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蒂姨妈的希伯来语名字是鸟，但是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她就是博蒂姨妈。我们一直都不清楚博蒂早年的生活。据说她小时候颅脑损伤过，但是她刚出生的时候神经就有点儿不正常，甲状腺也有点儿毛病，所以她的一生都要摄取大量的甲状腺萃取剂。虽然她很年轻，可是皮肤已经开始出现皱纹。她的个子不高并且智商一般，她是我外公家那么多孩子里面唯一的一个智商一般的人，其他的孩子都很聪明并且强壮。但是我不认为她是一个智商低下的人，在我看来，她只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博蒂姨妈，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员，她经常在我们家待着。博蒂姨妈有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就在我爸妈房间的旁边。她的房间里都是照片、明信片、装彩色沙子的试管以及我们家的人在世纪之初的节日摆饰。博蒂姨妈的房子很干净，就像一个少女的房间。当整个家中一片喧闹的时候，她的房间就像是一片平静的绿洲。博蒂姨妈有一支黄色的派克钢笔（我妈妈有一支橘黄色的派克钢笔），她的手就像是孩子的手，她用这支钢笔慢慢地写东西。当然，我知道博蒂姨妈确实是有病，她身体很虚弱，并且她的智商也有限，但是这一切都无所谓，或者说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知道她在我们家住着，无时无刻并坚定不移地奉献着，可以说博蒂姨妈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
当我对化学和矿物学感兴趣的时候，博蒂姨妈就会出去给我找一些小矿石样本。我从来都不知道博蒂姨妈是从哪里或怎样得到这些矿石的。博蒂姨妈问过马克尔我成人礼上会喜欢什么书后，就给我找来了法国史学家傅华萨的一本《编年历》。年轻的时候，博蒂姨妈曾经负责给卡片上色，受雇于拉斐尔·塔克公司--一家生产日历表和明信片的公司。当时这些精致的彩色卡片很受欢迎。几十年以来，我一直都很喜欢收集这些彩色卡片，好像它们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彩色摄影和彩色印刷开始代替彩色卡片的时候，拉斐尔·塔克公司决定裁员。1936年的一天，博蒂姨妈被解雇了，可是她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了。但是，公司解雇博蒂姨妈的时候，没有任何通知，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就更不用说抚恤金和解雇费了。多年以后马克尔告诉我那天晚上博蒂姨妈回来的时候，脸色非常难看。后来她从未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
博蒂姨妈一下子变得很安静、很谦逊，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她，但我们几乎都不把她当回事了，而且还忽略了她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51年，我取得牛津大学奖学金。正是博蒂姨妈给了我那封电报，当时她紧紧地拥抱着我，向我表示祝贺，她也流泪了，她知道这封电报意味着我将要离开这个家。
晚上，她常饱受心源性哮喘和急性心力衰竭之苦。每当发病时，她就会呼吸急促并极度焦虑，这样整个晚上就无法睡觉了。病情轻微的时候，晚上她坐坐就可以了。当她的病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爸妈在她的床边安了一个黄铜铃，告诉她一感觉到痛苦，就赶快摇这个铃铛。我听到铃声的次数在不断地增加，我开始慢慢地意识到情况变得很严重了。我爸妈一听到铃声就会立马起床，去为博蒂姨妈治疗：她需要氧气，还需要吗啡来止痛。这时我总是躺在床上，听着这些动静，心中充满恐惧，直到一切都恢复平静，才能睡着。1951年的一个晚上，小铃铛又响了，爸妈飞速跑到博蒂姨妈的房间里。这一次博蒂姨妈的病情相当严重：她的嘴角流出了粉色的泡沫，并很快被她肺里涌出来的这些泡沫淹没，她对氧气和吗啡也没有了反应。最后，为了保住博蒂姨妈的命，我妈妈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在博蒂姨妈胳膊上放血，试着减轻心脏的压力。但是这一切对博蒂姨妈来说都没有什么用，最后她还是死在了我妈妈的怀抱里。当我跑到博蒂姨妈房间的时候，看见那里到处都是血：她的睡衣和胳膊上都是血，妈妈浑身上下也都是血。我进去的时候，妈妈还抱着博蒂姨妈。看着眼前这一恐怖的情景，我一度感觉是妈妈杀死了博蒂姨妈。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与至亲的生离死别，并且博蒂姨妈在我的生活中还有着那么重要的作用，她对我的影响比我想象的???深远得多。
记忆中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好像总是充满了音乐。家里有两架贝奇施坦因牌钢琴，一架是直立式，另一架非常大。有时家里人会同时弹奏这两架钢琴，戴维会吹笛，马卡斯则吹竖笛。这时候，家就像是个音符水族馆。我会慢慢地走来走去，一下子听听这种乐器，一会儿又听听另一种乐器（不同类型的乐器对于我的听觉和注意力好像并不影响，我经常会选择其中的一两种乐器欣赏）。
妈妈不像我们家其他人那样喜欢音乐，但是她很喜欢勃拉姆斯的音乐和舒伯特的民谣。有时，爸爸在钢琴旁边陪伴她的时候，她也会唱起这些歌曲。妈妈特别喜欢舒伯特的夜曲，她会轻轻地、稍微走调地将其唱完。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我不知道歌曲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们对我却有着奇妙的影响。现在我只能回忆战前家中客厅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情景，我再也听不到那些歌曲，再也看不到妈妈在钢琴旁的身影以及她的歌声。
我爸爸非常喜欢音乐，每次听完音乐会回来，他都能弹奏出他听到的曲子。爸爸可以将不同的音乐片段改写成不同的曲调，并且能以不同的方式弹奏出来。他对音乐厅的喜爱与他对室内演奏会的喜爱程度一样。他喜欢吉尔伯特、沙利文，也喜欢蒙特威尔第。他特别喜欢大战期间的歌曲，并且能用响亮的男低音唱出来。爸爸有很多袖珍书谱，并且他好像随时都会携带一两本放在口袋里。事实上，爸爸经常带着一本音乐主题字典睡觉，那是有一年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尽管爸爸曾经跟着一位著名的钢琴师学习过，并且还可以弹奏钢琴，但是他的手指头又短又粗，所以不是很适合弹钢琴，因此他经常沉醉于印象派的音乐中。但是他希望我们在家弹钢琴，并且还给我们找了一名相当出色的钢琴老师--弗朗西斯科·缇契亚。弗朗西斯科·缇契亚让马卡斯练习巴赫的曲子，让斯卡拉蒂练习抒情的曲子，这需要很高的练习强度。我和马克尔那时还很小，他就让我们练习迪亚贝里的二重奏。每当我的哥哥姐姐们不能正确地弹奏钢琴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缇契亚敲击着钢琴大声嚷：“不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会坐下自己弹。听他弹奏的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炉火纯青。他对巴赫用情颇深，并且向我们灌输这种情感。当我5岁的时候，有人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就说：“熏鲑鱼和巴赫。”现在，60年过去了，我的答案还是没变。
1943年我回到伦敦，发现我的家变了，家里也没有音乐了。马卡斯和戴维都走了，他们现在都是医学预科学生。爸爸还是很忙，他不用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就会去履行其作为空袭救护队员的职责。那时妈妈也很忙，晚上要在位于圣阿尔本兹的急诊医院做手术到很晚。有时我要等妈妈回来才睡觉。她回来的时候，我能听到她自行车上的铃响。她从克里考伍德车站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午夜时分。
那时我受到的最好待遇就是收听迈拉·赫斯的音乐。迈拉·赫斯是当时著名的钢琴家，她几乎是用一只手来弹钢琴的。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她的弹奏能让大家感受到音乐的美。我们会聚集到起居室里用无线电收听她午餐时间的演奏会。
马卡斯与戴维在战后回到伦敦继续接受教育的时候，长笛和竖笛已经好久没人用过了。戴维很明显具有极强的音乐天赋，也只有他在这一点上遗传了爸爸的天分。戴维发现了布鲁斯和爵士乐，喜欢上了格什温，给我们的“古典家庭”增添了新的音乐。那时戴维已经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即兴演奏者和钢琴家，他对李斯特的音乐有着特别的鉴赏力。但是现在突然间整个房子都是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艾灵顿公爵、贝西伯爵、猛男莫顿、肥仔华勒。从他房间的留声机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埃拉·菲茨杰拉德与比莉·哈乐黛的声音。有时戴维在楼下弹奏钢琴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他是在弹奏爵士乐还是在即兴创作。我想戴维一定想知道他自己能不能成为作曲家。
我意识到，虽然戴维和马卡斯看上去都过得很幸福并且也都希望成为医生，但是他们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忧伤，一种放弃了兴趣而产生的失落感。戴维放弃了对音乐的爱好，而马卡斯则早就放弃了其对语言的热衷。马卡斯对语言极具天赋，并且语言的结构深深地吸引着他。16岁的时候，马卡斯不仅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且他还能流利地运用阿拉伯语，那是他自学的。像他的表弟奥布里一样，马卡斯也曾在大学里学过东方语言，但是后来战争爆发了。1941年和1942年，马卡斯和戴维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那时他们俩都是医科学生，这能够延迟他们入伍的时间。我认为因为这些事，还耽误了他们其他一些事。之后回到伦敦，这种耽误便成永恒，不可挽救。
我们的钢琴老师缇契亚先生于战争期间丧命。我于1943年回到伦敦的时候，爸妈又给我找了一名钢琴老师--斯利威夫人。她是一个10岁男孩的母亲，满头的红发。她的儿子名叫肯尼斯，是一先天性的聋哑儿。我跟着斯利威夫人学习了几年后，她又怀孕了。妈妈那些怀孕的病号去我们家的诊疗室的时候，我几乎天天都能看见他们，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名孕妇并目睹了其怀孕的全过程，最后好像有些问题：我听到他们在谈论尿毒症，我相信妈妈肯定要对此进行治疗，这样的话孩子出生的时候才能先出头。斯利威夫人阵痛的时候，妈妈就让她住院了（我妈妈经常在家接生孩子，但是斯利威夫人好像有并发症，可能需要剖宫产）。我想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那天当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马克尔告诉我：“斯利威夫人分娩的时候，死在了手术台上。”
我感到很吃惊，也很悲痛。一个健康的女性怎么会因此而死亡呢？我妈妈怎么能让这样的灾难发生呢？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不想去了解详情，但是妈妈在手术现场，这又让我再次认为是妈妈杀死了斯利威夫人。虽然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证实了妈妈的高超医术以及她的仁心，但是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很多事情不是她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
我很为肯尼斯担心，他天生聋哑，主要的交际手段是用他自创的符号语言，这种符号语言只有他妈妈能看得懂。我不想再弹钢琴了，有一年的时间我都没去弹钢琴，此后，我再也不同意去找其他的钢琴老师。
尽管马克尔在年龄上和我最接近，并且还是他和我一起去了巴拉德菲尔德，但是我从不认为我真正了解他。当然，6岁和11岁的孩子（那是我和马克尔去巴拉德菲尔德时的年龄）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此之外马克尔好像还有特别之处，这种特别之处我能感觉得到，不过我发现很难去描绘它，更谈不上理解。马克尔是一个多梦的人，他的想法也很抽象，并且他还很内向，他好像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其他几兄弟都不这样），不过他读的书很深奥。他喜欢阅读，并且对看过的东西几乎过目不忘，他的记忆力很惊人。我们还都在巴拉德菲尔德的时候，马克尔对《少年返乡》和《大卫·科波菲尔》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他能背诵整本书。尽管他从未明确地将巴拉德菲尔德与书中多西波义学校作过比较，也从未比较过我们的校长毕贝先生和书中恶毒的克瑞克校长。但是他们的确很像，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41年，马克尔13岁，他离开了巴拉德菲尔德，去了克利夫顿学院。在那里他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欺负，但他没有任何抱怨，就像他很少抱怨布拉德菲尔德一样，但是他心灵的创伤大家都能看得出来。1943年夏天，我刚回到伦敦后不久，与我们住在一起的伦恩姨妈发现了刚刚从浴室中出来的马克尔，他半裸着上身。伦恩姨妈对我爸妈说：“看看他的后背，上面都是伤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爸妈好像很吃惊，说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因为马克尔很喜欢上学，在学校里表现也很好。
此后不久，马克尔就有了精神病症状。他感觉他周围的世界如魔幻般，并且充满了恶意。我记得他告诉我说，去往奥德维奇的60路公交车上的字母已经“变形”了，奥德维奇这几个字母看起来就像是老巫婆写的咒符。他开始相信他是鞭笞狂上帝的宠儿：“上帝把我放在这里，就是让我被虐。”他没有明确提到巴拉德菲尔德的变态校长，但是我禁不住感觉贝先生就在那里，而且现在他不仅仅是贝先生，还是怪物上帝。马克尔开始幻想自己是救世主，被拷问或惩罚的他等待了许久。徘徊于福佑和折磨、幻想和现实之间，我感觉他要疯了（也许已经疯了）。马克尔再也不睡觉了，也不休息，而是兴奋地在房内踱来踱去，跺着脚，瞪着眼，生活在幻觉中，并且大喊大叫。
我开始有点害怕马克尔了。因为噩梦在他身上都变成了现实，更因为我感觉在我的心灵深处也有着与马克尔相似的想法和感觉。马克尔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以后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呢？在这个时候，我在家里建立了一间实验室。我关上了实验室的所有门，也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想借此躲开疯狂的马克尔。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想（有时候我确实做到了）集中精力做事，我完全陶醉于矿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我专心致志地研究它们，让自己在混乱中保持清醒。但这并不表示我对马克尔不闻不问，对于他的遭遇我深为同情。虽然对于他所经历的一切，我几乎都了解，但我还是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要在这种中立态度以及自然美之间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世界，这样我才不会卷入到马克尔的混乱、疯狂和诱惑之中。
罗纳德·斯托尔先生是当时英国驻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对于他于1937年与安妮姨妈的第一次相遇，他在回忆录《方向》中这样写道：“1918年初，有人将一位女士带到了我的办公室。她不像是一般的女性，她不高，不黑也不瘦，她的表情看上去极具幽默感，又很坚定。我立即感到一颗新星闯进我的视线。战争期间，安妮·兰道小姐四处流亡，离开了她一手创办的女子学校，这次她是来要求复校的。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她的学校已经被征用为军事医院了，对此她表示坚决反对。没过几分钟，我就被她说服，答应将大而空旷的阿比西尼亚神庙给她做新的校址。很快，安妮·兰道女士就成为耶路撒冷地区最好的犹太女子学校的校长。她比一般的英国人更英国。更多的时候，她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更犹太。在安息日，她决不接听电话，甚至于她的仆人也不能接听。战前，安妮·兰道女士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都特别友好，所以很多年以来，在互信的基础上，她一直都能让英国官员、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教长老以及基督教领袖把手言欢。”
犹太法典对于如何制作祭拜所用的香，几乎是用化学计量的术语来进行描述：“香脂、施喜列、白松香以及乳香，每样取70弥那（约500g）；没药、桂皮、甘松以及番红花，每样取16弥那；还有12弥那的云木香、3弥那的香树皮以及9弥那的肉桂；还有从韭葱中提取出来的碱液9卡伯、塞浦路斯酒3卡伯。如果得不到塞浦路斯酒，可能就会用陈年白酒。还有所多玛盐0.25卡伯，少量的药草。南森说，还需约旦河边的香草席百思少量。不能加蜜，这样香料就不适合祭祀时使用；准备此香的人，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种，就要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