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回到了这个多雾的山城、战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这里有他亲爱的同胞，有他熟悉的学生，有等待着他去做的许多工作，他感到多么喜悦。
虽然徐悲鸿才47岁，但看上去，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为了多难的祖国，他工作得太多、太紧张、太疲乏了！
他来到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们蜂拥上前，抢着向他问好。这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徐悲鸿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学生，用竹竿高高地挑起一串很长的鞭炮，它在响声中冒着硝烟和火花。
学生们把徐悲鸿拥到教室里，在那些拼凑起来的简陋的课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那是他的学生们亲手做的。他坐下来，每个学生给他夹一筷子菜，送到他的面前，他听到那些男女学生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心中满是欣慰。
这天晚上，他照旧回到中央大学的集体宿舍中，住在上下两层铺的小房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起了已经失去的家，想起了两个儿女，也想起了蒋碧薇。
第二天，徐悲鸿去看望了蒋碧薇。但是她却对他冷若冰霜，坚决拒绝和解。原来，听到徐悲鸿行将归国的消息，张道藩便写信给蒋碧薇，要她拒绝一切调解，说明和他永久断绝。这样，蒋碧薇可以保留自由之身，长为张道藩秘密的爱人。
阴险的张道藩要继续在精神上扼杀徐悲鸿。蒋碧薇当即复信表示，她决不与徐悲鸿和好。她在给张道藩信中写道：“忍痛重圆，此一做法，当为吾人最难堪、最惨痛之牺牲”，“至于汝之爱吾，吾固未曾有一刻怀疑”。
徐悲鸿永远没有想到，口口声声说“我又不会再嫁人”的蒋碧薇竟如此不顾个人尊严，成为一个早已娶了一位法籍妻子的国民党特务头目的情妇。
徐悲鸿仍然将全部精力用于创作和教学上。为了弥补这几年失去的教学时间，他每天一清早就来到教室里，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培养年轻一代，循循善诱地引导有不同才能的学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材施教，永远是他的特色。当时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优秀的美术家，多在美术院校任教。
当时，油画工具仍很缺乏。徐悲鸿就指导学生们用各种废旧的木板做调色板，有的很厚重。他从来不讲这些工具不能用，或那种笔不行，并且常常在教室里和学生们一起作画。
1942年，重庆举行了全国木刻展览。徐悲鸿兴致勃勃地看到解放区木刻家丰富多彩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斗争，特别是木刻家古元饶有诗意的作品，引起了徐悲鸿的赞叹，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在开头写道：
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15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越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的大艺术家古元。
我自认不是一个思想有了狭隘问题的国家主义者，我唯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新中国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为庆贺。
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
徐悲鸿的预言并没有错。后来，古元果真成为出类拔萃的木刻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但是，当时国民党的报刊压制舆论，他这篇文章只能在本市中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发表。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但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却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格外“关注”。
不久，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逝世了。徐悲鸿闻讯，立即赶到医院的太平间。那天晚上，他悲伤地陪着蒋碧薇守灵。
在昏暗而惨淡的灯光下，他们默然无语地坐在老人的遗体旁，遥远岁月里的往事，又像潮水般向徐悲鸿涌来。
徐悲鸿忽然记起了第一次到蒋家去的情景，蒋梅笙先生穿一件灰色的纺绸长衫，摇着折扇，满脸堆笑地迎接他。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把折扇是空白的，蒋梅笙特意买来请他作画，他当时便画了一丛墨竹。
蒋梅笙十分赞赏地用食指敲着桌沿，连声叫好。后来，吃饭的时候，蒋碧薇从楼上走下来，她好像是特意打扮过的，穿一件崭新的藕色上衣，下身是一条藏青色的绸裙，乌黑的头发覆盖着她的前额，那双黑闪闪的大眼睛落落大方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陌生人……
忽然，蒋碧薇声音低低地说道：“要是能给父亲画张遗容就好了！”
徐悲鸿回过神来，抬头望了望她，轻轻地站起来，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小心地拿出纸和笔，迅速地画了一幅素描。
微弱的曙光悄悄地从窗户外朝里面窥视，天快要亮了。徐悲鸿用手绢擦了擦含在眼眶里的泪水，饱含深情地说：“碧薇，你不要难过，父亲的丧事我一定好好办理。”
徐悲鸿想到自己几乎分崩离析的家庭，沉思了片刻轻声地说道：“碧薇，我们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呀！为了儿女着想，我们也不该再闹下去。”
蒋碧薇急速地抬起了头，高声地说：“算了吧！我们既已分开，一动不如一静，天下离异的人很多，不足为奇，你我的个性太不相同！你可以另外结婚，我难道还会跟你捣乱不成。”
徐悲鸿沉默了，不再说话。当时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卑鄙的张道藩一直紧紧地牵引着蒋碧薇的心，并且依旧巧妙地通过蒋碧薇的手，来给他施加种种难堪和痛苦，而张道藩本人却继续披着伪装，在公开场合遇见他时，总是挤眉弄眼地说着关切的话。
很多年后，蒋碧薇写道：
父亲去世前后，道藩对我尽了最大的爱心与关切……在那一段时期内，道藩在中宣部的工作职责重大，忙碌到日以继夜，但他仍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和我多聚晤。
这年秋天，徐悲鸿准备着手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它是由中英庚款董事会计划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是一所美术研究院性质的学院。
由于战时的一切都很困难，只能因陋就简，院址设在沙坪坝对面的磐溪石家花园石家祠。为了给美术学院准备一批图书，徐悲鸿决定去桂林七星岩岩洞取回他那些藏书。
1942年冬天，徐悲鸿由重庆乘长途汽车，前往贵阳，准备从那里再去桂林。他在贵阳逗留期间，又举办了一次画展，将全部卖画收入，捐献给当地的中学作为经费。随后，他又乘车到达桂林。
在桂林，徐悲鸿终于和田汉、欧阳予倩又相聚在一起了。这三个“南国社”的朋友，当年分手以后，尽管各自都有着很不平凡的艰苦经历，但是，都坚强地战斗在文艺战线上。
这时，欧阳予倩正在桂林创办剧社，上演了许多抗敌话剧。田汉则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担任文艺处处长，肩负了极为繁重的抗敌宣传工作，并领导了那些抗敌演剧队，经常四处奔走。
田汉和欧阳予倩都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片，只有徐悲鸿一人仍是目光精锐。他们不由得忆起并肩战斗的往事，在南国艺术学院共事的情景又涌到了他们面前，然而时间却过去了15年！
“悲鸿，你一个人单身生活了6年，总该有个家啊！”田汉和欧阳予倩几乎同时这样劝说他。但是，徐悲鸿默默无言。过去那个“家”带给他的痛苦是可怕的、记忆犹新的，重新建立一个家是否就能得到幸福呢？他不敢想象。
在桂林期间，徐悲鸿还专程去看望了李济深先生。这位曾参加领导北伐战争，后来被蒋介石囚于汤山的桂系将军，对徐悲鸿十分敬重。他住在南京时，听说徐悲鸿爱吃枇杷，便经常派人送枇杷给徐悲鸿。徐悲鸿曾回了一幅国画《枇杷》，上面题写了“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日深交怀李公”，就是指的李济深先生。
李济深先生和夫人也为徐悲鸿孤身一人而感到不安，并寄予同情。李夫人还特意为悲鸿介绍了一位能诗能文的富家小姐。但是，徐悲鸿却婉言谢绝了。
1942年年底的一天，徐悲鸿应欧阳予倩的邀请，在桂林的一家剧院看了一个小剧团演出的抗日小节目。一位年轻的姑娘怀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演唱了《中国不会忘》这首歌曲。
看完戏后，徐悲鸿特地向剧团赠送了花篮，向那位年轻的姑娘表示感谢，并希望她今后能多演唱一些歌曲。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她给徐悲鸿留下的印象极好。
又过了几天，报纸上刊登中国美术学院招考一名图书管理员，由徐悲鸿亲自口试。许多年轻女子听说徐悲鸿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招考图书管理员，都非常乐意工作在这位伟大爱国画家的身边。
报名者达到了50余人，经过徐悲鸿亲自口试之后，最后录取了一位湖南姑娘，她就是廖静文。正是那次在剧场演唱《中国不会忘》歌曲的那位姑娘。
廖静文聪明伶俐，举止温雅，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女子。她受到徐悲鸿的赏识，逐渐成了徐悲鸿的知心朋友。
廖静文对徐悲鸿十分尊重，热爱他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同情他在家庭上所遇到的坎坷。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彼此之间的友谊日渐增进，爱情也悄悄地来到了他们之间。作为徐悲鸿的知音，廖静文从此之后体贴入微地照顾着徐悲鸿的生活。
在当年的抗战时期，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的辛劳，致使徐悲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但是徐悲鸿仍然坚持工作着。每天上午，他都按时到学校教书，晚上又在油灯下奋笔作画。不久，他就因为过度的疲劳而病倒了。
大夫告诉他，他的肾炎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的心脏，而且血管也开始硬化。徐悲鸿在廖静文和朋友们的劝说下，勉强凑了一些钱住进了医院。白天廖静文伺候他的饮食起居，夜间她就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悉心地看护。
徐悲鸿虽然是病魔缠身，枯瘦如柴，但是他并没有气馁，没有绝望。他对身边的廖静文说：“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有一息尚存，我就要愉快地去干我为之而奋斗的事业。”
徐悲鸿还让廖静文找来了鲁迅为亡友写的《海上述林》和鲁迅的《呐喊》。
虽然大夫和护士都不让他多看书，但他总告诉他们每天光让他睡觉吃饭是不行的，他总是要动动脑子看一看文章，哪怕是看几行字都行。
徐悲鸿在医院里整整躺了4个月，后来，身体稍微好了一些，因为缺少住院费，只好搬了回去，由廖静文照顾他继续养病。
1946年初，徐悲鸿终于和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的礼堂里举行了结婚典礼。婚礼上，沈钧儒和郭沫若两位先生自告奋勇当了他们的证婚人，重庆文化界也有100多位爱国人士前来祝贺。
徐悲鸿和廖静文相敬如宾，当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却生活得美满幸福。每当徐悲鸿在家里作画的时候，廖静文总是喜欢帮丈夫洗砚、调色、理纸。廖静文十分钦佩丈夫绘画方面的超人本领。
1943年秋初，徐悲鸿在谈笑中曾随意地给廖静文画了一幅坐在藤椅上的半身像，色彩简单，快要画完时，只见他在人物的眼睛处点了淡淡的两笔，她的形象顿时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徐悲鸿纵笔千骑，且尤喜欢奔马。这是因为奔马不畏险阻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他笔下的马，镌刻时代的鲜明烙印，寄托着他催人奋进的思想。
1946年春季的重庆，寒气料峭。徐悲鸿像平常一样来到艺术系。一位同学乘机把班上“野马社”编辑部的画刊拿给他看，徐悲鸿一看社名，觉得有趣。当他翻到“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画页时，脸上堆满了笑容说：“蛮好，蛮好！”这时，一个快嘴的同学又把前几天国民党特务恫吓信的事告诉了他。
徐悲鸿皱紧眉头，思索片刻，什么也没说，而是叫同学们研墨理纸。只见他提起大笔，纵横撇捺，好像运用千钧之力。不一会儿，一匹四蹄腾空，势不可挡，傲骨嶙峋，令人神迷的奔马跃然纸上。同学们围拢过来观看。徐悲鸿又在画面上题写道：“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洪荒有尽头。”
之后，徐悲鸿又盖上“江南贫侠”的印章，并且说：“我画马并不因为它形体如何美，而是它的精神可贵。马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却很多。它不畏险阻，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当今社会，学习艺术，做正直的人也冒险。所以，做人、做艺术家，应该具有这种奋进不息的奔马精神。”
徐悲鸿同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熟知马的习性，而且还专门学过马的解剖学。在他画室的一角，还专门放着一匹马的整个骨架，他几乎每天都抽时间对骨架进行这样那样的观察、研究。因此，他能熟练地运用解剖学和透视学画马，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是一大创举。
他笔下的奔马，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断地跃出纸面表达着他与劳苦大众心心相印，与祖国安危紧密相关的一片赤诚。
徐悲鸿笔下无凡马。他惯常画瘦骨嶙峋的野马，而不喜欢画膘肥毛滑的鞍马。他画马总是独创一格，要么是长啸于山林的立马，要么是驰骋于荒原的奔马，要么是渴饮于水边的饮马，要么是迎风屹立的战马等，虽千姿百态，却都铁骨铮铮，寄托着他的反抗和追求。
徐悲鸿一生多画马，光速写稿就数以千计。他笔下的马奔腾不息，他自己亦如奔马而永不停蹄，他的笔下有千骑，又岂止是笔下千骑！
后来周恩来说徐悲鸿的画是和时代风云紧密相连的。
1946年5月，徐悲鸿身在重庆，他准备去北平艺专担任校长一职，特意请朋友捎信给正在上海的吴作人，他们相约于8月到达北平。
去北平的前夕，在上海郭沫若寓所的客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徐悲鸿。当时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说：“徐先生，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记得吗？1924年在巴黎的巴黎公社墙前，我们还合过影。记得当时你不停地素描，还摘了两片树叶，悄悄夹在画夹里。”
徐悲鸿情不自禁惊奇地说：“周副主席，你的记忆力可真惊人……”
周恩来亲切地说：“叫我恩来同志好了。”
接着，周恩来又关切地询问起徐悲鸿的生活、家庭、作画、今后打算等情况。徐悲鸿觉得周恩来平易近人，很了解自己的心愿。分手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徐先生，我们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大众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徐悲鸿一到任，便亲自乘车去迎接齐白石到校讲课，聘请齐白石为名誉教授。他广招人才。李桦、叶浅予等人主持版画、国画、工艺美术各系的教学工作；油画、雕塑等由吴作人、王临乙等人执教，后又陆续增聘了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艾中信、李瑞年、滑田友、高庄、宗其香、戴泽、韦启美、梁玉龙等多方面的名家，人才济济，展抒才艺，共同办学。
而且，徐悲鸿当时还解聘了一些与国民党特务勾勾搭搭的教职员。
徐悲鸿的种种治学活动，引起了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的艺专训导处的不满。一天，一个家伙找到徐悲鸿，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解聘我们的人，他也是名教授！”
徐悲鸿正色道：“现在的牌子，有挣来的，也有买来的，甚至有混来的！我是校长，我不能拿学生的前途来开玩笑！”
徐悲鸿凛凛正气，傲骨铮铮。当年年底，他们还成立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徐悲鸿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吴作人任会长，和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控制的北平市美术协会针锋相对。
一天，徐悲鸿正在作画，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前来造访。徐悲鸿让门房将年轻人请了进来，只见一位头发蓬乱、衣衫补丁缀补丁的外乡人被领到办公室来了。
徐悲鸿迎上前说：“实在抱歉，让你久等了。请坐，请坐！你尊姓大名啊？”
徐悲鸿一副亲切和蔼的样子，使颇有些拘谨的年轻人也松快了许多。他告诉徐悲鸿叫韦江凡。
“听口音，你是陕西人了？”徐悲鸿依旧亲切地问道。
“是，先生，我是陕西关中人。”韦江凡告诉徐悲鸿他的父母都是庄稼人，但都已经不在世了。
徐悲鸿看到韦江凡手里的画，便要过来看看。
韦江凡忙把画递给徐悲鸿。这是一些描写难民背井离乡的图画。
画面上一个看上去年轻却瘦骨嶙峋的女人，骑在一头孱弱的小毛驴上，低头看着怀里吮吸着干瘪奶头的婴儿；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妇，拄着拐棍，衣衫破烂，步履艰难地向前挪动着；乌鸦站立枯枝，毛驴啃着草根……
徐悲鸿被画面上的情景感动了，他深思了片刻，突然问道：“我收你上艺专，愿意吗？”
韦江凡闻言不由心中大喜，又是一阵阵感动，他在来北平的路上，没钱买车票，都是和难民在一起，一路讨饭，于是就将他所看到的一切画了下来。
徐悲鸿不由感叹民不聊生，为了解决韦江凡的生计问题，他还专门介绍韦江凡到学校的文印科刻蜡版。这样韦江凡不仅可以在学校上学，也有了一份收入。韦江凡学习刻苦，思想进步，颇得徐悲鸿的赏识。
一天，徐悲鸿去给韦江凡的班级上课。他一走进教室，发现地上扔着一小张宣纸，上面还踏有几个脚印。他忙弯腰捡起宣纸，抖了抖尘土，心痛地说：“片纸点墨，工人制造出来多么不容易呀！”
当即，徐悲鸿在这张小纸上画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疏柳归鸦图》，并郑重地落款、盖了印章。同学们对徐悲鸿的行动肃然起敬，那个丢弃宣纸的同学也不禁低下了头。背景复杂的学校训导处却对韦江凡是百般刁难。
一天，训导处把韦江凡叫去威胁说：“我们要查查你有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明天就拿来，否则就开除你的学籍！”
连初中都未念完的韦江凡，哪里有高中文凭。徐悲鸿闻知，对韦江凡说：“明天一早你去训导处，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跟徐先生学画多年，想要文凭就找徐悲鸿要去！”但是，淳朴憨厚的韦江凡说：“我不敢说谎！”
徐悲鸿告诉韦江凡对待那些被派来监视他和进步师生、为当局看家护院的家伙，绝不能客气！只要有他在北平艺专，他们就休想赶走一个学生！
徐悲鸿与李宗仁结识于广州，但深交于广西。在1945年冬天，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辕主任，1946年秋天，徐悲鸿也来到北平，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徐悲鸿到达北平后不久，李宗仁就设宴为徐悲鸿洗尘，并祝贺徐悲鸿荣任艺专校长。席间，两人从广州说到桂林，又从桂林说到北平，谈得十分开心。
李宗仁为徐悲鸿敬酒时，十分感慨地说：“正当中国画坛沉沦在一片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神笔徐君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于是，整个画坛立刻变得光明起来。”
出席的众人闻言热烈鼓掌。宴席快要结束的时候，作陪的行辕参议马一民看了李宗仁一下，说：“徐先生，您在桂林给李主任画的许多名画，都在战火中损失了，实是可惜。使李主任最痛心的是那幅《雄鹰图》，李主任常念叨这幅画是他的‘镇堂之宝’。假如徐先生今天方便的话，能不能挥墨……”
没等马一民把话说完，徐悲鸿便笑着答应了下来。当即，徐悲鸿来到李宗仁的书房，只见纸、墨、笔、砚早已准备好了。于是，徐悲鸿画了一只站在巨石之上，展翅欲飞的雄鹰。李宗仁赞不绝口。
一天，李宗仁正在独自观赏这幅《雄鹰图》，顾问甘介侯轻步走了过来，低声对李宗仁说：“李主任，据我了解，徐悲鸿包庇赤色分子，有私通共产党之嫌疑，以后，还是同他断绝来往为好。”
李宗仁白了他一眼，很不耐烦地说：“不要胡言乱语！徐悲鸿是一位堂堂正正的艺术家，怎能把这些政治帽子扣在一位艺术家头上呢？”
然而，李宗仁心里很清楚，徐悲鸿利用他这行辕主任的名声，其实保护了不少进步师生。至于他们是不是同共产党联系，他虽然不清楚，但也无须去弄清楚。
1947年，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散发了《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提出“要为古人而战”，“要超现实的艺术”。一个身为社会局长的人物，在报上发表《徐悲鸿重弹现实主义滥调》的文章，攻击徐悲鸿包庇共产党，“摧残国画”，“把国画系改为彩墨系”。
徐悲鸿冷笑道：“今非昔比，我不是那么好挤走的了！”
他在课堂上说：“彩墨不是国画，那么版画木刻，粉彩，中国人用西画工具创作出民族风格的油画算不算国画？难道中国产的火柴还非得叫‘洋火’？”
记者招待会上，徐悲鸿说：“主张笔笔照唐宋，画画依明清，反对写生、画模特儿的人是毫无道理的。难道电灯是外国人发明的我们就非得点蜡烛？西画有可取之处，我们吸收过来，是为了发展我们民族的绘画事业。”
徐悲鸿总是站在国画革新与保守之论战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