挥……”
据此，1936年2月20日，以当时在东北最著名的几个抗日领袖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人和汤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联名签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宣言发表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一切反日爱国武装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个部队便陆续成立起来了，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日战争变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各族人民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8月，东北抗日救国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抗日军民联合行动，号召伪军哗变共同对敌。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部发表告满军同胞书，号召：“凡是中国人都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民族败类——卖国贼！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
东北抗日联军和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各种抗日斗争。在此形势下，伪军警也开始分化，出现成批的携械反正。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各族人民的浴血奋战下，日军的侵略计划也不断遭到失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改变这一不利的局面，将关东军的兵力增至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5个守备队（相当于旅团），共达十万余人。同时，大力扩充伪军，使伪军总兵力达26个旅，约10万人。并加紧推行“三年（1936～1939）治安肃正计划”，加强军事“讨伐”和殖民统治，且将其“讨伐”重点指向北满，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妄图将抗日联军大部消灭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
因此，一场更为严峻艰苦的斗争，摆在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的面前。
在强敌进攻的新形势下，活动于北满的抗日联军部队，至1938年6月，与日军连续作战达500余次，歼日军数千人，抗日联军本身也伤亡很大，有的部队减员过半。
1938年下半年，日军为彻底消灭东北抗联，巩固其殖民统治，以及准备对苏作战，将关东军兵力增至7个师团，并加紧对抗联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由此开始进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到1939年底，关东军增至9个师团。同年，敌调集重兵，以抗联第1路军为重点，连续地进行“讨伐”，使抗联部队得不到休整机会；并提出“匪民”分离等口号，加紧招抚诱降，企图分化瓦解抗联队伍，致使抗联中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先后叛变投敌。同时，实行所谓“米谷管理法”，以及控制布匹、鞋帽、油盐、医药等物资，以断绝抗联生活必需品的来源。
由于日伪军疯狂的军事“讨伐”、严密的经济封锁，抗联活动地区日渐缩小，部队大部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战斗在冰天雪地之中，粮食断绝，常以树皮和野果充饥，备受艰难困苦。然而，抗联在几经辗转得到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六中全会给东北抗联、东北人民致敬电的鼓舞下，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的思想指导下，尽管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处境日益艰险，但绝大多数部队仍不屈不挠地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3 “三省联合大讨伐”
1937年7月开始，根据日伪制订的“三年肃正计划”，日伪当局调集5万余兵力，对三江地区进行长达一年半的“大讨伐”。与此同时，日伪仍在伪通化省及间岛省大部、吉林省东部，继续进行“治安肃正”工作。仍有约两万余兵力，分布在伪通化、间岛、吉林等省各地，对抗日军民进行“讨伐”。
1939年春，敌又在日军和伪军中分别组成挺进队，在伪警察中组成特别工作队，专门对东北抗联第1路军的领导人及所带领的部队进行“讨伐”与捕杀，并通过组织“特别工作队”、特搜班、特务班等打入抗日武装内部进行政治诱降和思想瓦解。
三江地区的“大讨伐”结束后，日伪当局又把“治安肃正”的重点转到了东南部的伪通化、吉林、间岛三省，于当年10月至1941年3月，进行长达一年半的“三省联合大讨伐”，也称“东南部治安肃正”或“野副大讨伐”。
在这次大“讨伐”前，日伪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1939年5月，在吉林市组成了以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的“讨伐司令部”。“讨伐司令部”内设参谋部、宪兵部、警察部和伪满军、伪满铁路警护队、伪法院、伪协和会、伪行政联络部等。其中核心机构是参谋部与警察部。
在参谋部内还编有3个工作队，专门进行政治诱降等工作：第一工作队下设特设游击队和宪兵工作班；第二工作队下设潆江班、桦甸班与辉南班；第三工作队下设安图班、汪清班、延吉班和敦化班。警察部下设伪通化、吉林、间岛等警察大队，内部还设有特务搜查班、指纹班等机构。1939年5月，还在通化新成立了伪军第8军管区，管辖伪通化、安东两省军事，专门用来“讨伐”在东边道一带活动的抗联第1路军。同年9月，又制订了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随后调兵遣将，于1939年10月，开始了“三省联合大讨伐”。
这次大“讨伐”以东北抗联第1路军为主攻目标，“讨伐”地区有伪间岛省、通化省全部、伪吉林省东部的磐石、桦甸、敦化、蛟河、舒兰等县和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