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像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③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
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巴金先生的读书法，实际上就是常常的温故而知新。在我们的学习中， 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牢固掌握所学的知识，为将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能入能出读书法就是深入到书本知识中去，把书本知识和自己知识经验相结合的读书法。这个方法最初由南宋学者陈善提出。他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入，终当求所出。”清代著名学者惠周惕又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说：“初读贵能入，既读贵能出。”读书既要博闻强记，又要不守章句，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经过博闻强记，把前后内容贯穿起来，达到十分熟悉的地步，才能进一步深入领会文章的深刻含义，这就是“能入”。读完书后不被书本上的具体字句所束缚，而要深入思考，领会精神实质，把书本上的死文字变成自己的活知识，这就是“能出”。
“能入能出”还包含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能入即深入到书本知识——前人知识经验的结晶中去；能出，就是要把书本知识和自己的知识经验相结合，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相结合。
（李公朴“三条路”跳出书本 ） 李公朴先生曾讲过便于从书中跳出来的“三条路”。一条叫“读活书”，读有实际内容，有生气的书。一条叫“活读书”，方法灵活、动脑筋多思考。一条叫“读书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得透脱”。能入能出读书法，既能“读活书”入得进，得其深味，又能密切联系实际，采取灵活的方法，从书中跳得出。
（卢梭反对死读书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一向反对死读书，滥读书。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学了一门知识赶紧学另一门知识，没一刻停息，只花时间去学别人的思想，却没时间锻炼自己的思想。结果，知识是学了些，智力却很少增长。卢梭对此很看不惯，就在他著的《爱弥尔》一书中说，这种人“就好比在海滩上拾贝壳的孩子，起初拾了一些贝壳，可是看到其他的贝壳时，他又想去拾，结果扔掉一些又拾到一些，乃至拾一大堆贝壳不知道选哪一个好的时候，只好通通扔掉，空着手回去。”所以，我们不仅要能够记住和了解书中的内容，更要结合实际，有自己的看法，学以致用。
鲁迅主张读书“自己有主意”
鲁迅先生也谈过对读书能入能出的看法。有的人读的书也不算少，如鲁迅所说，他们“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读书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全盘接受状态；后者则存在着“有色眼镜”的偏见，他只能接受那些与他的得益和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的态度最多只能做书籍的“俘虏”，是无法从书中真正得到益处的。
鲁迅主张“自己有主意”，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选择、分析和批判的能力。他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动，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的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
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既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也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而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
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鲁迅先生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的实质。他强调要“睁大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鲁迅在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自己观察”、“自己思索”的过程中，面对众说纷纭的各种书籍，也常常感到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到他的后期，在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后，经常思索的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思想得到了飞跃，观察也就更加敏锐和深刻。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他更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提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化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
具体的来说，能入能出的学习方法有多种表现形式，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伟人的方法，以供参考。
（陈用之“活笔来” ） 宋代的陈用之住在小窑村，擅长画山水。画家宋复古看了他的画说：“画得确实精密细致，只是缺少天然情趣，你应当先找一堵断墙，把白绢蒙在墙上，从早到晚地观察它，时间长了，就可以隔着白绢看到断墙上面，高高低低、曲曲折折，都成了山水的形势。心里有了山水，就能看到断墙上高处是山，低处是水，洼地是山谷，墙豁口是山涧，清楚的地方是近景，模糊的地方是远景。这样，就可以心领神会地想像出墙上面有人物、飞禽、草木、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来来往往的景象。于是，你信笔画来，画出的景物当然就是浑然天成的，近似鬼斧神工，超人想像。这就叫做‘活笔来’。”陈用之由此受到启发，绘画水平大大提高。
（陈洪绶绘画先入后出 ）明末画家陈洪绶从小学绘画就不恪守死规则。有一次，他到杭州府学去拓印李公麟所绘的七十二贤人石刻，他关起门来临摹了十几天，把石刻全部画下来请别人看，并问：“画得怎么样？”那人说：“画得很像了。”他听了很高兴。又临摹了十多天，再拿去给别人看，又问：“画得怎么样？”别人回答说：“不像了。”他却更加高兴。这是因为经过多次临摹，他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画法：把圆的变成了方的，把整的画成了散的，人们辨认不出来了。
陈洪绶学画经历了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为模仿；第二阶段为创造。没有继承便没有发展，为了继承前代宝贵经验，模仿是很必要的。但第二阶段更重要，如果仅停止在模仿阶段不前进，模仿得再好也是没有出息的。很多人辛苦学习一生，成绩却十分平庸，其原因正在于只会模仿，而缺乏创造。
（列宁的批注出入读书法 ） 列宁则采用了做批注的方法，以磨炼自己的思想。酷爱读书的列宁，在紧张的革命斗争生活中，甚至在被捕、流放中仍然手不释卷。他读书时很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内容丰富的评论、注释和心得体会。有时还在书的封面上标出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或材料。一旦读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在书的扉页上或封面上写下书目索引，特别注明书中的好见解、好素材及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论断的所在页码。列宁把做批注视为一种创造性劳动，非常认真地加以对待，从不马虎草率。他一般使用铅笔批注，很少用钢笔。他写批注的过程，可以说是与书的作者探讨甚至激烈争论的过程。每当读到精辟处，他就批上“非常重要”、“机智灵活”、“妙不可言”等，读到谬误处，就批上“废话？选”、“莫名其妙？选”等等，有的地方则干脆写上“哦，哦”、“嗯，是吗？芽”、“哈哈？选”、“原来如此？选”等等。更有价值的是，列宁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就是在读哲学书籍时写的批注和笔记汇编而成的。它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认真写批注，可以促使自己在读书时开动脑筋，认真钻研，把握书的主要内容，也可以督促自己动手笔录，记下某些感受、某个思想火花。
所谓模型读书法要求读书前就预构读书的结构模型，即预先设想一下该书将说些什么，将以什么方式说。然后带着这个模型在书的“现实”中寻求验证、修正或重构，主动而有意识地朝书的结构前进。
这自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还没读书，怎么能预构出书的结构模型呢？换句话说，这个原始模型是怎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