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世纪60年代土著文艺复兴使得土著美国文学和相当一部分土著作家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但关于美国土著文学的性质和功用仍然是悬而未决且具有紧迫性和争议性的问题，也引发了土著学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一波又一波的争论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诺德·克鲁帕特与罗伯特·艾伦·沃里亚之间旷日持久的论争。近期卷入这场论争的还包括杰西·韦弗和克雷格·沃玛克等著名土著批评家，其声势和影响之大，成为当今土著美国文学研究学界的核心论战。随着土著美国文学研究日渐成熟，学术界需要从学术成规、知识体系和学科结构方面对其进行归类和评估，但在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土著美国文学研究也面临传统学科内部的诸多知识误区。特别是在土著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中，围绕土著身份话语的论争构成了该领域内部的张力。文化系统的不可分割性显示出印第安文化的整一性特征，而每个学科都按各自的话语体系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忽略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历史演变。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与土著文化的兼容性问题迫使学术界反思知识建构的体系、学术研究的范式和文化批评的视角。在土著文学研究中，政治、文化、法律问题与文学评价相互交织，土著文化传统与主流学术规范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渗透了知识建构和学术评判的过程，而学术评判最终又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人们已经无法心安理得地去谈论印第安文学的发端而不涉及政治立场或社会背景，而批评者的文化身份、政治立场、价值观、发言权及其与学术界的关系都会对学术评判产生影响。随着文化和学术日趋多元化，土著社会重又面临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抉择，身份话语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困，而文学评判的核心问题则是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性质和功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从部落演化的历史和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土著文学的基本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上看，这场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文学正典、批评范式和印第安文学的社会功用。由于这些问题都与文化的边际性息息相关，因此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当代土著美国文学批评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的一个缩影。在当下，虽然这些词语对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和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土著文学批评的重要语汇和学界的焦点问题。通过审视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的论争，我们可以澄清土著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关系到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总体发展态势。本章将以土著文学的性质和功用为题，以克鲁帕特与沃里亚之间的论争为例，切入土著美国文学批评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论争，然后讨论印第安人研究的派系化及其所引发的问题。
口述传统与文学典律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克鲁帕特一直致力于探讨美国土著文学的性质和功用问题，特别是如何将土著作家和作品纳入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正典，始终是克鲁帕特的主要关注。早在1989年出版的《边缘的声音》里，克鲁帕特就提出了扩展土著文学疆界的主张。在理论层面，克鲁帕特对一系列“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族裔批评”（ethnocriticism）——等概念进行澄清和阐释，这些词语体现了克鲁帕特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克鲁帕特对这些概念的阐述无疑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巴赫金、保罗·拉比诺夫（Paul Rabinow）和安东尼·阿皮亚（Anthon Appiah）的影响，试图通过一种“多元政治”理念（polyvocal polity）来改变社会现实。当然，这种愿望本身并不是引发克鲁帕特与沃里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批评家之间争论的主要原因。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克鲁帕特提出的理解土著与非土著文学样式和讨论土著文学与主流文学之关系的理论范式。
罗伯特·沃里亚对克鲁帕特“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大一统理论范式提出了严厉批评，在1991年题为“来自边缘的声音”的书评里，沃里亚对克鲁帕特刚刚出版的《边缘的声音》颇有微词。在书评中，沃里亚就克鲁帕特的论题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一，沃里亚指出，克鲁帕特认为部落传统口述故事是“美国印第安人创作的最为纯正的文学”，从而也是“最值得纳入美国文学典律之中的作品”。其二，“克鲁帕特主张美国印第安文学首先属于美国的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然后才属于印第安自己和其他被殖民人民的文学”。其三，沃里亚认为，克鲁帕特忽略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政治斗争的历史语境”。由于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土著文学的当下处境、土著文学的功用和性质问题及其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沃里亚的批评立场做一细致的分析。
首先，克鲁帕特在《边缘的声音》中是否真的赋予口述文学以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沃里亚称之为“纯正”），从而给予优先地位？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克鲁帕特试图把文化多元主义与土著美国文学相连接的努力肇始于他1989年出版的著作《边缘的声音：土著美国文学与典律》。在这部重要的著述中，克鲁帕特从宏观上介入美国文化史，微观上介入美国文学史，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土著美国文化和美学传统与主流美国文化典律之间的关系。克鲁帕特刻意消解所谓“消失的美国人”的神话，认为全方位地恢复美国印第安人在主流文化体制中之合法地位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些体制和机构包括人种学、历史学和文学，这些话语机制在型塑美国文化身份和传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克鲁帕特认为，主流文化通过机构建制和民间渠道等方式对边缘文化实施排斥策略，一方面使得土著美国人消失了，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规范和控制。克鲁帕特寻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即，“基于物质主义的历史主义，实事求是地界定美国文学。这种批评离我们并不遥远，适用于描述土著美国文学的表现形式，正如惠特曼所说的，这种形式确确实实存在着”。克鲁帕特以一种文化融合主义的姿态，敦促学界“把印第安文学纳入美国文学的典律，不仅仅作为美国文学中一项增加的内容，而且是对美国文学之疆界的重新界定”。这就是《边缘的声音》一书的主旨。
克鲁帕特首先论证了土著口述文学和书写文学的文学性特征；然后讨论了美国文学正典忽略土著作家和土著创作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在这两个问题中，前者对克鲁帕特来说是较难处理的，因为它涉及文化差异问题。具体而论，如果说土著口述和书写形式的确可以被证明与西方主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标准相符，那么，土著文学形式中哪些品质是具有独特的“土著特征”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克鲁帕特借用杰克·福布斯（Jack Forbes）和詹姆逊的理论来建构一个解析土著文学体系的范式，这是一个建立在本族文化传统与作家所认同的文化相互融合之上的体系。克鲁帕特指出：
第三世界文学的形式，如詹姆逊所构想的那样，并非一种民族（或族裔）的文学，即按照福布斯的定义，一种内在于此前曾经或现在仍被殖民的民族的文化的文学，而是类似于福布斯从印第安文学范畴中排除出去的创作。所谓印第安文学的范畴应包括莫马戴、西尔科和福布斯本人创作的那一类作品，这些创作深受西方或第一世界文学样式和类型的影响。福布斯并没有赋予此类文本明确的称谓，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概念也是个意义含糊的术语，因为它忽略了那些看似符合“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等西方文学范畴但实际上却属于本土的、内部的或印第安族所特有的表现形式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把这类杂交的文学称之为原住民文学（indigenous literature）。
我提出本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的概念，特指本地的、内部的、传统的、部落或“印第安”文学样式与各个民族国家内的主流文学样式之间互动而产生的文学样式。本土文学指的是来自非主流文化群体的作家成功地将本族文化的形式与异质文学样式相融合，同时修正、乃至颠覆了异质的文学样式……
也就是说，与福布斯和詹姆逊不同，我把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界定为特定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地区的（local）（传统的、“印第安”的）、原住民的（混杂的、或许是族裔的）作品和主流文学作品的总和。因此，民族文学的正典应当选自于这些不同的文本，并为任何一个试图通过与某个特定民族身份之关系来确定自身的族裔当作一种混杂的集体的自传，例如，我们可以把文学视为美国多元文化的记述。
仅从这段引文看，沃里亚对克鲁帕特的第一点批评似乎不无道理。克鲁帕特综合了福布斯和詹姆逊的观点来解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和具体的部落文学的民族性，寻求文学样式的文化根源，并采用了他惯于使用的空间和种族隐喻来界分文学类型。这些隐喻把纯粹性作为衡量文化区域的尺度，表明在克鲁帕特对土著文学类型的分类体系中，纯正性被赋予一种较高的文化特质。口述文学（克鲁帕特称之为“地区文学”local）的主要特征源自它与印第安文化的亲缘关系，相比之下，借用了西方文学成规的书面文学则属于“印第安”文化内部和外部的文学样式混合的产物（克鲁帕特称之为“混杂体”mixed breed）。
虽然克鲁帕特认为口述文本“最值得纳入正典”，但文化价值的核定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其在文学典律中地位的提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在《边缘的声音》和克鲁帕特后来的著述中找到关于文化价值与文学典律之关系的论述。因此，沃里亚对克鲁帕特的批评可能是对作者的一种误读。无论我们对克鲁帕特的立场作何感想，克鲁帕特致力于拓展土著美国文学的疆界这一点是无可争议。但这并不是说克鲁帕特的文学分类体系没有问题，而是说沃里亚的批评并没有切中问题的关键。首先，克鲁帕特的文学分类体系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基于一种对印第安文化和身份的论证；其次，它机械地采用一种文化主义的方法（culturalism）来分析土著美国文学作品。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在分析文学作品时过多地偏重文化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的美学效应，甚至曲解作品本身。因此，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文化先于意义”的原则用于文本分析和阐释，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危险。
土著美国文学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成因，其中包括美学、语言学、认识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在殖民主义语境下，这些矛盾的性质总是发生变化，对土著审美样式和写作实践提出新的挑战和可能性。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把艺术生产视为一种物质实践，而不是纯粹的文化实践，其核心是文学生产方式，即一个相对独立的各种力量和审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它隶属于社会的总体生产方式，并在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制约性结构发生作用。如此观之，口述文本与书写文本之间的差异就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文学生产方式由生产、发行、交换和消费环节组成。生产包括一个生产者或一群生产者、材料、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产品……这些文学生产力决定了文学发行和文学消费的模式并为其所决定。
在跨文化语境或既定的社会结构中，例如，在多种文学生产模式相互碰撞的殖民主义语境下，“结构上相互冲突的文学生产模式可以同时并存”：
这些同时并存的文学生产模式并不一定是共时性的。前一历史阶段中的文学生产模式可以在后来的模式中留存并渗透于其中。例如，18世纪英国的“赞助体制与资本主义文学生产模式、手工艺人文学生产模式在资本主义文学生产模式内部的延续等。关于这种延续性最为经典的例证可以在“口述”文学生产模式向“书写”生产模式的历史性过渡中找到，在这种过渡中，适合于口述文学生产模式的文学产品的社会关系和类型作为“书写”文学生产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延续，既自成一体、独立自主，又与其所在的主导文学生产模式发生联系……因此，历史上同时并存的文学生产模式之间的联系可以是共时性的，由既定社会形态下的可能的文学生产模式的结构所决定——或者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形式所决定。
这一模式提醒人们注意，影响文学和文学样式的因素远远超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具体说，这一模式可以解释形式上的多元性——如克鲁帕特所谓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的“混杂性”——同时又可以回避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根据伊格尔顿的模式，我们可以把像《典礼》这样的小说视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它产生于过去数百年间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社会中那些同时并存、相互冲突的文学生产模式之间的碰撞和摩擦。如果考虑文明冲突之前和之后在北美洲广泛流传的文学生产模式，这些美学现象本身对土著部落和社会的巨大影响无疑是导致土著文学的样式和实践本身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因素。因此，土著文学本身的多元化构想是期待之中的。沃里亚对克鲁帕特的第一点批评所隐含的反文化主义应该说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政治语境
当然，以上这些论题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其中最关键的理论争议是围绕着土著身份话语展开的：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关于土著社会和文化的知识？这个问题必然地引出下列问题，即，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土著美国身份是什么？谁是印第安人？这些既是认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自16世纪以来，印第安作为文化群体一直处于与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的过程之中，而且一直受制于美国政府同化政策的压力。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印第安人是具有独特文化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族群（nation），那么在当代美国社会，其独特性究竟是什么？面对欧美主流政治话语的压力，土著身份话语的尴尬和窘困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中，围绕土著身份话语的不同立场构成了该领域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源于土著身份话语与政治话语（自治、主权、土地等相关问题）的历史纠缠。在这样的身份政治语境下，沃里亚对克鲁帕特的第二点批评自然就关涉土著文学的归属问题。在文化遗产归属问题的讨论中，相当一部分土著批评家认为，印第安文学是独立的，应属于印第安人，他们对此拥有个人、集体和民族的所有权。杰克·福布斯（Jack D。Forbes）认为“印第安文学只在能由印第安文化从内部视角和与土著文化相吻合的样式来进行评价”。克鲁帕特认为，美国印第安人文学首先归属于美国的民族文学，然后才属于美国印第安人自己和其他被殖民群体。沃里亚据此指责克鲁帕特偷梁换柱，忽略了土著民族的主权及其政治语境。在《边缘的声音》中，克鲁帕特呼吁要恢复土著文学首先作为文学、其次作为美国文学的合法地位。《边缘的声音》锋芒所向的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对土著文化的边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土著文学的沉寂和失语。1989年《边缘的声音》出版时，土著美国文艺复兴已经有了21年的历史，但土著美国文学在当时的英文系仍然********，在人类学中被束之高阁，更无法进入文学选集。克鲁帕特当时这样写道：“土著美国人的创作不仅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品质，还有着丰富性的内涵和多样化的形式，因此，土著美国文学完全有资格进入美国文学的正典。然而，长期以来这种呼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历史悠久”（antiquity）显然指的是口述文学传统，除此之外，克鲁帕特并没有明确说明提出能够使土著美国文学被纳入文学正典的资质性特征。相反，克鲁帕特又使用了文化主义价值评判标准来界定土著美国文学作品，克鲁帕特在界分地区的和原著民的（local and indigenous）这两种土著美国文学类型时所采用的正是这一标准，这正是让沃里亚大为恼火的主要原因，因为克鲁帕特把部落文学视为“地区的”，因而是美国“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克鲁帕特认为土著文学首先应归属于美国文学、其次才归属于部落文学。宏观地看，克鲁帕特旨在提倡一种激进的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观（cosmopolitan multiculturalism），强调土著文学的文学性，揭露美国文学正典的排他性。虽说他对土著美国文学、文化和历史的描述欠准确，但因此把这种观点视为一种殖民暴力则是言过其实。其实，克鲁帕特把土著文学（至少是口传类文学）首先确立为“地区的”（local），然后才是“民族的”（national），最后才是“世界的”（cosmopolitan）。克鲁帕特重申，《边缘的声音》一书的目的是介入美国文化史，为土著美国历史、文化和文学言说公道：“我坚信，作为历史事实，美国文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与土著美国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尽管这种姻缘常常被人有意回避。”
从这一点看，沃里亚指责克鲁帕特“忽略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政治斗争的语境”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沃里亚特别强调印第安人的政治斗争对当代印第安人的重要性。所谓“政治斗争”显然指涉土著部落主权。由于克鲁帕特在《边缘的声音》中没有把部落视为国族（nation），因此他并没有把土著部落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视为一种国与族之间的关系。沃里亚使用这个词却有着明确的所指，即“土著国族独立的政治地位”（separate political status of Native nations）。这主要是因为克鲁帕特在《边缘的声音》中所阐述的政治语境与沃里亚所暗示的学术批评所应参照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语境有着重要区别。从政治层面看，克鲁帕特试图在西方正典中为土著美国文学谋求一席之地，其锋芒所向乃是那些西方文学正典的卫道士。这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首先，印第安文学必须从那种将印第安文学框定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内的“种族定势”下解脱出来，同时，又必须维持自身的差异性，以确保其在主流文学体系中的合法地位的同时又不失其独特性。正因如此，克鲁帕特与当下文学正典的审美标准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尽管克鲁帕特并没有把他的理论冠之以民族主义标签，但他抵抗殖民主义的机构性压迫的立场实质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只不过，他在《边缘的声音》中为印第安文学独特性、文化尊严和历史特殊性所做的辩护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政治语言来讨论部落主权或民族解放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如沃里亚所声称的）克鲁帕特“希望继续一如既往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必关心这种学术研究在美国政治权利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边缘的声音》的价值恰恰在于其对学术界一统天下的“美国政治结构”所做的敏锐评价和犀利剖析，揭示文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成因。如此看来，“土著民族的独立的政治地位”并不是《边缘的声音》的中心议题，克鲁帕特的政治批评不过是为确立土著美国文学在西方正典中的合法地位所做的有限尝试，与沃里亚的土著民族主义政治蓝图相去甚远。
不过，围绕土著文学的政治语境而展开的争论反映了部落现代性的矛盾以及土著身份诉求的双重制约。沃里亚对克鲁帕特的第二点批评说明，文学传统和价值评判不是孤立的学术问题，它不仅反映了土著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还说明部落对传统、自治与主权的诉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著美国文学传统及其归属问题应放在杂交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来讨论，政治、宗教、法律、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土著身份话语的复杂谱系。不妨说，印第安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话语。克鲁帕特提倡以人文主义普世观来对待文化遗产，认为“文化遗产不是也不能被视为某个民族独有的财产，而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无论口述、文本、书写还是表演形式的印第安文学都是杂交的，没有谁可以对其拥有绝对所有权，也不可能仅仅属于“美国文学”或“印第安文学”的狭隘范畴。所以，当安尼特·杰姆斯坚持“独立自主的印第安学术传统”时，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身份话语的困窘。在讨论自治、主权或文化分离主义时，土著批评家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已经捉襟见肘了。
这里，土著文学批评首先需要廓清身份话语的性质，包括印第安人的地理文化、历史变迁、政治主权、语言习惯以及其文化表述的独特性，阐明印第安社会一直维系着本族裔独特的身份特征，因为他们对于整体文化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是建立在印第安文化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并在美国社会中以独特的、可识别的形式来表现其文化价值观。显然，在当下，维持这种身份话语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莫马戴、西尔科、韦尔奇、厄德里奇和维兹诺等土著作家已经进入美国大学的主流文学课程，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学术界仍然需要面对土著身份话语的悖论：土著作家试图在西方文学样式（如小说或自传）和土著文化传统（如口传）之间寻找某种契合点，来表述土著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文明冲突历史看，这两种文化传统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论背景和文化语境。土著作家采用英文小说样式进行创作，意味着在许多方面参与并认可特定的文化传统、话语方式、叙事策略、指涉范围以及作者—读者关系，而部落口述传统则是若干世纪以来不同部落语言所承载的、隐含着特殊文化意蕴并主要以表演和仪式形式来传达的。印第安作家如何“书写口述传统”？又如何以混血作家的身份来进行创作并建构令人信服的身份话语？以断裂、离异、反讽和非连续性为主要叙事特征的西方现代小说产生于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抵制，它又如何充当肯定和谐、平衡以及维护历史尊严和权威的部落价值观的媒介呢？所有这些问题无疑构成了土著文学的复杂政治语境。
那么，关于土著美国文学的地位和功用，沃里亚与克鲁帕特之间的争论能够提供怎样的启示？虽然沃里亚的文章发表在一个不起眼的刊物上，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它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中的观点在沃里亚后来的《部落的秘密》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最为重要的是，沃里亚对部落文化主权的呼吁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为后来类似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出现了颇有影响的研究。例如，杰西·韦弗的《土著美国文学与土著美国社区》和克莱格·沃玛克的《土著美国文学中的分离主义》（Red on Red：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Separatism，1999）都从不同角度触及了文化传统的政治语境，对于建构民族主义的土著美国文学批评体系无疑有着重大意义。虽然在后殖民理论盛行、民族主义不再为人青睐、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已经体制化的今天，民族主义话语在土著美国文学批评内部开始悄然兴起是耐人寻味的，同时，它面临着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除了机构的冷漠的政治态度和变化无常的批评时尚，民族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部落的秘密》一书中，沃里亚也承认“本质主义在美国印第安批评家中间已经有了消退的势头”，在日趋变化的学术氛围中，把身份与政治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开始松动，体现了基于群体身份之上的政治承诺与美国印第安研究学术创新之间的平衡。沃里亚试图远离身份和真实性这类狭隘问题，因为这会使批评“偏离那些对印第安人的现实和未来关切”。在学术界，关于种族和文化的本质化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杂糅（heteroglossia）已成为容纳主流和非主流群体多种声音的代名词，由于土著社会在过去数百年来与西方殖民者相互接触，造成了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日趋杂交和多元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印第安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诸多问题。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从目前土著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看，克鲁帕特的思想轨迹对于我们理解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场论争以及土著美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考察了沃里亚、韦弗和沃玛克等新型的民族主义土著批评家的观点之后，再对克鲁帕特做一重新考察。历史地看，土著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运动对克鲁帕特的著述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克鲁帕特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最活跃的土著批评家，至少从其著述产出的丰厚数量上来说是如此。自1991年的《边缘的声音》之后，克鲁帕特又出版了《族裔批评：人种学、历史与文学》（Ethnocriticism：Ethnography，History，Literature，1992），《土著转向：批评与文化研究》（The Turn to the Native：Studies in Criticism and Culture，1996），《红种人的重要性：土著美国研究》（Red Matters：Native American Studies，2002）。在这些著作中，克鲁帕特关于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地位和功用的思考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对我们考察土著美国文学本身的走向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在《族裔批评：人种学、历史与文学》中，克鲁帕特放弃了他关于土著文学的一整套分类体系，但总体上仍然保留着口述文学与书写文学之间的明确界分。在“文学批评与土著美国文学”一章里，克鲁帕特使用“族裔批评”来指称他自己一贯采用的批评方法，同时在土著传统与西方文学之间寻求沟通的空间。一方面，克鲁帕特承认“土著”与“非土著”文学样式之间的差异：
在一种纯粹的文本式批评与口述文学（这种口述文学既完全依赖于文本化、同时又抵制各种形式的文本化并对此不屑一顾）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学批评，甚至是族裔文学批评与土著美国文学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随意和天真的……西方文学批评（在其自身的传统领域内部）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还会是文本为基础的（虽然还有音像媒介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需提醒读者注意土著文学现在是而且将来仍旧是口述的和表演性的。
另一方面，克鲁帕特又注意到后结构主义对“口述”与“文本”范畴的消解，因为“土著美国文学”已不再仅仅限于口述的表现形式。这并非否认口述传统在许多部落文化的中心地位及其对土著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重要性，也不是否认书写文本中口述因素的存在更为具有普遍意义，而是说土著美国文学的理论应当建立在差异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差异理论应当能够解释除了文化出身和作者身份以外的问题。在这里，克鲁帕特关于文学样式和文化身份之差异的思考是不充分的，这恐怕是由于在界定土著美国文学的性质和功用时过于强调文化因素所致，这已成为了克鲁帕特的一种思维定势，导致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在《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土著美国文学》（《土著转向：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第二章）一文中，早期基于文化差异之上的口述、书写两元对立转化为一种基于语言本身的差异：
尽管当代土著作家们使用英语创作，并采用西方或欧美文学样式来组织自己的文本，也就是说，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些貌似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自传一类的东西，而且是被外语侵染过的“英语”来呈现的，虽然不是印地语、希腊语或德语，尽管这些语言本身也是美洲土生土长的。他们呈现的语言，用阿萨德的话说，至少来自于其他实践行为，要理解它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特殊的生活方式本身。
我们注意到，克鲁帕特一方面强调土著美学实践的差异性，赋予土著文学某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但同时又强调用英语创作的土著文本必定受到该语言的侵染和影响。那么，在“差异”问题上，克鲁帕特采取了怎样的政治策略呢？在《土著转向：批评与文化研究》和《红种人的重要性：土著美国研究》两部著作中，克鲁帕特拓展了研究视角，更加关注当代土著政治问题，坚持“世界主义”的政治意识。在这里，有必要对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概念做一说明。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个性化的概念，专注于政治和方法论问题。克鲁帕特最初在《边缘的声音》中所提到的“世界主义”指的是与“多元”相关的价值，他后来又使用“多元文化”和“族裔批评”（ethnocricism），对“多元”一词做了重新界定：
“求同存异”原则（unity-in-difference）是美国文学典律（民族文学正典）和美国社会制度所奉行的大原则。我还要把这一原则扩展到世界文学体系和国际社会秩序，因为多元（heterodoxy）是世界主义的本质，我的研究也是以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为最终目标的。
在克鲁帕特对世界主义的定义中，我们发现了始终如一的文化兴趣。这一兴趣从1989年的《边缘的声音》开始，直到后来对多元文学传统的激进阐述（把土著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正典），克鲁帕特一直致力于“多元政治统一体”（polyvocal polity）的宏大构想。他把这一政治统一体想象为乌托邦秩序，把巴赫金的多元（heteroglossia）概念拓展为一种自我与他者相互对话的秩序。
总的来看，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概念别具特色，其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关于民族国家的阐述、对全球消费文化的肯定、对表演性身份建构的认同、对杂交性和混杂性的强调等，都与时下流行的名目繁多的世界主义理论体系有着很大区别。在谈到跨国资本主义的现状时克鲁帕特曾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享有词典意义上的主权。即使是美国也要受制于多国资本主义的控制，”但他的世界主义并没有完全摒弃国家的疆界概念，同时，又对土著民族主义（土著主义、原住民主义、文化纯粹论和主权激进主义）提出了批评。无论从政治上、伦理上还是方法论上看，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概念体系都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这种措辞激烈的批评在《土著转向》一书中最为明显。《土著转向》的创作发端于土著美国文学批评内部民族主义和文化分离主义的兴起，在这场运动中，沃里亚等土著批评家试图将土著美国文学批评从非土著批评家那里分离出来。克鲁帕特认为，这种自视清高、虚张声势的高谈阔论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
谁都不应当否认“谁是印第安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我看来，过于强调印第安性是错误的。我只是想说，我们在界定身份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和能量，而对我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需要界定身份问题本身这个更大的问题却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我们如此煞费苦心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疆界划分，而对（虽然不是全部的）“我们”与（至少部分的）“他们”可以共同探讨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却置若罔闻。
在这段引文中，虽然克鲁帕特仍然保留着对土著身份政治的兴趣，但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对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的承诺，这种政治承诺贯穿在《土著转向》所有的章节之中。克鲁帕特一方面试图为土著主权事业寻求政治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忠实于世界主义的理想化原则。为此，他对本质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本质主义关于一般性的观点缺乏历史的和地理的明确定位：本质主义假定，印第安人的本质（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成不变的，是由某些既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样，所谓欧洲文化身份也同样是约定俗成、一成不变的。”
不难看出，在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概念中包含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抵制土著文化的物化，另一方面又拒绝建构普适性的文化。在《民族主义、土著主义和世界主义：土著美国文学的三个视角》一文中（该文收录在《红种人的重要性》一书中），克鲁帕特又从体制、政治和方法论层面对世界主义做了详尽的描述，同时又对民族主义和土著主义做出了评价。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议题：致力于激进的跨文化认知，摒弃文化纯粹主义、文学批评自由化，抵制文化规制主义，提倡土著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包容性。《土著转向》一书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克鲁帕特此前的民族主义立场出现了松动，放弃了他以往对世界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和土著主义立场之间的明确界分，在土著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采取了明显的折中立场。克鲁帕特认为，这三种立场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民族主义需要其他思想资源的支撑，特别是土著主义（来自于那些不同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来自于那些能够翻译不同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来成功地完成反殖民（不是以另一个名义去复制殖民主义）的任务。”在《红种人的重要性》一书中，克鲁帕特表明了他在土著社会主权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承认国内外所有被殖民人民的政治斗争中主权问题的重要性；应全力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支持那些把国族与人民等量齐观的人们，把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作为一个共同目标。”可见，克鲁帕特与沃里亚在最终目标上并无根本分歧。他所倡导的世界主义精神对方兴未艾的土著美国文学批评范式的主权运动的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克鲁帕特思想发展的路径看，他与沃里亚的争论对于我们理解土著美国文学文本的性质和功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最重要的共识是，无论从性质功用上看，土著美国文学都是政治性的。克鲁帕特与沃里亚的主要分歧在于土著文学的政治性及其功用。克鲁帕特认为，土著美国文学可以在许多层面——地区、民族和世界范围内——使社会更加民主，而沃里亚则认为土著美国文学应当是一种“抵抗文学”，因此“应当与其他（如非裔美国人、非洲或阿拉伯）抵抗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土著文学，而仅仅把土著文学‘归属于’美国民族文学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土著美国文学的“归属”问题上，克鲁帕特主张把土著文学“纳入”西方正典。但是，作为一种抵抗文学，土著文学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正典么？西蒙·奥蒂斯（Simon Ortiz）是否可以毫无争议地“归属于”正典？路易丝·厄德里奇和西尔科是否可以归入正典？历史地看，正典走向多元和开放的进程不仅相当缓慢，而且从来都是小心翼翼。此外，文本的“归属”方式和正典的概念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将那些从前公然敌视或挑战美国文学正典机制意识形态和不平等机制的文本纳入正典，这是否会彻底改变文学正典的归属这一概念本身呢？这都是合理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如此看来，沃里亚在这一点上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低估了土著文学文本对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解构潜能；其次，他还低估了正典本身所具有的吸纳不同声音和包容不同价值观的潜能。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的去本质化以及将西方文学样式的本土化似乎提供了相反的例证。土著批评家伊丽莎白·库克琳指出，美国印第安文学的世界主义已经出现。她认为，并非所有的印第安作家都以民族主义为己任，也并非所有的印第安作家都是为人民而写作。库克琳的言论有助于澄清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争论。首先，讨论的焦点有了转变，即关于土著文学文本的性质问题开始让位于土著文学文本的功用，即，土著美国文学的功用是什么？土著美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其社区主义的目标？土著美国文学创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将部落文化和美学传统发扬光大？是否存在着土著美国文学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土著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些是从克鲁帕特与沃里亚的争论中自然引出的问题。克鲁帕特言之有理，重要的是求同存异，强调民族主义、土著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共性，而不是凸显三者之间的差异。世界主义对土著美国文学研究是一个合理的理论视角，这一观点在克鲁帕特近期的著述中非常明显。当然，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争辩，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随着土著文学研究的声誉、影响和范围的扩大，对该领域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如部落主权、政治自治、文化身份、现代性、文学典律等，正在经历着策略的变化和视点的转移。无论是创作、批评还是学术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种单一、僵化的政治模式已经让位于多样化、多维度的研究模式，更加注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交汇，更加注重历史与现实的互补性，也更加注重服务于土著社区的现实利益。这种连接历史、立足于现实并着眼于未来的思路预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将更加有利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