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美国“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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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再谈“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

第六十一章 再谈“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

背后故事

《“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发表后,外界反响强烈。但我也注意到,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反驳说,这种跨国物价对比太过简单,存在误读。

梅先生是一位著述颇多的学者,他的观点,考虑到他的官员身份,其实可以理解。价格比较,确实可以有多种比较,但直接的价格比较毕竟是最真实最直观的对比。不然,中国也不会更乐于接受基于汇率对比的GDP,而非基于购买力平价对比的GDP。

作为对梅先生的澄清文章的再澄清,我又写了这篇文章,再论“中国制造”国内外价格对比。在这一系列文章的推动下,国内的《财经》、《国际先驱导报》都发表了相关价格对比的文章,这一系列报道到2011年渐至高潮。

正文

拙作《“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刊登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读者表示赞同,提出了很多反思的意见;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先生就认为,这种跨国物价比较存在误读,因为比较错位而造成结论失真。

梅新育先生说得颇有道理,比较确实应该在大致同等条件下对比。这也正是国际社会总是希望拿印度和中国相比较一样,如果总是在经济问题上拿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确实就不伦不类了。

但在物价上,至少在部分商品的价格上,中国却似乎还真有“超英赶美”的趋势。其实这个问题,正如苏东坡先生所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大家也完全不必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说出个一二三四;到商店里仔细看一看,比一比,情况自然一目了然。

梅先生说,拿美国的Outlet和北京的精品店价格没法比。那我就拿更直接更可比的,就以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和纽约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相比,同样品牌的同样的服装、球鞋,价格究竟哪个更贵?

多位经常往来中美的朋友告诉我,同样新款的耐克鞋,在梅西百货一般也就50美元一双,在王府井百货,可往往就得四五百人民币了。按照汇率对照下来,美国商店里的鞋,总是比中国便宜,甚至有的还不到中国商店价格的一半。这些商品可还都是“中国制造”。

其实,也不必去比商店看鞋帽衣袜,以更具可比性的电子产品为例,同样品牌、同样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一般在国外七八百美元的,在国内往往就要上万元人民币了。而在今天的世界,笔记本电脑虽然品牌各异,但绝大部分可也都是“中国制造”。

再说房价,梅先生说,人口三四百万的华盛顿和人口近两千万的北京不具可比性。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就拿梅先生认为可比的纽约房价来说,不错,纽约市中心的房价确实非常高,但对普通纽约人来说,他们可不必居住在华尔街的高楼大厦,就像普通北京人也不必挤在王府井和中央商务区(CBD)一样。

对普通人来说,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套离城不太远的住房。在纽约,不少人都居住在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以距华尔街约半个多小时车程的东橙(East Orange)地区为例,按照相关部门的数据,平均每平方英尺房价为164美元,折合每平方米约在1.2万人民币上下;而在北京,通州房价都过万了。而且别忘了,美国房子是包括地皮的,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更是我们中国人,哪怕是北京居民收入所无法比拟的。

其实,可类比的东西太多了。我的一位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的朋友,在距伦敦市中心30分钟车程的地方买了套房,按照他的说法,他花同样的价钱,可在伦敦买房,但却在北京买不到相同地段的类似房子。房子的问题之所以多谈了点,因为这太具可比性了,不然,国务院也不会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了。

中国一些商品的价格“超英赶美”,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这还是指商品的绝对价格,未考虑到中国普通人与外国普通人的收入差距。当然梅先生也指出,有些品牌的价格是精英的价格,这可能确实不可比,因为对亿万富豪来说,价格往往都是缺乏弹性的,中国富豪绝对会比巴菲特表现得更有钱。

但同样的商品,且是“中国制造”,在海外和国内有着不同的价格,这无疑让人感到困惑。梅先生的解释是这里有国家政策“发展导向”的问题,但物价是有连带效应的,君不见,即使是中国厂家只对内生产销售的产品,往往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让老百姓望而兴叹。许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朋友都曾对我说,如果仅对比中国商品的出厂价和零售价,其中的差距让人咋舌,药价问题不过是许多行业类似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而已。

梅先生的许多评论我也拜读过,其站在中国立场上发出声音,不少分析有理有据,许多观点我也颇为赞同。但在价格问题上,窃以为梅先生想得过于复杂了,因为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价格是一比就清楚的。这其实跟国家和人民利益是高度吻合的。只有物价合理了,民众消费力增长了,经济也才能更可持续地发展。

在中外物价对比问题上,我们更多的是要反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制造”在国外比国内便宜,是税收政策?还是流通渠道问题?抑或是其中的利润大小因素?在我们今天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努力提高民众购买力时候,怎样尽可能让民众分享改革成果、提高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

本文发表于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