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08—1969），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1929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曾组织和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交涉出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地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任政治委员。1940年到延安，任中央秘书长、总政法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平津战役时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谈判，并担负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自治区区委代理书记，中共中来华南分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至第3届全国委员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逝世。1978年中共中央给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恢复名誉。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陶铸针对青年中一些思想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了不少杂文，做了不少讲演。
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生活，另一个方面是精神生活。这里所说的精神生活，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的问题。
一个有崇高的理想、高尚情操的人，就会有充实的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反之，精神生活一定是异常低下和空虚。
物质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无疑都是需要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十天半月不吃饭怎么样活下去。从前有两兄弟，叫伯夷、叔齐，他们对武王领导的伐纣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很有意见。武王伐纣成功后，改号曰周，他们更不满，跑到首阳山上躲起来，叫做“耻食周粟”；但是饿极了，还得要采点“薇”来吃。可见一个人完全没有物质生活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从来不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谈精神生活。就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也强调要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我们闹革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当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所要实现的崇高的伟大的理想，并不是一种幻想，也不是一种离开物质专讲精神的理想。
我们要使大地上都长满庄稼，使荒山野岭都种上果木，使山坑山坳都成为湖泊水库，使湖泊水库里都养上鱼，使所有的海滩都种上树林，变成为绿色长城，使沙漠上都种上葡萄、棉花，使每个人都能住上舒适的房子，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都能丰衣足食……这是共产主义的远景，也是我们的理想。这一理想决不是建立在什么“天国”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理想也决不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而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理想，难道不是物质生活么？不错，过去的统治阶级也强调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只强调他们本阶级的，只强调少数人的；他们过的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是榨取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而我们却是要使得每一个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能过着丰富的物质生活。
但是，当我们讲到物质生活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是在物质生活充裕的时候，或是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时候，精神生活对我们都是十分需要的。刚才已经说过，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刻也不能没有精神生活。我们之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充满活力，朝气勃勃，意态昂扬，勇往直前，原因是什么呢？
决不只是由于吃多少斤猪肉，吃多少斤砂糖，或增加多少工资，即是说，我们前进的动力，不是像庸俗的唯物论者、“金钱万能”论者所了解的那样，片面强调什么“物质刺激”，而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大家都能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大家都知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娜拉为什么要出走，她的出走并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她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了。她的丈夫新升了银行经理，虽然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度波折，但是只要娜拉愿意，她还是可以照以前那样甚至比以前“更好”地过下去的。但是，她不能再这样过下去；经过了这次波折，她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她发现她充其量不过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玩偶而已。她发现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异常空虚的。她要摆脱这种生活，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出走了。娜拉的出走，为的是想追求一种比较合乎理想的（这种理想当然是模糊的）精神生活。《青春之歌》里的女主角林道静，就更为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一问题。她如果安心于做余永泽的妻子，也是可以过一过“小康之家”的生活的。但是，她不满足于此，她看不起余永泽那种唯我的、自私的、反动的思想和行为，她痛彻地感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因此，她才迫切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
当她找到了党，党把她领到一条对她说来是崭新而又艰苦的道路上去的时候，她毫不留恋地抛弃掉她的“小康之家”的物质享受，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不怕险阻，长途跋涉，冒着被国民党、日本军队扣留、杀害的危险到延安去？原因不是别的，也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的理想，要过一种更充实的精神生活。当时有人形容自己才到延安的心情，说看到延安的塔影，好像在海洋里出现桅杆，到了延安，好像登上了革命的大船一样。这就是表现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说明他们对革命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比之从前，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空前地充实和丰富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物质条件还很差，要完全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某些物质缺乏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放弃我们的理想，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坚持我们的理想，充实我们的革命的精神生活？
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精神生活对我们来说，更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由于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速度加快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快地摆脱贫困，才可以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而出现的困难，从而我们就可以从积极方面去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有了它，我们每个人便能够懂得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从而对目前所遇到的某些物质上的困难就无所怨尤；因为有了它，我们就懂得不能只从个人利益、目前利益出发，更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就会自觉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就会保持朝气勃勃、坚强饱满、勇往直前的革命气魄。所以我常想：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而有了充实的革命精神生活，就算物质生活差些，就算困难大些，也能忍受和克服。所以我又想：不论在什么时候，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反之，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一个“物欲”很强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生活很空虚的人，也是生活极为可悲的人。这使我想起《儒林外史》里的一些人物，如严监生、周进、范进等。他们就是这一类人物。
严监生死的时候，总是不断气，原来是为他跟前点的灯盏里有两根灯草，直到懂得他爱财如命的人替他挑去一根时，他才断了气；周进是个所谓“读书人”，他听到几个商人说愿拿钱给他“捐监”，竟爬到地下给他们磕头不止；范进也是个所谓“读书人”，他未中举前穷途潦倒，一中了举，竟喜欢得发了狂。这些人想的是升官发财，完全变成了物质的奴隶，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真是低下得可悲亦复可怜了。
我最近到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去过，那里的工人们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的工资并不高，物质生活条件也并不好，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干劲很大，新的产品不断产生，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稳定而且不断提高，文化、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他们做工再不是给哪个资本家做的，他们成了自己工厂的主人；他们生产积累的钱也不是跑到哪个人的荷包里，而是用之于国家建设。
因此他们有着非要尽快地把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不可的强烈愿望，要在摄影化学工业上为祖国争光，做到世界上有的，我们要有；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虽然提高得不算很快，但他们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对困难毫不在乎，对个人的利益全不计较。公元厂的工人们是有着高尚的情操与精神生活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是有崇高理想的人，也是有高尚的情操的人，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者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能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好，那我们就会不为物质所束缚，就会创造出一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古代有一个颜回，好学不倦，他很穷，但是他并不以为苦。所以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还要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具有为颜回所不可比拟的伟大的革命胸襟，我们应该什么时候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艰苦的时候，也是如此。同学们都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艰苦多少倍，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写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长征诗》，他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他还写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的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会具有我们这样丰富、充实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任何困难也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修建康藏公路的战士们有一句话：“高山为我们低头，河水为我们让路。”这种英雄豪迈的气概，值得同学们学习。我们不要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不要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
读书教学四十年
杨振宁1984年
1984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访问复旦大学，便为复旦师生作了长篇演讲。
杨振宁，美籍华人，现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祖国科技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工作。
今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也使我深有感受。
记得，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那以后到今天，我访问新中国共19次。在这当中，我曾多次来到复旦大学。从1974年起，我就同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好几位教师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这对我了解物理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帮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几位教师之一。那以后，我又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去我们学校访问、念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正因为这样，今天我接受复旦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世界对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兴奋。我讲这句话，并不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国血统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因为，新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变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气蓬勃地采取许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想，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能在以后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
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许多人解释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宁”字来源于怀宁。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安徽省安庆县（那时叫怀宁，是安徽的省会）一个中学的教员，所以我的名字叫杨振宁。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1937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1928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