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正月初一，传来了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要攻打后周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正是赵匡胤派人放出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外敌入侵”的假象来调动军队，为自己的野心服务。可以想像，如果当时后周的权臣们能够认真分析形势，准确获取信息，就能分辨出消息的真伪，从而阻止兵变的发生。可是后周的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以为国家真的面临着军事威胁，就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欺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表面上看来，这确实是赵匡胤本人不知情而且“被迫”发生的一场军队哗变，但是仔细考察蛛丝马迹，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了。问题之一，就是赵匡胤在当时的地位。在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作为柴荣十分信任的大将，担任着禁军将领的职务，并且最后做到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军官，赵匡胤在当时的权力是十分大的，而且，五代时期，改朝换代都是由控制军队的大将进行的，有前例可循。问题之二，就是为什么传来契丹和北汉进攻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带兵出征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哗变发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距离都城十分近的陈桥，军人为什么不在京城出发之前就进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在远离了京城，被镇压的危险变小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举动？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行军过程中发生兵变的假象而且利于迅速控制中央政权的篡位行为。问题之三，为什么煽动军人进行哗变的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真的是他们替赵匡胤忿忿不平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替赵匡胤说话，让赵匡胤本人保全一个忠臣的形象而已。
这么一分析，赵匡胤作为野心家的形象已经暴露无遗了，而通过这些伪装，他也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遵从军心的忠于后周政权的慈善家。接下来，就是如何用慈善家的面目，去实行野心家的霸业的具体步骤了。
当赵匡胤“答应”将士自立为天子并且率部队返回京城之后，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做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三、成本与边际效应
现代经济学认为：同一物品的每一个单位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数量的增加，该物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体现出了一种占有量超过需求量所带来的困境，红楼梦里面说“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说的就是占有量超过需求量之后，人们反而会为多占的资源发愁的情况。
小成本战略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故事。公元208年，曹操南下攻吴。吴蜀为了对抗曹操，结成联盟。周瑜妒忌诸葛亮之才，命其三天时间造十万支箭，并立下了军令状。
在三天内造十万支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诸葛亮显然也没打算用常规的方法来完成，他要“借”敌人的箭。他利用大雾天气，佯攻曹营，使曹军仓促放箭，顺利得到了十万支箭。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提出“因粮于敌”，意思是作战时要想方设法从敌国获得物资，减少自己的作战成本。在博弈中，要想方设法降低自己的成本，加大对方的成本，把对方拖垮。
因粮于敌是其中的一种思路，此外还可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打败对方，这也是一种小成本战略。多尔衮趁乱入中原，希特勒发动闪电战，都是典型战例。
《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以获胜为要，最好不打持久战。战斗拖的时间越长，边际收益就越少。
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他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与盛斗争的缘由。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皮洛斯的胜利”不值得
“田忌赛马”的故事，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实际上，它是通过增加对方的成本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最终取得胜利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成本观念，下面就是应用问题了。在作决策之前，必须经过“成本估算”：如果得大于失，就值得做；如果得失相抵、甚至得不偿失，就不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西方有一个成语“皮洛斯的胜利”，意思就是：代价惨重、得不偿失的胜利。皮洛斯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国王。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中，他获得了胜利，却损失了大半精锐部队。望着尸横遍野的战场，他感慨道：再来这样一场胜利，我就完蛋了。
赢得战争（或避免战争）的一个有效策略就是增加对方的战争成本，使其难以坚持，或因为得不偿失而放弃发动战争的愿望。
“田忌赛马”就是一个通过让对手多付代价而获得胜利的例子。田忌的上、中、下三等赛马都比齐王的同等级赛马差，可是在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帮助下，田忌以“下驷对上驷、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的策略，在平均劣势下赢得了对国王的赛马胜利。
田忌为什么能获胜？关键在第一场——也就是输掉的那一场。齐王虽然胜了，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上驷与下驷的实力差距被白白浪费掉了，因此他输掉了后面两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你支付的成本越大，局面就越不利。
“田忌赛马”的故事，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实际上，它是通过增加对方的成本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最终取得胜利的。
围棋上也有类似技巧，任何好的棋手都不希望把棋“走重”，因为这样不但效率低，而且包袱沉重，一块重棋在遭到攻击时是很难办的：苦苦求活吧，难免受到对手的百般盘剥；可干脆放弃又损失太大，所以这种棋往往被称为“愚形”。
不要为沉没成本心疼
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作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具有理性的人应该有“壮士断臂”的决心，把它忽略掉。
《后汉书》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汉时代，太原有一个叫孟敏的人。一天，他扛瓦罐上市，一不小心，瓦罐落地粉碎，但他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旁观者无不奇怪。有位叫郭林宗的人看到了，跑上前去问孟敏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孟敏说：“从肩上掉下去肯定会摔得粉碎，我看它又有何用？我前面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郭林宗认为：这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劝他为学，果然10年后孟敏成为知名学士。
瓦罐摔了，哭也无益。经济学上说，当一项已经发生的投入无论如何也无法收回时，这种投入就变成了“沉没成本”。比如某人做股票，在几年前买的股票是40元每股，谁知买了以后就一直下跌，最低的时候跌到7元，可是此人一直舍不得割肉卖掉它，觉得亏得太多。结果呢，他就一直在那里套着。
我们可以举一个足球票的例子。某人是个球迷，虽然他也清楚，现在的中超就是原来的甲A变的，水平要多臭有多臭，可他还是愿意去看看。于是在星期三就花了80元买了星期天晚上的球票。可是当他在星期天晚上兴冲冲地到球场看比赛的时候，天气开始转阴，开场不久就雷雨大作，他本来就不喜欢在外面淋雨，加上双方踢得一点也提不起精神，要激情没激情，要技术没技术，要章法没章法，要战术配合没战术配合。他觉得这80元花得实在冤枉。比赛没看头，还要承受淋雨的痛苦，不看实在是浪费了80元钱。对于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会理智地问他，如果这张票是免费的该怎么办？可能此人会说，那我一定马上走开，决不受这份洋罪。那么，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继续看比赛是不理智的。因为买票是星期三做出的决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星期三的买票支出已经是沉没成本，星期天决定看不看比赛是现在的事情，不应再考虑原来决定的成本。
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作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具有理性的人应该有“壮士断臂”的决心，把它忽略掉。
作为领导，要学会摆脱旧日的困境，轻装前进。正像杜拉克大师提出的：“管理者高效工作的原则是摆脱不具有生产力的过去。”这就像孟敏不回头看摔碎的瓦罐一样，要向前看。
有句名言不妨借鉴：“昨天是作废的支票，明天是没到期的支票，只有今天是随时可用的现金！”
解读和珅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