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闹分裂，弄得我们很被动。现在好起来了，我们的人又多起来了，人民群众当中我们的耳目喉舌比过去多得多了。过去有一段时间，骚乱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很被动。现在目标很明确，该怎么斗就怎么斗，对分裂势力的斗争，不能手软。对宗教管理，必须要按规矩办，不能你想怎办就怎办。好像自由就是无边的，那是不行的。随便上街闹事，那怎么行？那是不行的。你的场所是寺庙，寺庙里该怎么念就怎么念（经），没人干涉你。但是你要到社会上来干涉别人的正常生活，那是不行的，必须要管理，就是要按社会主义的轨道进行。寺庙必须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要采取坚决的态度，必须反对分裂主义。另一个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搞经济建设。说来说去，斗争就是为了稳定。没有稳定，搞生产，搞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把稳定放在首位。为了稳定，就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斗争得当，稳定就来了。稳定来了，经济建设就上去了。”
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包括到国外去宣传西藏的实际，揭露达赖的丑恶嘴脸。益希丹增先生于2001年秋季曾作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组团与欧洲议会进行工作对话。他在他的《谈访欧洲四国》一文中关于达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向西方的议员们谈了他的看法，也对国人认识达赖不无好处。在西藏，究竟有多少人信仰现在的这个达赖，欧洲议员们并不清楚，他们认为达赖是个和平志士，对人温和善良，是个出色的佛教领袖。他们说，达赖喇嘛不搞西藏独立，只要求自治，他想回国，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谈判，也不让他回国。看起来，达赖是理由充足的乖人。他很会宣传，也很会抓人心，留给议员们脑海中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弱者，益希丹增先生还说：
“我的发言中，没有政治色彩很浓的大话，而只讲实际，实际是最有力的判决，讲实际产生的效果出奇的好，我说西藏虽然是佛教的圣地，但教义教规不相同的有十几个，其中，有六个是主要教派，达赖在他的著作《智慧的窗扉》中也说到了这些，各教派拥有自己的活佛和信仰群众，例如牧区多数群众信仰红教和苯教，对达赖的信仰不超过对本地活佛的信仰，农区信仰白教、花教、红教的占多数，对达赖的信仰城市人数居多，例如拉萨。但是如今信仰达赖的人越来越少，信仰班禅的人越来越多。过去，在家里挂达赖照片的现在不挂了，换成挂班禅像了。副议长问我，信仰达赖人数变少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长期在国外？我说，他脱离群众是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达赖不搞宗教，而是搞政治。达赖政治，主要是搞恐怖活动，搞骚乱，他派人在拉萨闹事，杀人、放火、烧汽车、烧房子，搞了七八年的骚乱，许多人从信仰他到不信仰他，乃至反对他。达赖在国外说了许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话，他甚至说共产党杀了几百万藏族人、共产党如何如何坏。他的讲话，给西藏农牧民群众没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害处一天比一天大。群众说，达赖光说假话，光造谣，我们没法儿信仰他了。我又说，达赖是说假话的专家，达赖是两面派、笑面虎，他跟中国政府谈判的要价是西藏独立，还想把所有的藏区归入到他的麾下。决不是什么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骗你们是想得到你们的好感，他急于想找一个市场兜售他的‘西藏独立’产品，当你们感到甜丝的时候，达赖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就会出来了。1950年，达赖反对中国军队统一西藏，以完全武力对抗的举动出现，对抗不了后，他突然又给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打电报说，欢迎统一、祝贺统一，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1959年，旧西藏政府举行叛乱，达赖写信要求军区解放军保护，第三天他跑了，跑到西藏隆子县后召开伪人民会议，誓言搞西藏独立，把解放军赶出西藏。我又说到1953年，达赖坐床时，解放军的司令员张国华派医生给达赖打葡萄糖针的真实故事，救了达赖一命。议员沉默了许久，我想他们在选择实际还是选择达赖的一面之词。”
（二）继续加大力度帮助西藏经济加快发展
西藏自治区民宗委办公室主任刘志勇认为：
“在西藏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应该说是比较突出的，首先，我们与达赖的斗争就是敌我矛盾，但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发展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讲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是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等于同步发展。从我们国家来讲，小平同志提出东部的沿海地区先发展一步的梯度理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般人理解为共同发展为同步发展。我们讲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不等于同步发展。不同步，这就存在问题了，第一，毛主席原来就讲过：‘民族地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的国情。’实际上真正地讲是少数民族地区才是地大物博，汉民族人口众多。你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资源开采出来以后，没经过细加工，甚至连粗加工都不搞，就马上运到发达地区深加工细加工，产值就很大。出资源的地方产值很少，他们要加快发展就导致剪刀差，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这就是列宁所讲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前面讲的平等是政治上的平等，那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呢？像列宁讲的要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发展不平等。像这种问题反映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家都想发展，盼发展，思富裕，求发展。1999年，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确定了西部大开发，这个机遇特别好，而且条件特别成熟，不可能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就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讲得很好：‘第一不能让西藏分裂出去，第二不能长期落后下去。’这两句话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西藏不可能分裂出去，任何人没这个本事。所以，反分裂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那么，发展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更重要的工作。不发展，对正确地推行政策会有很大的阻力。我们认为，民族工作最根本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民族的团结，第二是民族的发展。毛主席不是曾经给国家民委题过几个字吗，‘团结进步’，别看这四个字，它的寓意很深刻，可很多人他还不懂。有人说，难道说这四个字就把民族工作概括了吗？我就认为它完全概括了。民族工作就是团结和进步。民族工作就是围绕这个主题，离开这个主题就不行。任何时候都得这样，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不团结行吗？不致富行吗？那就更不行。应该说，中国的三代领导人对民族工作都很重视，而且都有很深刻的阐述，只因为我们在学习当中领会不深，所以思想认识还没有到位。比如，个别经济部门，他们就讲：‘什么稳定，什么团结，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啊，发展是硬道理，但得有个基础。不稳定，不团结，没这个基础，能在‘地震’的情况下搞建设吗？不可能。可出其不意，现在在很多人的眼里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没多少事儿可干，这种认识是很欠缺的。毛主席在十八军进军西藏时早就讲过：‘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一切工作要慎重稳定。’这是对的。
前些日子，在西藏的人大会上，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区情作了分析，我们感觉到分析得比较客观，也比较正确。西藏本来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低层次嘛，整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藏是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又长期面临着达赖的干扰和破坏。所以，稳定和发展是西藏的两件大事，就是这两件大事。离开了这两件大事，抓不好这两件大事，那恐怕就要出大事儿。现在都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真正我感觉到在反分裂方面，我们是抓得够硬的，在经济发展方面，情况不太熟悉。我们感觉到在速度方面，有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确确实实西藏这几年变化很大，速度还是有些慢，为什么呢？要分析这个问题。
应该肯定地讲西藏民族是团结的。尽管有达赖的干扰和破坏，但民族是团结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肯定有的，但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心理素质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发展问题，中央看到了西藏的落后，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加强了援藏项目，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就是要加快西藏发展。刚才我们说到了西藏的发展速度，起码是百分之十的速度，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中央加大了对西藏的投资力度，改变了西藏的经济基础设施，是经济基础设施拉动了西藏的经济建设。我们要想这样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首先一条，必需要求中央和对口授藏省区加大对西藏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没有这一点，速度上不去，产值上不去，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都来了。当然，我想区党委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解决了西藏的许多实际问题。
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这里的人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区内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的等靠要是长期形成的东西，这个不存在断奶不断奶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你的造血功能的问题。输血只是阶段性的，以前援建的62项工程也好，以后援建的重大项目也好，基础建设上去了，能源、通讯、交通等各方面都上去了，这样给西藏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改革开放对内对外政策的落实，你就可以加快发展，招商引资、融资，吸引国内外的有志之士到西藏来发展就有基础了。这些问题解决了，西藏的发展就有前景。另外，就像现在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同志讲的关于西藏的特色经济，即地方特色经济，支柱产业。西藏的特色经济很多，如藏药、矿业、旅游等都很有特色，应该说这些特色对西藏今后的发展，具备了很可观的基础。
“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你不能强求别人，因为我们是受援单位，15个省区援藏问题，搞的一些都是形象工程，对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有多大好处呢？应该说起到作用了，但对我们以农牧业为基础的省区的基础作用少了一点。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实惠的相应的比较少了一点，这又符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加快小城镇建设，小城镇辐射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这个从理论上讲也对，没有小城镇的建设，经济发展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是究竟如何推动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直接作用的工程。特别是一些建设周期比较长，效益一时不明显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农田基本建设，草场的基本建设，草场沙化比较厉害，像这些投资大，见效慢，但它对今后西藏的发展能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是否考虑得少了一点。作为发达省区还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搞形象工程攀比，如林芝地区的援藏城镇建设，你福建省投资5千万，我广东省就投资8千万，你福建省一个亿，我广东省就一亿二，就这样攀比，都是在搞形象工程。林芝是福建、广东，山南是湖南、湖北，阿里是河北、山西，那曲是浙江、辽宁，昌都是天津、四川、重庆等。有些问题，以山南为例来讲，“两湖”对山南的扶持力度很大，他们对高海拔的边境县都没有安排援藏，而恰恰这些地方是最艰苦最需要支援，基础设施最落后，却没有上项目。上面是否在考虑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我们从巩固边防，加快边境建设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不能忽视的。西藏有21个边境县，有四千公里的陆路边境线，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要巩固它，要靠谁？要靠当地的老百姓，要靠我们的边境群众。如何加快边境建设呢？去年国家民委倡导‘兴边富民’行动以来，我们往边境线上跑得多了一些，发现边境地区确实太落后了，确实需要加快发展。‘兴边富民’这个提法很好，实际上是八个字，即兴边、富民、睦邻、强国。只有边境上的人民富裕起来了，与邻邦相比时攀比心理平衡了，就能起到睦邻强国的作用。比如，那边有电，这边没有，那边学校办得好，这边不好，那边通公路，这边不通，这都是问题，都是很实在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腹地地区的发展，考虑到城镇建设，对周边的辐射。在西藏来讲，对西南边陲的边防巩固还是很重要的。边民的流动性很大，你这边搞得好，发展得快，他就过来了。边防巩固里个民心所向的问题，这也是民族关系的一部分。我们区内的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是跨境而居的，珞巴在境外的人口有十几万，而境内的人口则很少，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境内的条件比境外的好，因为我们的政府扶持力度大，我们修了很多新村，让他们定居下来，使他们安居乐业，我们的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中共洛扎县洛扎镇委书记丹增朗杰说：
“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区内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还要加大，这里人口少，我们投入不一定很大，但见效很快。投资力度必须要加大，国家民委这方面出台了一个关于民族文化方面的政策，即十万人口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政策，在这些地区实行一族一策，一族几策和几族一策的扶持政策。我们要求为了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应相应出台一族一策，一族几策和几族一策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快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已将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政策的外延延伸为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正在变通使用。加快发展必须列入我们的‘十五规划’中，各级政府应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不妨采取新的措施，来个边境大会战，就像广西边境大会战那样集中抓一下，我们21个边境县点多线长，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国家一年扶持一个县，自治区一年搞一个县，地区也一年搞一个县，这样也很快能见实效。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是民族团结的集中体现。”
（三）开展藏文化的研究，为政府出谋划策服务
刘志群先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