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也是晚清时代的有名小说，共五十万言，分六十四回。作者署名花也怜侬，实则出于韩子云手笔。
韩名邦庆，号太仙，又号大一山人，松江娄县人，生于一八五六年。从小跟了父亲宦游京师，读书很聪颖，但科举应试却一再失败，他就淡于功名。喜欢弹琴作诗，弈棋称唯一好手，松江人都推崇他，向他学习。他住在上海很久，常和申报馆主笔钱忻伯、何桂笙等来往，诗文唱和，非常投契。他也担任《申报》写作。
他和某校书具有深切情感，一度为避免某种纠纷，匿居在她妆阁中，兴之所至，便取残纸秃笔，一写动辄万言。《海上花列传》就是这样开始写成的。后来把这稿本刊印出来，可是他不久就死了，年只三十九岁。没有儿子，女童芬，嫁聂姓。他的诗文杂著，散失无存。这部《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大都实有其人，不过影射罢了。如史天然为李木斋、方蓬壶为袁翔甫、王莲生为马眉叔、李鹤汀为盛杏荪、齐韵叟为沈仲馥、高亚白为李芋仙、黎篆鸿为胡雪岩。又据传说，书中有赵朴斋，这人初极穷困，甚至把他的妹妹卖给妓院，韩子云知道了，尽力救济他。赵后来忽然发了财，韩反潦倒，向借一百元，赵非但不肯，且出言讽刺他，他恨极了，便在小说中揭发赵的丑史。赵没有办法， 出钱收购这书，把它烧掉。坊间翻刻的，往往改头换面，割裂很多。书名也改为《海上新繁华梦》和《海上花丛艳史》，原来赵相当有势力，人家不敢冒犯他。
写《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在辛卯年的秋天，应试赴京，和韩子云相识于松江会馆，考罢南回，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途中，韩把所写的小说稿给孙玉声阅看，书名《花国春秋》，已做了二十四回。孙玉声正在写《海上繁华梦》，已成二十一回，两人交换阅读，各提意见。韩自己觉得《花国春秋》的名儿不恰当，打算改为《海上花》，孙很以为然。但认为书中用苏州方言，恐别省人不懂，且苏州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很多，下笔时颇感困难，不如用通俗白话为妥。韩对于这个提议，却不接受，说：“曹雪芹写《红搂梦》，都操京语，那么我的书也不妨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的“”“”等字说：“当日仓颉造字，难道不许后人造字吗！”出版时书名为《海上花列传》。张春帆的《九尾龟》，对白用苏州方言，考出版时期，在《海上花列传》之后，可见张春帆是效法韩子云的。
林琴南小说译稿的被焚
“一?二八”之役， 日飞机向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乱掷硫磺弹，烧了两三天，到了夜间，登高北望，一片红光，成为火海，这是多大的文化劫运啊！原来东方图书馆，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是该馆藏书的地方，涵芬楼的珍贵书籍，也并在一起。经这一烧，毁掉了三十多万册的书本，和五千多种的图表照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厅州县志二千一百多种、公元十五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远东唯一孤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罗马教皇凡的康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等，完全在牺牲之中。
林琴南生平所翻译的东西洋小说，共一百五十九种，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收购印行，所谓 《林译小说》，汇成一箱，非常精雅，大家争购一空。他老人家翻译是很迅快的，如王子仁、魏冲叔、曾宗巩、陈器、陈家麟、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毛文钟、林驺、廖琇琨、王寿昌、胡朝梁、力树萱、林凯、严培南、叶于沆等襄助他，差不多每天工作四小时，可成六千言。他译写得快，商务印书馆印得迟，有许多译成之本，积搁在东方图书馆，突然遭火，把他的稿本没有来得及刊印的都烧掉了。
据调查所知，烧掉的有《金缕衣》、《情幻记》、《军前琐话》、《洞冥续记》、《五丁开山记》、《孝女履霜记》、《雨血风毛录》、《黄金铸美录》、《神窝》、《奴星叙传》、《情桥恨水录》、《学生风月鉴》、《眇郎喋血录》、《夏马城炸鬼》、《凤藻皇后小纪》、《双鸳侣》，尚有不知道书名的当然更多。琴南翁耗了心血，结果如此，能不使人感叹吗！
《越缦堂日记》
残缺部分的下落
日记刊行，始于北宋。周辉说：“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考元祐诸公日记最早的，当推路振的《乘轺录》，计一卷，受诏充契丹国主生辰贺使时所作。此后作者辈出。到了清季，日记尤为盛行，如曾涤生的《求缺斋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等。若要谈到内容的充实、掌故的丰赡，《越缦堂日记》可首屈一指。
这部日记是影印的，凡数十本，称为正编，后又续印了十二本，蔚为大观。原稿涂乙改易，累累皆是，由于影印，完全存其本来面目，阅读起来很不醒目。但就他的改易处，可以窥见它由原始而加工的迹象，这也足资研究。听说近来从事古典文学者，拟把它用铅字排印，成为普及本，希望早日成为事实。
该日记无所不有，如朝野轶闻、朋踪聚散、史料捃拾、古物考据、山川游览、书画鉴赏、声色娱乐、草木培植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唯有一点，读者不易了解，如作者常在日记中以资郎自况，原来他未中进士前，曾斥资捐得部曹。曾孟朴的《孽海花》所记：“李保安寺街寓所，门榜一联：‘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便是指李慈铭而言。
至于这部日记原稿问题，记得十多年前，饮于杭州耆宿项兰生家里，听到项老谈到该日记稿本，归其戚某氏以二十万元代价购藏，作为传家之宝。虽这时币制和现在不同，但如此代价是相当高贵的。那么时隔十多年，可能日记原稿仍由某氏珍庋。江云先生所写《李越缦的日记与书札》一文中提到：“李氏卒于光绪甲午之冬，年六十六岁，可惜最后几年的日记没有印本，据闻其中有不满樊增祥的话，被樊氏毁掉或是藏起来了，这话不知确否？无论如何，总是一件憾事。”这种消息，我也听到好多前辈这样讲，认为什九被樊云门付诸一炬了，可是不久前会晤苏继卿老人，偶然谈及此事，苏老却见告，抗战前，他老人家在北京，公余之暇，常访书于某旧书铺，见一六十左右的老妇人出入其间，似很稔熟的，问诸书铺主人，才知老妇人乃樊云门的长女。苏老便想到《越缦堂日记》的残缺本，托书铺主人代为探问。樊云门长女说，日记一向由她父亲密藏着没有毁掉，直到父亲逝世，才拣出让给某书贾，在敌伪时期，辗转被汉奸陈人鹤(群)所获，抗战胜利，由汤恩伯前去接收。从这线索，可知所谓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把它影印和以前的正续编合为全璧，那不是憾事成为佳事了吗！
《清史稿》编纂始末
凡从事历史学的，都知道“断代为史”。自从辛亥革命，清皇朝便告结束，那么清史应当从事编写，列入传统正史中，成为二十五史(开明书局虽刊行二十五史，但列入的是新元史，不是清史)。民国初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纂《清史》。聘赵尔巽为馆长，柯绍忞、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为总纂，金兆蕃、章钰、金兆丰为纂修，俞陛云、李岳瑞、姚永概、吴昌绶等为协修。又袁金铠总理史稿发刊事宜，金梁总理史稿校刻。其他尚有提调多人，共计一百余位。
初开馆时经费尚充，这班遗老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后来觉得这样做下去，是不会有成绩的，就公议推金兆蕃担任写雍正乾隆时期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夏孙桐担任写嘉庆道光时期，王树楠任咸同，马通百任光宣，邓效先、金雪生为助手，两年才得告成。可是很多地方违反凡例，咸、同，光、宣四朝都不合用，重推柯绍忞、夏孙桐加以整理，柯推诿不干，改归金兆蕃。然时局混乱，经费紧缩，馆中议论分歧，莫衷一是。夏金两人，都没有着笔；既而混乱更甚，经费完全告绝，以致全局停顿，馆长赵尔巽向军阀筹款，又得苟延残喘。但馆中诸人已多散去，留者重行分配工作：“本纪”归柯绍忞、奭召南、李惺樵编写；“志”归王树楠、吴莲溪、俞陛云、金雪生，戴海珊、朱少滨任之；“表”归吴廷燮；“列传”由夏孙桐、金兆蕃执笔，夏任嘉庆以后，金任乾隆以前，定期三年完稿。
不料仅半年左右，馆长赵尔巽觉得自己八十多岁，风烛残年，又复体衰多病，深恐迁延下去，不及目睹这书的问世，即毅然要把这书付印，夏孙桐力争以为不可。然当时附和馆长付印者多，相持之下，而馆长病重，大有迫不及待之势，恰巧这时袁金铠自东三省来，愿任印书一切事宜，招金梁为总校，付印便决。孙桐所任各朝，咸同时期事最繁重；王树楠的稿，核之实录，抵牾太多，且立传太滥而卷帙又繁，更须重作，期限既促，光宣两朝，推归他人赶写，一时没有人肯接手，结果由金梁一手为之。没有多时，赵尔巽病故，柯绍忞继任馆长，柯和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合，交稿不阅，便付金梁，金梁几执全权。及印书将毕，尚有曾左李三篇专传没有脱稿，金梁等不及，径取他人初稿付印，且馆中始终无总阅之人，因此传有重复，竟至把重要人物漏掉。志中当详而略，当略而详，尤多疏误，总之杂乱无章，谬讹百出。印了一年，只出上半部五十册，发售预约，取价一百元，下半部五十册，预定民国十七年端午节前刊竣。可是印成没有交易，只辽宁方面取去数百部。
北伐军队到达北京，史馆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十八年十二月，该院具呈当局，谓《清史稿》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列举反革命及藐视先烈等十九项，并称该书不宜再流行海内，应永远封存。当局准其所请，遂将史馆所有印本及史料捆载而南。净存二百四十五部，又残本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册。然在禁令之下，除国外图书馆及租界内或私人收藏者不计外，国内公开收藏的，有北京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公家机关，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从前都预约购得前半部的，也就再花巨金重购全部，因此这书名义上虽已禁止，实际上等于没有禁；况国外大学闻讯，往往不惜重价收买下来，只有一般穷苦学者无力购置，不易寓目。
民国廿二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四号中，发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廿三年九月，容庚复写一文：《清史稿解禁议》，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号，都为《清史稿》解禁而呼吁。廿四年一月三日，伪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也以该《清史稿》关系学术很大，便呈请把该《清史稿》发交该院若干部，聘历史家先后检校，正其谬误，等到勘正编定后，再予印行；一方面再呈请解禁，一方面即请曾编纂《庐山志》的吴宗慈担任检校之责，拟于六个月内完成。可是那些伪官汉奸，除献媚敌人外，一切都是能说不能行的。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该《清史稿》原封不动，将错就错，由精华印刷公司印行，联合书店发行，那印刷公司和书店都没有地址。最矛盾的，该书底页却载着发售者各大书店，而版权旁又列“非卖品”三个字，完全掩耳盗铃，故弄狡狯。印成的是布面洋装两大册，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字迹小于蚁足，阅览很费目力。自抗战胜利，总以为可把该书切实修葺了。不料仍旧不加措施，真令人望眼欲穿；最近闻政府当局，在重视文献史料、从事文化建设之下，已在统盘计划，大加增删，使它成为一部完善的史书。这是多么兴奋的好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