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的父母一小时后到达，在朝屋子走的时候被椰子的气味呛到了。他们越走越近，又闻到了腐烂墨鱼的臭味。出于好奇，他们围着那地方转了好大一圈。当他们到达事故现场--地下室时，发现那种气味让人很长时间都无法呼吸。我们三人对此感到很惭愧，尤其是我，因为它首先是源于我的贪婪（一只墨鱼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气味），还有我对于保存墨鱼的无知。乔纳森的父母因此必须缩短他们的假期，尽快离开这屋子（我们听说，这房子后来几个月都没人居住）。但是我对墨鱼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
或许这件事的发生主要是化学原因，还有生物学原因，因为墨鱼（像其他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一样）流着蓝色的血，而不是红色，因为它们进化和传输氧的系统跟脊椎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红色呼吸色素血红素中包含有铁元素，而它们的蓝绿色呼吸色素血蓝素却含有铜元素。铁和铜都有很强的还原能力，能轻易与氧结合，然后再还原、释放，就像氧化时一样。我想知道在元素周期表（很多元素有更强的还原能力）中与铜和铁挨着的元素是否能做呼吸色素。当我听到被囊动物海鞘含有大量的钒元素，并且有特殊细胞钒血球时，我非常兴奋。为什么海鞘会有钒血球？而且它们不像属于氧气输送系统。我想到去密尔堡远足的这一年中，或许可能解决这个谜题。但是我只是收集了一大袋海鞘（就像我收集过多的墨鱼一样）。我想我能把这些烧成灰，然后测量灰烬中钒的含量（我曾经见到书上说钒含量在有的海鞘身上超过40%）。这让我有了唯一一个商业的想法：开一个钒农场--大片的咸水沼泽，里边养上海鞘。我利用它们来提取珍贵的钒元素，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它们一直没被有效利用。然后我会把它们卖掉，一吨500英镑。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我意识到这会导致海鞘的灭绝。
生物体的复杂性也在改变我自己，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突然我开始很快地成长：我的脸上、腋窝、生殖器周围都开始长绒毛；我读圣经时清晰的高音开始突变，现在不但成了破锣嗓子，还会莫名其妙地走音。在学校的生物课上，我突然对动植物的生殖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是低级动植物--无脊椎动物和裸子植物。苏铁类、银杏树的性特征激起了我的兴趣，它们的精子都可游动，像蕨类植物，但是却又有硕大的保护严密的种子。头足类动物鱿鱼更有趣，雄性会伸出一根触须，插入雌性的套腔，使之受精。我还是不太了解人类的性特征，我自己的性特征，但是我开始把它当做一个极其有趣的主题，它几乎和化学中的化合价和周期一样有趣。
尽管我们痴迷于生物学，但是谁也没有帕斯克先生那样狂热。想要探索生物学的方方面面，就要耗尽青春和精力，对于这些，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我自己4年来一直都醉心于科学。对秩序、对形态美的热爱让我沉迷于元素周期表的魅力，还有道尔顿的原子。波尔的量化原子在我看来非常神奇，就像修饰过一样，像天堂的东西一样永恒。有时，我对宇宙的形式之美入迷不已。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其他兴趣，我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内心感觉空虚或是乏味，对美、对科学的热爱不再让我感到满足，我现在渴望接触人文的东西。
是音乐释放并减轻了我的这种渴望；音乐让我感到震撼，或是想哭泣，想大喊；音乐像要深入我内心，迎合了我当前的状态。尽管我说不出来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影响我。最重要的是，莫扎特激起了一种几乎让我无法承受的强烈感觉，但是我却无法描述这些感觉，或许它们不是语言所能描述的。
诗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在学校读完了米尔顿和蒲柏，但是现在我自己开始琢磨这些诗句。蒲柏的字里行间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魂断玫瑰，饱受芳香凌迟”--我会反复地轻轻对自己吟诵，直到它们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
乔纳森·埃里克和我带着对阅读和文学的热爱慢慢地长大了：乔纳森的母亲是一个小说家和传记作者，埃里克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早熟的，他8岁的时候就开始读诗。我读书更侧重于历史和传记方面，尤其偏好私人描述和日记（我也开始有自己的日记了）。我的品味（正如他们所看见的那样）有点受限制，埃里克和乔纳森介绍我看更多的作品--乔纳森让我认识了拉格勒夫和普鲁斯特（我只听说过约瑟夫·路易斯·普鲁斯特，一个化学家，跟马塞尔不同），埃里克让我认识了艾略特，他说艾略特的诗比莎士比亚的还伟大。埃里克带我去了芬奇莱路的科兹莫饭馆，在那里，我们可以喝着柠檬茶，吃着点心，听着年轻的医科学生兼诗人阿布斯朗读他自己写的诗句。
我们三个作了个大胆的决定，在学校组成一个文学社团，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米尔顿社团，但是它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乔纳森是我们的秘书，埃里克是我们的财务人员，我是会长（尽管我觉得自己是我们三个当中最无知、也是最害羞的一个）。我们在第一次聚会宣布之后，来了一堆好奇的人。我们很渴望邀请外界的演说者来向我们致演说词，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都可以，这个任务落在了我这个会长身上，我负责吸引这些人过来。惊奇的是，很多作家真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想他们是被古怪的邀请吸引来的。因为邀请他们的是一群既幼稚又故作成熟的孩子，或许这些充满热情的男孩看过他们的作品，很渴望见到他们。最大的惊喜是萧伯纳--他送我一张迷人的明信片，说他很愿意来，但是他岁数太大了不能任意走动了（他写道，他93岁零9个月了）。接着，我们邀请的演说者之间开始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开始受到欢迎，50到70个男孩出现在我们的会上，比原来米尔顿社团安静的会议上出现的人多得多。此外，我们出版了一份紫色油墨油印的刊物--《仙人球》，它上边有学生的作品，有时候也有一篇老师的文章，有时候也会有外界作家的作品。
但是我们的成功导致了灭亡。虽未明言，我们却在嘲笑，在颠覆，我们的行为“扼杀”了米尔顿社团（社团不久就终止了本就不频繁的会议）。并且我们还是这样一群可憎的、吵闹的、不可一世的犹太小孩，必须要被打倒。有一天，校长打电话给我们，直言不讳地说：“萨克斯，你们被解散了。”
“先生，你说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能解散我们。”
“萨克斯，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你的文学社团从现在开始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呢，先生？原因是什么?”
“我没必要给你解释，萨克斯。我不需要有任何理由。你现在可以走了，萨克斯。你们的社团不存在了，再也不存在了。”说完这些，他开始敲手指--一种代表驱赶和消灭的手势，然后他就接着工作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埃里克和乔纳森，还有我们社团的其他成员。我们很愤怒，很迷惑，但是很无助。校长有绝对的权利，我们无力反抗或反对他。
《罐头巷》出版于1945或1946年，我在1948年很快就把它读完了，那时我还在学校学习生物学，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喜欢上海洋生物学。我喜欢道斯这个人物形象，他在蒙特利的潮汐水池里找小章鱼，他和男孩们一块儿喝啤酒奶昔，他过着田园般轻松甜美的生活。我也想过他那样的生活，生活在有魔力的、神话般的加利福尼亚。还有那里的牛仔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梦想。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是战时我们的同盟国；它的势力、资源，几乎都是无穷无尽的。它不是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吗？休假的美国士兵走在伦敦的大街上，他们的姿势、语言，都散发出一种自信、一种冷静、一种从容，这对于经历了6年战争的我们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广泛流传的《生活》杂志，描绘了很多欧洲没有的宽广宏伟的高山、峡谷、沙漠、风景，还有微笑的居民，很有教养，他们闪闪发光的房屋，他们挤满人的商店，他们享受着一种我们不敢想象的充裕和欢乐。战争带来的物质匮乏和痛苦依然萦绕在我们脑海中。越洋而来的安逸迷人的图片及其自然散发的光彩之外，音乐剧《飞燕金枪》和《俄克拉何马》更增添了一种神话般的力量。在这种浪漫的氛围下，《罐头巷》（尽管有很多缺陷）和它的续集《甜蜜的星期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那时，我偶尔会想象我神话般的过去（在圣劳伦斯学院的日子），而现在我开始幻想未来，想象我自己是美国大陆的科学家或博物学家。我读关于路易斯和克拉克的旅途报道，我读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除此之外，我还读约翰·缪尔的作品。我爱上了阿尔贝特·比尔史伯特伟大浪漫的风景画、亚当斯美丽的摄影作品（有时，我幻想成为一个风景摄影者）。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深深爱上了海洋生物学，我写信到各州的海洋生物实验室--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拉荷亚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旧金山的金门水族研究所，当然还有蒙特利的“罐头巷”（现在我知道“道斯”真有其人，就是埃德·里基茨）。我都收到了很亲切的回信，他们赞赏我的兴趣和热情，但是他们同时也很明确地说明我需要资格，当我获得生物学学位时，可以再联系他们。10年后，我最终去了加利福尼亚，不是作为海洋生物学家，而是一位神经科医师。
电蛋：1740年，法国的学者诺雷在一个蛋形真空容器中，产生了辉光放电的现象。这个容器被称为“电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