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一听大怒，但是光靠自己一家攻打魏国肯定占不到多少便宜，于是赶忙撤兵。回去谋划报赵国背盟之仇。
话说魏王这边见秦国已经撤兵，正准备把邺城送给赵国，这时芒卯又站出来说：“大王真的要把邺城送给赵国吗？”
魏王答道：“不愿意又能如何？”
芒卯又献上一计说：“依臣的看法，我们可以拒绝把邺城送给赵国。现在秦国因为赵国背弃盟誓正在寻找报仇的机会，我们不给赵国邺城，赵国也不可能再与秦国结成联盟了，因而无法威胁到我国，所以臣愿意带兵到边境挡回赵军。”魏王一听，同意了他的计谋。
赵王见秦撤兵，急忙欢天喜地地派兵前去接管邺城，在到达魏赵边境的时候，正碰上芒卯在边境上陈兵等侯。赵将说明来意，芒卯一听大怒：“我们的土地为什么好端端地送人？”赵将说这是张倚许诺下的。芒卯仍在发脾气：“张倚是什么东西！我们大王亲口答应过此事吗？我只接到大王让我镇守此地的命令，没接到交出此地的命令。你想硬夺，问问我的将士们同意否？”赵将一见魏军列阵以待，自料不是他们的对手，忙回兵报告赵王。
赵王一听上了当，又气又恼，准备发兵攻魏。可这时又传来消息，说秦国为报背盟之仇正在游说魏王联合攻赵。赵王闻听大惊，赶忙和魏国谈判，最后以割让五个城池给魏国达成一个联合抗秦的协议。就这样，魏国不仅解除了秦赵联合进攻的威胁，还获得了赵国的五个城池。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言语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就随之转变，看似简单，实际上背后隐藏着国家利益的考量。在这种三国博弈中，魏国巧妙地利用了各国之间的利益需求与斗争，使自己在三国博弈中获取了最大的收益。在魏国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我们是很难找到它有优势策略的，而最后魏国的成功也并不是因为找到了优势策略，而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地根据形势剔除劣势策略。
在开始的时候，魏国面临着诸多选择：它可以和秦赵一战，结果是必然惨败；它也可以向秦国求和，但是秦国的欲望太强，要满足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它也可以向赵国求和，当然需要损失一座城池。除了这些策略外，当然它还会有其他的策略，例如向其他诸侯求救等等。在这些策略中，显然与秦赵作战是最劣势的策略，因而需要剔除它；在剩下的策略中，向秦国求和，又是个劣势策略，因而也需要剔除它。经过两次剔除后，现在剩下的诸多策略中，魏国选择了向赵求和，我们无法确定这是优势策略，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结果。
在秦国撤兵以后，魏国又进行了一次策略选择，这次只有两种策略选择，一种是把邺城送给赵国，另一种是拒绝把邺城送给赵国。现在是如果选择第一种策略，魏国的收益是负的，因为它少了一座城池，而如果选择第二种策略，魏国的收益至少不是负的，因而很明显，第一种策略是劣势策略，那么剔除掉，剩下的就只有第二种策略了。最后的结果是，魏国采取第二种策略的收益大大超过了预期收益，它还获得了另外五座城池。
赵匡胤快夺清流关
当轮到你决策的时候，你需要迅速做出选择，任何犹豫不决都将让你决策的价值降低，甚至是毫无价值。在博弈中，从来就是快者的效益，慢者的代价。
时间就是效益。这一原则在所有的行动中都是适用的，在博弈论的决策中，它依然是一项重要原则。在同时行动的博弈中，时间是限定的，博弈的参与者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在非同时行动的博弈中，决策时犹豫不决常常会增加你的成本。
五代时期，南唐李从珂昏聩，吏治腐败，国内很不稳定。公元956年，周世宗命赵匡胤为先锋，进攻李从珂盘踞的淮南。赵匡胤在涡口大败唐军，斩杀南唐督监何延锡等人。南唐大惊，慌忙命皇甫晖、姚凤以十万重兵扼守清流关，阻止周军前进。
清流关在滁州南面，倚山负水，形势很是雄峻，现又有十万重兵把守，固若金汤。周世宗心中十分为难，以为此关不容易破。
赵匡胤闻之挺身奏道：“让臣下前往攻取，夺下清流关。”
周世宗说道：“爱卿虽然英勇非常、足智多谋，但这清流关极其坚固，用什么办法可以攻取呢？”
赵匡胤回答说：“兵贵神速。我军刚刚攻下涡口，敌人一定不会想到马上会进攻清流关，况且皇甫晖、姚凤大军才刚刚调来，还没做好防御准备，此时突然发兵迅速推进，攻其不备，便可一鼓作气拿下清流关。”
周世宗赞许道：“朕也想用此计夺取清流关，现在听到你的意见与我一致，我想只要爱卿前往一定稳操胜券。既然如此，事不宜迟，爱卿立即领兵前往，不得延误，朕在此静候佳音了。”
赵匡胤奉了命令，点齐2万人马连夜向清流关疾奔。当时周军距清流关有200里地，按照正常行军速度需要两天才能到达，可是周军全部是骑兵，连夜快进，等快要到天亮的时候周军已经抵达关下。赵匡胤一声令下，周军把一座清流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关上守军还在睡觉，直到鸡叫三遍、旭日东升守军们才起床，派人出关侦察。不料门一开，侦察的骑兵还未出去，突然涌入一员大将，猛吼一声，跃马横刀，逢人便杀，锐不可当。紧跟在他后面的周兵也一窝蜂似地跟着闯进关来，赶杀守军。这些守军没想到周军会这么快到了清流关，个个手足无措、魂飞胆丧，哪里还敢抵抗，只是鼠窜般地四散奔逃。
皇甫晖、姚凤两人刚刚起床，听说周兵已入关，慌忙出屋，飞身上马，向滁州逃去。可怜这10万唐军被周兵大刀阔斧地杀得奔逃无路、躲避无门，早死伤了一大半，仅有一小半逃得快，侥幸留下性命，跟着他们主帅逃到滁州城里，十万唐军只剩下四万人。
赵匡胤深知兵贵神速。当周军攻下涡口时，周军就面临着下一个决策选择——攻打清流关的决策选择。依照当时的形势，镇守清流关的南唐军队推测周军即使不停下来休整，也得需要两天的时间才可到达清流关，因而他们自认为自己还有两天的决策时间。正是南唐军队决策的怠慢给了周军快攻的机会。
我们假设南唐军队在皇甫晖、姚凤到达之后，马上做好临战准备，开始积极防御，如派人四处侦查周军的活动，在城外驻扎军队等等，这些都可以避免周军的偷袭。但是由于南唐军队的懈怠，终于给了周军以可乘之机。周军的目标是要夺下淮南地区，在攻下涡口后，目标并没有实现，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拿下清流关，因而可以看出要拿下清流关是目标的一部分。赵匡胤敏锐地觉察到，攻打清流关时间拖得越长对周军越不利。如果犹豫不决，那么南唐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经营清流关。
赵匡胤确实是个领兵的高手，他和敌人打了一场时间战，一夜之间突然降临清流关，用区区两万兵马夺得了十万南唐军队把守的雄关。
寻找替罪羊
博弈是有风险的，野心越大失败的概率就越高。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只好放弃鱼而取熊掌，这才是合理的决策。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今南京）后，天王洪秀全志得意满，完全醉心于天父、天兄的神话当中，深居内宫过着豪华的生活，逐渐很少见人。在他临朝的时候，只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以直接觐见，其他的文武官员则只能在大门外按照仪式跪拜，口呼“万岁”。
公元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打败了清军对江宁的围攻。这年的七月，钦差大臣向荣忧急成疾，病死在丹阳。江宁城内的太平军闻讯，举杯相贺，并争相为杨秀清庆功。这时候杨秀清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居功自傲，甚至以为他有代天父立言的权利，总揽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这以后，所有军政大事他都要求先报到他的府中，一切刑赏、任免都要由他一人决定。同时，他已不能平等地对待与他一同起义、战功卓著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竞将二人视为自己的下属。
这年八月，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用武力胁迫洪秀全到东王府，让洪秀全下轿呼他为“万岁”，交出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对杨秀清的这一行为，洪秀全实在无法忍受，便秘密派人通知正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让他速回江宁议事。韦昌辉接到洪秀全的密令，立即率亲兵赶回江宁。
九月，韦昌辉赶到江宁城下。杨秀清以韦昌辉在江西督战不力为由，不许他人城。在韦昌辉的再三恳求下，杨秀清才答应放他入城。韦昌辉入城后，直奔天王府，拜见洪秀全。洪秀全一见韦昌辉，心中暗喜，却假装斥责韦昌辉擅离职守，催促他赶快去东王府请罪。韦昌辉领会洪秀全的意图，就奉命到东王府拜见杨秀清。杨秀清见韦昌辉前来请罪，非常高兴，便将自己已被洪秀全封为“万岁”的事情告诉了韦昌辉。
韦昌辉一听，装作高兴的样子，立即跪下，呼杨秀清为“万岁”。杨秀清见状，更加高兴，让人摆上酒席，留韦昌辉在东王府欢宴。在酒桌之上，韦昌辉极力奉承杨秀清。酒过三巡之后，见杨秀清已有醉意，韦昌辉突然拔出佩刀，从座位上跃起刺向杨秀清。杨秀清毫无防备，被韦昌辉一刀刺穿了胸膛，倒地而死。
接着，韦昌辉率人血洗了东王府，将杨秀清的家属全部杀死。第二天，韦昌辉又派兵在城中大肆屠杀杨秀清的余党及部下，共杀了三万多人。一时间，东王府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江宁内外人人震惊。
十月，石达开闻讯从湖北赶回江宁，进城后所见所闻，残酷无比。因此，他一见韦昌辉，便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一听大怒，就预谋杀掉石达开。当天夜里，韦昌辉率人突然包围了翼王府。因石达开事先有所察觉，早已离开王府，逃出江宁。韦昌辉见没有抓到石达开，就杀死了他的全家。
十一月，石达开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掉韦昌辉。洪秀全听到这个消息，也责备韦昌辉做得太过分。韦昌辉因替洪秀全杀了杨秀清，自以为有功，受到责备后，心中很不服气，便率人围攻天王府。这时，韦昌辉已失去了人心。洪秀全便率领江宁的太平军进行反击，两天就打败了韦昌辉。韦昌辉见大势已去，就逃出江宁，结果在江边被巡逻的太平军抓住。于是，洪秀全下令将韦昌辉斩首示众，以平息事态。
韦昌辉可算是洪秀全的一枚棋子，洪秀全利用他铲除了异己，巩固了地位，接着韦昌辉也因滥杀而自取灭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面临困境时，舍车保帅是明智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曹操有一次军中缺粮，将士很不满，曹操就以军需官贪污粮饷为由将其处死，将士见斩了“仓老鼠”，怨愤逐渐平息。其实军需官贪污的事纯属子虚乌有，曹操只是想借他的脑袋平息众怒而已。
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多是动态的博弈，也就是说，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进行完一次博弈后就不再有博弈的情形，而且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和相同的博弈对手进行连续性的博弈。正是由于博弈的动态性和连续性，我们在决策时需要实际一点，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目标，或降低标准，或提高标准。那种企图追求卓越的人往往会因为求胜心切不懂得灵活应变，也不知道规避风险，结果只能是败下阵来。
六、博弈中的均衡
均衡是一种稳定的博弈状态，它带给参与者双方的效益虽然是不一样的。但这种稳定状态对双方参与者都有利，是博弈双方追求最佳、避免最差的一种理想的策略选择。历史上的博弈高手们往往在不能消灭对手下的情况下主动地选择了这一策略。
张之洞的折衷方案
张之洞内心是反感捐官的，他知道这是吏治败坏的根源。但捐官是当时的风气，自己同意捐官并不算违规，于是他作出了让步。同时，在票号题字这件事上，张之洞不能替他吹牛皮，这就需要孔老板作出一些让步了。这样的方案双方都能接受，实现了均衡。
人们常称赞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举措，是因为这些举措排除了举措触及各种人际关系后所产生的负面效果，直接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有人询问诸葛亮的后人：“孔明经纶世事有何优处？”答曰：“也没有什么，只是妥帖罢了”，此妥帖二字可使我们思考许多。在博弈中，妥贴的意思就是追求均衡。
晚清名臣张之洞曾就任山西巡抚，即将启程时，有一个山西籍富商，泰裕票号的孔老板，表示要送一万两银子给他。他对张之洞说，他深知张之洞为官清廉，手头并不宽裕，出于对张之洞的敬慕，他送“一点薄礼”，是为张之洞解决些差旅费。
张之洞当时婉言谢绝了孔老板的好意。可是当他来到山西，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之后，深为山西罂粟的种植之多而震撼，他决心铲除山西罂粟，让百姓重新种植庄稼。而改种庄稼，需要帮助百姓买耕牛、买粮种，但山西连年干旱、歉收，加上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拿不出救济款发放给老百姓。他深感世事多艰，有时太坚持原则会把人难死，他决定向商号老板募捐。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他想，孔老板很有实力，他拿银子贿赂自己，无非是为了日后得到关照。如果说服孔老板把银子捐出来，为山西的百姓做善事，以银子换美名，他或许会同意。
经过商谈，孔老板终于表示愿意拿出五万两银子，但前提是满足他的两个愿望，一是请张之洞在他票号大门口的匾上题写“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八个字。第二个愿望是张之洞为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刚开始张之洞觉得孔老板的这两个条件都不能答应，因为自己连泰裕票号诚信不诚信都不知道，又怎么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呢？第二他向来讨厌捐官，认为捐官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自己厌恶的事自己怎么能做！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仗着有几个钱居然伸手要做道台！人家千千万万读书郎，数十年寒窗苦读，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顶子哩！可是不答应他，那么又到哪里去弄五万两银子呢？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子耕牛，他们地上长的罂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在这些地方就成了空话。
五万两银子毕竟不是个小数目，这对张之洞的诱惑太大了。经过反复思考，张之洞决定采用折中迂回的手段，答应为孔老板的票号题写“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这跟孔老板所要求的那八个字相比，不仅仅是少了“票号”两个字的问题，而是意思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着：天下第一等重要的是诚信二字，并不一定是说他们泰裕票号的诚信就是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