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巴拉德菲尔德后，我睡觉前不再有妈妈的吻了，所以睡前我也不再祷告，因为每次祷告的时候总能让我想起妈妈的吻，这种时候一想到妈妈不在我身边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以前带有上帝的关怀和鼓励的话语总能让我感到温暖和欣慰，但是现在却感觉这些词语是那么的啰唆，甚至像个谎言。
我一直认为父母抛弃了我，我对他们的信赖和爱动摇得很厉害，我对上帝的信心也是。我不断地问自己，有什么证据证明上帝存在呢？在巴拉德菲尔德我决定用实验来解答这一疑问：我在菜园里并排种了两排萝卜，并且让上帝保佑其中的一排，同时请上帝诅咒另一排；我希望无论如何都要看见这两排萝卜有明显的不同。结果长出来的萝卜是一模一样的，这也向我证明了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能够信仰某样东西。
挨打、饥饿、折磨都在继续，留在学校的我们都在经受着严酷的心理考验--非人的、匪夷所思的考验。挨打的时候，有时我感觉校长好像是颐指气使的骷髅（在家的时候，我看见过X光片，那些肌肉下的骨头清晰地显现出来）。有时候，我就当他不是一个人，而只是暂时存在的一堆原子集合。我会对自己说：“他只是原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幻想出了一个“只有原子”的世界。校长经常向我们施加的暴力好像是对整个世界的生灵的玷污，所以我看到，暴力是生命的法则。
面对此情此境，我所能做的只是找个地方让思绪飞舞，独自待着，不受他人的干扰。越是委屈的时候我越想找点稳定和温暖的感觉。我的处境可能和戴森在他的传记《教还是不教》里所写的很相似。
我没多大力气也不喜欢运动……这在男孩里面实属少见。残忍的校长和校园恶霸专门欺负弱小学生。他们围攻我们，给我们双重压迫。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避风港，只会说拉丁文的校长和疯迷足球的同学都找不到这里。这个避风港就是科学。在这充满残暴和仇恨的世界里，科学是一块自由和友谊的净土。
对我来说，起初的避难所是数字。我爸爸是一名心算高手，我也一样；甚至于在6岁的时候，我对数字已经很敏感了，并且从那时开始，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计算。在我看来，数字是固定的、不变的；哪怕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数字仍保持不变。数字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必然的、毋庸置疑的。（若干年之后，当我读《1984》的时候，读到温斯顿在严刑拷打下终于屈服，被逼无奈地承认二加二不等于四，这使我感到害怕，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怀疑二加二是否等于四。他不会二加二，他也真的完了。）
我特别喜欢质数，因为质数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永远都是一体的。（在这方面我不是很自信，因为我感觉自己每周都在被分割、分解。）质数是所有其他数字的建构基础，我想，这对质数来说有一定的意义。质数是怎么来的？质数的分布有没有什么逻辑形式呢？质数有一定的限制还是无穷多？我费了很多时间来整理质数并设法记住它们--这些质数让我全神贯注，完全投入，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我为前100个数字做了一个10×10的格子，把所有写着质数的方格涂黑，但是我没发现它们的分布有什么逻辑可循。我又弄了个大点的表格，增加到20×20，30×30，还是没发现有明显的规律。但是我确认质数的分布一定有规律。
战争期间我度过的一个真正的假期就是去伦恩姨妈家。她家在柴郡，位于德拉米尔森林中部。姨妈在那里创办了一所犹太人的“新鲜空气学校”--这所学校是专为特殊儿童设立的。这里的孩子都来自曼彻斯特工人家庭，很多都患哮喘，还有一些孩子有佝偻病或者是肺结核，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当时有那么一两位同学还有自闭症。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花园，花园有几尺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去德拉米尔而不是去巴拉德菲尔德。但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而已，从未对别人提起过，就连我那善解人意的、慈祥的姨妈也没有察觉到。
伦恩姨妈让我见识了植物和数字的乐趣。她让我看花园里向日葵花蕊的螺线，并让我数这些向日葵顶上的小花。当我数数的时候，姨妈告诉我，这些数字是按规律排列的：1，1，2，3，5，8，13，21……每一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的和。如果用后面的数去除前面的数，结果就能逐渐接近0.618。她说这种排列就叫做斐波纳契数列，它是以一名生活在几个世纪前的意大利数学家命名的。她补充道，0.618的比率就是人们常说的黄金分割率，这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经常使用的理想几何比例。
姨妈还经常带我去森林里观察植物。她让我看那些凋谢的松果，它们也有基于黄金分割的螺旋形。她还让我看生活在小溪边的木贼，让我触摸木贼僵硬的、有关节的茎。姨妈还建议我测量这些茎并连续记录，绘制成图。我按照姨妈的指示去做，最后发现曲线的上升变缓。姨妈向我解释说，这就叫“成长指数”，这是生物生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姨妈告诉我，可以从所有的植物中找出这些几何比例--数字就是世界的构成方式。
我对数字与植物、花园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好奇。我开始想用数字来建立一个王国，这个国家有自己的领土、法律和语言，就像一个数字的花园，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花园、一个神秘而奇妙的花园。恃强欺弱的同学和校长都不知道这个花园的所在，在这里，我是很受欢迎的，不仅质数和斐波纳契螺旋的向日葵是我的好朋友，还有完全数（比如6和28，它们真因数的和，恰好等于它们本身）、毕达哥拉斯数字（在一组数字中，最大数的平方是另两个数平方的和，比如说3、4、5或者5、12、13）、亲和数（比如说220和284，两数互为对方所有真因数之和）。姨妈告诉我，数字花园具有更强的魔力，那里不仅让人快乐、对人友善，而且永不消失。整个宇宙都是由它构成。姨妈说，数字就是上帝的思考方式。
家里的所有东西中，我最想念的是妈妈的老爷钟。那是一款非常漂亮的钟，钟的表面是金色的，钟面不仅显示出时间和日期，还显示月亮的盈亏和行星相合的情况。我很小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天文仪器，可以把宇宙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人类。每周我妈妈都会把钟从柜子里取出一次，打开后盖上发条。我聚精会神地看着沉重的钟摆升起来，还想摸一摸（如果妈妈允许的话）那长长的时针和分针。
在巴拉德菲尔德的4年里，我都会痛苦地思念它的声音，有时也会在夜里梦到它们，那时我认为自己在家，等到梦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是在一张又小又潮湿的床上，原来是我尿床了，这是很少见的。在巴拉德菲尔德很多孩子的行为出现退化和异常，而且如果我们把床单弄湿的话，将被重罚。
1943年春天，巴拉德菲尔德的学校关闭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向父母抱怨学校的条件，大多数同学都被他们的父母带走了。我从未埋怨过任何人，马克尔也没埋怨过任何人。1941年他13岁的时候，转到了克利夫顿学院，最后我发现几乎就我一人留在了那个学校。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校长不见了，令人憎恨的校长夫人和校长的孩子也都不见了，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接到通知，不必再去巴拉德菲尔德了，我要去一所新学校读书。
圣劳伦斯学院有着又大又庄严的运动场地（至少在我看来），还有古老的建筑物和树木。毋庸置疑，这一切都很漂亮，但是这些东西让我很害怕。至少我已经熟悉了巴拉德菲尔德的所有恐惧，我了解那所学校，我更了解那个村庄，在那里我有一两位朋友，然而圣劳伦斯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圣劳伦斯学院的那一学期几乎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好像那一段时光已经被我遗忘，当我最近向一位了解我并且非常了解巴拉德菲尔德的女士提到那一段岁月时，她感到很吃惊，她说我以前从未提起过圣劳伦斯。事实上，我对于那里仅有的记忆就是突然的谎言、玩笑、幻想，抑或是错觉--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它们，反正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
星期天早晨，当其他男孩都去教堂，只剩下我这个犹太小男生独自一人在学校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孤独（在巴拉德菲尔德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那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是犹太人）。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暴雨倾盆，电闪雷鸣--有一声好大、好近，我想学校一定被雷打中了。当其他人从教堂回来的时候，我坚持说闪电“击穿”了我，并钻进了我的脑子里。
有关我儿童时代的杜撰或幻想，还有另一个版本。我说过我是在俄罗斯出生的（那时俄罗斯是英国的同盟国，并且我还知道我外公就是从俄罗斯来的），我还会详细讲到有关雪橇的故事，晚上穿上皮衣，一路呼啸着，乘着雪橇在雪地上飞驰。有时会有可怕的狼群在身后追赶我们。我已记不清楚别人觉得我的故事如何，不过好像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
我还编过这样一个故事：父母遗弃了我，一只母狼发现了我，并将我在狼群中养大。我读过《森林王子》这本书，几乎可以把它背诵下来，并且受其启发，我可以幻想出更多儿时的故事。我给那些同学讲黑豹巴希拉；还有教会了我森林法则的老熊巴鲁；我和我的蛇朋友卡一起在水里游泳；哈帝是丛林之王，它已经1000岁了。
那时候的我，生活中充斥着梦想和神话，我经常分不清楚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我想伪装成另一个自己，那个“我”有着传奇的经历。我在圣劳伦斯的孤独无助、茫然失措，比在巴拉德菲尔德时还要严重，在那里，校长确实有点虐待狂，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算是一种关心，甚至是一种爱的表现。我想我可能在生爸爸妈妈的气，因为他们对于我所受的委屈不理不睬，所以我就打算当善良慈爱的俄罗斯人或者母狼的小孩了。
1943年学期中的时候，父母到学校来看我（可能是听说了我奇特的故事和谎言），他们最终意识到我快要崩溃了，必须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把我带回伦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