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自己制作氯化银相纸。先将纸浸在盐水中，然后放入硝酸银溶液，氯化银就会留在纸纤维中。总之，用这两种方法我都可以冲洗出自己的照片。我会用负片做接触印相（也就是将底片和相纸紧密结合，经曝光显影处理而得印片），也会印出蕾丝或蕨类叶片的轮廓，这需要在阳光下曝光几分钟。
曝光后用海波直接定影，这样会产生不雅的棕色，但这吸引我尝试各种各样的调色。最简单的就是棕褐色调色法。我一直想用乌贼的墨汁做颜料，但显然不可能。我都是用硫化银将银盐影像转换成深褐色。也可用金来调色，银盐相纸在盐酸金溶液中浸渍会产生一种蓝紫色的影像。如果在硫化调色之后再尝试金盐调色，就能得到红色，这是硫化金形成的影像。
我很快就从此方法延伸到了其他的调色方法。我发现用硒调色会出现红艳的颜色。在我看来，钯和铂调色的话，色泽细腻，质感好，比普通的银盐好。当然，一开始要用银盐，因为只有银盐才能感光，但是，此后就可以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银，可以非常容易地用铜、铀或者钒来代替银。一种最疯狂的方法，就是将钒盐与铁盐结合到一起，然后把亚铁氰化钒的黄色加上铁蓝的蓝色，结合产生艳丽的绿。我冲印出一大堆绿色日落的图片、绿色的脸、绿色的消防车或者绿色的双层公交车，父母看了很不高兴，不过我感到很开心。我的摄影手册上还描述了锡、钴、镍、铅、镉、碲以及钼的调色方法。但是我必须要停止调色了，因为我对调色、对所有金属过度热爱。对于我知道的所有金属，我都会在那个小房间里尝试一下，忘记了摄影的真正意义。我这些广泛的爱好很快就被学校察觉了，因为差不多是在这段时期，学校老师在我成绩单上的评语写道：“勤奋好学，不过有走火入魔的倾向。”
沃尔特收集的相机中，有一个又大又笨拙的。他告诉我那是一部彩色相机。这部相机里有两个半镀银镜，这两面镜子将光线分为三束，这三束光线再通过不同的有色滤镜，分别到达三个独立的感光片上。沃尔特的彩色相机是一个著名实验的直接产品。这个实验是1861年的时候由克拉克·麦克斯韦在皇家学院做的。做实验的时候，克拉克·麦克斯韦用红、绿、蓝三种滤色镜拍三张黑白底片，用这三张底片做成幻灯片，然后用三台放映机同时放映，在每台放映机前放上与拍摄时所用相同的滤光片。三个影像完全重合时，黑白照片就变成了彩色。由此麦克斯韦发现，人眼能够看到缤纷的色彩是三原色重叠的结果。因为人类的眼睛本身只有3种感色细胞，而不是对每一种色彩及其波长都具感受能力。
当沃尔特用3部放映机作示范的时候，我就非常想亲手创造这种奇迹，眼看着单调的相纸突然呈现缤纷的色彩。有一种有趣的方法就是用芬利彩色胶片。这个过程是：先拍摄3张分色负片（上有很细的红、绿、蓝色的网格），然后用这负片做出一张正片（幻灯片）。再把负片和幻灯片重叠在一起，原来的黑白幻灯片立马就会变成彩色的。负片那些细细的格线看起来灰灰的，可是一旦与幻灯片交叠，就会发生魔术般的变化，呈现出不可思议的颜色。（《国家地理杂志》早期的照片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如果用放大镜观看，就能看到其中的细线。）
要冲印出彩色相片，得做3张颜色互补的正像，如青色、洋红和黄色，并且将它们重叠在一起。尽管柯达彩色胶片已经出现，但我还是喜欢用一种古老的令人愉快的方式用分色负片做出3色投影正片，再小心地将正片交叠，从而得到令人惊艳的色彩。
我无数次玩这种色彩游戏以打发时间。我试着把正片两两交叠，看会有什么效果，或者故意用错误的滤光镜来看幻灯片。这些实验立即产生了有趣的效果，它们让我创造出了很多奇怪的颜色，让我更加欣赏大脑和眼睛的完美配合。眼球的3种感色细胞受到的刺激不同，经由大脑的协调，七彩的世界就在我们面前呈现。
我们家还有几百张立体风景照，这些照片好多放在长方形的厚纸板上，其他的被放到玻璃底板上。它们是阿尔卑斯山景、埃菲尔铁塔、19世纪70年代的慕尼黑（我外婆出生在距离慕尼黑几里远的一个叫贡岑豪森的小村庄）、维多利亚港、街景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厂景观（最引人注意的一道风景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工厂。工厂里有很多蒸汽引擎。当我在《艰难时世》中读到焦煤镇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这个工厂的景象）。我喜欢把这些照片放到客厅里的大立体镜中，它就像一个非常大的立体木箱，并且还有很多调整焦点、变换镜头的黄铜钮。这种立体镜现在也很常见，但是它们不像在20世纪之初那么普及。看到这种单调的、灰暗的照片突然间有了新的空间感、一种真实并且明显看得到的深度，变得特别逼真。浪漫和隐私也是立体像的一种属性，因为当人们通过目镜看的时候，就好像进入了私人影院。而我感觉就像进入到了图画里面，这镜中世界像博物馆里的实物模型。
对立体照片而言，两张图片必须有视差，并且正是这种不同创造了深度。人们不知道每只眼睛分别看到了什么，因为两张图片奇迹般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种立体像。
立体照片的深度实际上是大脑虚构出来的。它意味着人们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象、幻觉和错觉。我从来没有过一台立体相机，但是就会拍出一组立体照片。我会在某一个位置或角度先拍一张照片，然后将相机平行移动几公分再拍一张。要记住拍摄时将相机稍加移动，如果移动的距离太大，视差的效果就很夸张；并且把两张图片放到一起的时候，深度也被夸大了。我用硬纸板做成管状，制作了一个立体镜，把镜子倾斜置于其中。事实上这样可以使瞳孔间的距离增加60毫米以上。这样可以为远处的建筑或者是山丘带来不同的深度，但是近处的风景却会因此变形，如同童话般。比如看其他人脸的时候，他们的鼻子会变得很长。
将一组立体照片中的两张对调也很有意思。此外也可用同样的原理，用硬纸管和镜子来制作反光镜，造成奇特的效果。这样就使得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比近处的物体还要近。例如，脸看起来可能就凹下去了。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矛盾关系：常识和视觉效果是一回事，幻视影像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人们要先看到一种物体，然后看另一种，因为大脑要在不同的感知之间不断地转换。
我发现自己偏头疼发作的时候，视觉会变得奇怪。此时对颜色的感觉可能会暂时消失或者改变。看起来物体可能是扁平的，就像剪下来的图像一样。还有，正常的动作在我眼里变成一连串定格的图像，像是沃尔特的电影放映机放映速度很慢时的影像。这样我可能就失去了一半的视野，比如只能看见一半的物体或者是半张脸。当我第一次领教偏头疼的滋味时，感到非常害怕，那时是战前，我只有四五岁。但是当我把这种事情告诉妈妈时，她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妈妈还告诉我，这种现象只持续几分钟，并不会造成伤害。听了妈妈的话，我开始期待着下一次的发作，看看下一次视觉会有何种变异，因为每一次发作都有不同的视觉感受。我也对大脑为什么让我产生这种错觉
而感到好奇。偏头疼和摄影术就这样不知不觉让我在未来走上神经研究之路。
我哥哥马克尔非常喜欢H.G.威尔斯，并且在巴拉德菲尔德的时候，他还把他那本《最先登上月球的人》借给我看。那是一本很小的书，封面是蓝色的摩洛哥皮革，书里的插图和文章对我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瘦高的月球人独自前行，脑袋奇大无比的大首领住在闪闪发光的月亮洞穴中，利用菌类作为光源。我很向往太空旅行中那种令人兴奋以及失重的环境，其中还有一种叫做“卡佛石”的矿石，这种物质可以抗拒地心引力。书中有一章叫做“无限空间里的贝德福特先生”，描述贝德福特和查沃尔先生待在他们小小的球体里面（这好像是深海潜水球，我曾经为这种潜水球拍过照片）。他们住在里边，舱门是卡佛石做的，将舱门一关上，就可以不受地心吸引力影响了。我第一次在书中看到外星人，此后，我经常会在梦中梦到他们。但是书中也有悲伤，因为最后卡佛先生被独自留在在月球上，无依无靠，只能默默无语地、孤独地与昆虫样的月??人为伍。
离开巴拉德菲尔德之后，《星球大战》成为我的最爱，不仅仅是因为火星战斗机产生了浓浓的黑黑的气体（“它顺着空气沉落下去，在地面上形成一种液体”），这种气体里含有一种未知元素，这种未知元素可能和氩结合，并且我还知道氩是一种惰性气体，它在地球上不可能与其他物质化合。
我很喜欢骑自行车，特别喜欢骑车去伦敦周围的小城镇以及小村庄。看了《星球大战》后，我决定从豪顺公地出发，去追踪火星人的踪迹。书上说，火星人的飞行器第一次就是降落在豪顺公地上。在我心中，威尔斯的描述显得那么真实，所以我去了沃金，但它居然完好无损。对于这一点我很吃惊，火星人不是把它给毁坏了吗？在谢珀顿的村庄里看到教堂的尖塔依然耸立着，我也很吃惊，因为我几乎已经接受了这一“历史的事实”，即这个尖塔已经被火星人摧毁了。而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就会想到“宏伟的并且几乎是完美的火星人的尸体样本”，因为威尔斯说他们就在那里，浸泡在酒精中，看来“肢体无缺，威仪堂堂”。我在头足类生物馆里寻寻觅觅，想象着找到有几分像章鱼的火星人。
公元800000年，威尔斯所写的时间旅行者就在博物馆里自由地游荡，那时它早已成断垣残壁。一想到那副模样，我就再也不想去那个博物馆，这简直像是噩梦。事实上，那时令人绝望的伦敦让我更加向往威尔斯小说里的天堂。但只有在某种心情或者是状态下才能看到墙上的门或者魔法商店等。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威尔斯后来写的社会小说对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比较喜欢他较早期的故事，将非凡的幻想与人类的脆弱和道德联系到了一起。即使是隐形人那样，起初自以为是，最后死得非常凄惨；又或者像莫罗博士最后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生物杀死。
但是他的故事中也都是一些平常的人，不过这些平常的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视觉：在盯着一个神秘的透明的鸡蛋时，一个小店主看见了火星，为此他欣喜若狂；又或者是一位年轻人在暴风雨中站在电磁两极中间时，突然看到幻象，让他看到南极一个荒漠上的巨岩。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威尔斯的故事，50年之后，他的很多故事还能引起我的共鸣。到了战后，1946年的时候，他还健在，这让我急切地想去看望他。我听说他住在摄政公园附近汉诺威街的一幢小房子后，有时放学或者周末，我就会去那个公园，希望能够在那里遇见这位老人。
电影的拍摄也让我很着迷（尽管我从未自己拍过电影）。还是沃尔特让我意识到电影中的人不是真的在动，那些动作都是由一系列的静止影像合成的，但给人留下了运动的印象。他用他的电影放映机给我演示了这一现象。减慢电影放映机的速度时，呈现出来的是静止的影像；加快它的速度，就会突然出现动态。沃尔特有一个西洋镜，内部的纸卷上印有很多连续的影像，通过细缝就可以看到活动的影像。他还有一个魔术扇，扇子快速旋转，就会让人产生错觉。我知道这种错觉是由大脑产生的，和颜色与景深的错觉类似。
我学了光谱后，对威尔斯描写的这种未知元素更感迷惑。因为在这本书前边他描述这种元素“有四条蓝色谱线”，在后面却说“谱线是三条明亮的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