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能有人要问，对于这些叛国者判刑的严厉性，日后加以责备的将会是谁？我回答说，是时间，是事件的进程和命运，它们的变化支配着各个国家，它们将会提出责备。不论落在叛逆者身上的是什么，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各位元老，应该认真考虑以什么刑罚来判处别人的是你们。所有导致了恶果的先例本都出于良好的用心；但当一个政府被无知或无原则者掌握时，施加于罪有应得的合适对象的任何一种新的严厉刑罚，都会被作为例子援用于那些罚不当罪的不合适的人身上。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时，指派了30人统治他们的国家。这30人开始执政时对一切恶名昭著或众所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一概处以死刑。人民庆祝这一行动，称颂他们的公正。可是后来他们那种不尊重法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好歹地杀人，使全体人民陷入恐怖之中，从而使那被压服和奴役的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当胜利的叙拉命令把危害国家的达玛希普斯和其他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处死时，谁不称道这一行动？大家欢呼那些结党营私、以煽动叛乱的行为损害国家的恶人之丧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个行动却成为一场惨重杀戮的开始，任何人觊觎别人的宅第或别墅、甚至金银餐具或服饰，就运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人列入死囚名单。于是，那些把达玛希普斯被处死视为喜事的人自己也很快被人置于死地；屠杀迄未得到遏制，直至叙拉以财宝使其党徒感到餍足方告结束。
当然，我并不担心在西塞罗治理下或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类无节制现象。但在一个大国里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在其他某个阶段，换上另一个像现在这位执政官一样统率着一支大军的执政官，某种错误的指控就可能被信以为真；按照前面提到的先例，执政官可能向元老院的权力挑战，那时谁能制止其进程，或缓和其狂暴？
各位元老，我们祖先的品行和勇气是无所欠缺的；他们的自尊心也从未妨碍他们效法别国值得重视的做法。他们的盔甲和兵器是向撒姆尼人学来的；他们表示权力的标志多数取自伊特鲁里亚人；总之，只要是对他们合适的，无论其来自盟友或敌人，他们都非常乐意采用过来，他们对别人的长处愿意仿效，而不是心存戒备。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采用了希腊人的一种做法，以鞭笞惩罚公民，并对宣告有罪的人处以极刑。然而，当共和国强大起来，众多公民中内讧加剧时，人们开始将无辜者卷入定罪范围，并滥施刑罚；于是才提出了波尔久斯法和其他法律，允许已定罪的公民流亡。各位元老，我把我们祖先这种宽容大度视为我们不应采用任何新的严厉手段的有力理由。因为那些艰苦创业、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国家的人，同我们这些仅能把祖先光荣地创建的基业维持下来的人相比，肯定具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那么，你们会问，我的意见是不是说应该释放这些阴谋家，从而使卡提利那的军队得到扩充？决非如此，我的建议是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被监禁在足以承担其费用的城市中；从此任何人不得再向元老院提出这一案件，或就此向人民发表意见；并且现在即由元老院宣告任何人若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就是反对共和国及公众的安全。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贝尔纳1147年
本篇是贝尔纳在十字军第二次出征前向军队所作的布道。
贝尔纳（1090—1153），中世纪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鼓吹者。生于第戌侯爵家庭。1112年入西多隐修院。1115年创明谷隐修院，任院长。在政教冲突中，帮助巴黎主教反对法王路易。1130年两派红衣主教分别选出两名教皇时，贝尔纳站在英诺森二世一边，竭力反对“理解而后信仰”的主张。1146年充当罗马教皇犹金三世顾问，赴西欧各国煽动农民和骑士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组成圣殿骑士团，亲订章程，扩展罗马教廷统治。1149年失败而归，从此隐退于明谷隐修院。
你们必然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面临毁灭的时代。人类之敌使得世界所有地区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我们面前，满目都是未受惩戒的邪恶。人类的法律和宗教的规条已无力阻止道德沦落、邪恶得逞。异教的魔鬼占据了真理的宝座，上帝已将诅咒降到他的圣殿。
听我说话的人们啊，你们快快使上天息怒吧，但不要只靠几句空洞的诉怨来求得他的慈悲。披上丧服于事无补，穿上你们那刺不透的盔甲吧。白刃相交、行军劳顿、危难困苦就是上帝要求你们的赎罪苦行。快快战胜异教徒，以洗清你们的罪孽。夺回圣地将是你们忏悔的奖赏。
如果有人向你们宣告敌人已经侵占了你们的城池与土地，凌辱了你们的妻女，亵渎了你们的神庙，有谁会不飞奔前去拿起武器？现在，所有这些灾难，甚至重大的灾难已经降临你们兄弟身上，降临到耶稣基督的家庭——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你们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去消除罪恶，惩处暴行？难道你们能容许异教徒蹂躏了基督子民后依旧心安理得，逍遥法外吗？请记住，他们的得胜将使我们的子孙长恨无穷。我们这一代若容许他们得胜，便将成为千古罪人。是的，耶稣基督命我向你们宣布他要惩罚那些不抗敌保护他的人。
快快拿起武器吧。愿神圣的怒火使你们在战斗中勇武有力，愿基督徒的世界回响起先知的预言：“刀剑不染血的人要受诅咒。”如果我主召唤你们起来保卫他的财产，你们切勿以为他已失去手中力量。他岂不能派遣无数天使或一声令下就使敌人顷刻之间化为齑粉？可是上帝顾惜他的子民，给他们仁慈的出路。他召你们为恢复他的荣耀和圣名而战，使你们有一天得到平安。
基督的勇士们，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基督今天要求你们以生命回报。你们值得进行这场战斗，因为战胜则无比光荣，死亦受福无穷。显赫的骑士，十字架的英勇捍卫者啊，牢记你们先辈征服耶路撒冷的榜样，他们的名字已经铭刻在天堂。抛弃尘世终将消灭的一切吧，你们该夺取的是长青之树，要征服的是永恒的王国。
我要拥抱鹰旗
拿破仑1814年
1815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拿破仑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我要拥抱鹰旗》是他去圣赫勒拿岛之前向卫队发表的演说。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原名拿破仑·布宛纳，人称“奇迹创造者”。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数学家，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5）、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保护人、瑞士联邦仲裁者。
我旧时的卫队士兵们：
我向你们告别。二十年来，我一直陪伴你们走在光荣的道路上。在最后的这些年月里，你们一如我们全盛时期那样，始终是勇敢与忠诚的模范。有了像你们这样的兵士，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失败的。但是这样战事就不会结束，要成为内战，法国就会蒙受更深的苦难。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已经牺牲了我的一切利益。
我要离去了，但是你们，我的朋友，还要继续为法兰西服务。过去我唯一的渴望是法兰西的幸福。今后，这仍将是我的祝愿。不要为我的命运惋惜；我之所以苟活，那也是为了你们的光荣。我准备将我们过去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书写成文。别了，朋友们，但愿我能紧紧地拥抱你们。
论波兰问题
马克思1848年2月22日
本文是马克思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全文，载于1848年3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布鲁塞尔庆祝1846年2月22日波兰革命两周年纪念文集》，原文是法文。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298页。
在这篇演讲中，马克思借用了大量反面的事实和说辞，并一一予以反驳，而且分析了在人民的心中记忆犹新的克拉科夫人民起义的性质和意义，进一步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内涵，高度概括分析了所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实际上都是财产问题、所有制问题。语言激烈，逻辑严密，充满极强的感染力和激烈的斗争精神。
克拉科夫起义：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俄、曾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在克拉科夫起义时由代表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利益的邓波夫斯基所拟订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又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把土地分给无土地的人，通过建立国家手工工场或“社会”手工工场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1846年11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
先生们：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总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科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科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以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以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科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科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科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要是对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么，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20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科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的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们永远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一税，不服劳役，也就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17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科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科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36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战时演说
丘吉尔1941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