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江泽民关于上海要服务全国的指示，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的农委、教委、共青团、卫生系统以及区县等，形成了全市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对口支援的运作模式，与党中央所指定的对口省地云南、西藏、新疆开展了多层次的扶贫帮困工作。自1990年至2001年8月，本市对兄弟省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遭到自然灾害时，已累计募捐衣被6936万件，全新物资8909万元，捐款8381万元。到去年年底，上海对云南红河、文山、思茅等地州的22个贫困地区、西藏日喀则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以及三峡地区无偿支援了资金7．91亿元，援建项目1572个，实施经济合作项目416个，投资71．35亿元，向对口地区派出的挂职干部293人，帮助培训干部2．5万人次，并向云南选派青年志愿者92名，教师160名。与此同时，团市委和市教委利用自己的优势，派出15支“文化科技卫生三峡乡”博士团，分别开赴云南、新疆等地提供技术服务，帮助当地群众进行环境改造和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开发。这是一个不取报酬的支援活动，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欢迎。近年来，教育系统对口支援的希望小学511所，其中云南就达123所。上海的这些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果，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而且还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进一步的发展。
谈支援，就要造血，这是上海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新的思路
过去上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大都停留在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的支援思路上，现在这一观念已经有了突破，不再是仅仅注重于表面的支援层面上，而是拓宽了思路，就是要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进行造血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这一地区缺少资源和人力，而是缺少发展经济的动力，也就是说要用上海的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优势，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并使之产生新的造血功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
扶贫工作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首先，上海进行较大力度的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在云南等地建立了白玉兰远程教育网，实现跨地区、大范围的同步授课，对数千名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并摸索出了一套远程教育网的实践经验。据悉，这一远程教育网已经扩大到了新疆阿克苏地区和西藏日喀则地区。其次，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摒弃陋习，树立勤劳致富的思想。上海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寻找出符合当地情况的生产和生活的成功做法，如开发了“沼气池”，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再比如，“梅山猪”是上海有名的优良畜种，已经在云南累计繁殖了3万多头，这是上海推广到当地的11个农业科技示范项目中的一个，至今这种“梅山猪”不仅使当地数百家农民脱离了贫困，而且成为云南养猪业的一个当家品种。
云南墨江县计划要建一个农贸市场，但是为募集到300万资金而犯愁。这时对口支援的上海杨浦区得知后，就为墨江县出谋划策，想出了一个点子，先招商，后建场。墨江县领导豁然开朗，就像预售期房一样在图纸上画摊位进行招商，果不其然，一下子就迎来许多农贩前来招租，这样就迅速地解决了资金缺少的问题。这种通过经济运作来增强市场意识，促进观念的改变以激活当地自身发展的扶贫思路，已经成为上海对口支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日喀则，上海帮助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商业广场，叫上海广场。由于上海广场新建立，人气不足，生意难做，上海援疆干部就献计献策，在上海广场开设了西藏第二证券营业部，这一下子就带动了广场营业额的大幅度的提高，各种餐饮、超市的生意也随之越来越好。同样，在阿克苏地区，上海支援的项目阿克苏少年宫、急救中心、培训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都是运用了市场经济的方法，使得当地的经济活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种巧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资金不足，的确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而且还调动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扶贫过程中得到了好处。云南泸西县要种植脱毒马铃薯、要办养鸽场，上海徐汇区得知后，主动前来支援，但是上海的支援不仅是直接的投入资金，而是先一步为当地农民支付贷款的利息，让很少的援助资金来带动农民的自有资金的投入生产，这样使得当地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农民也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得到了实惠。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又如对云南西盟县贫困户草房改用石棉瓦顶的扶贫项目，上海方面提出，每户只要自己动手改建新房，就可以获得200元的补贴。这个方案一出，立刻受到群众的欢迎，家家户户都纷纷自己动手改建房屋，从根本上改变了完全依赖国家的状况。这种运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来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路子越来越宽，而且也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赞许。上海市科委在云南红河创办了一个科技中心，过去一般成立组织都要向政府要人要编制，但是这次采取个人参股的多元投资方法，把科技中心的主体办成了红河州创立科技公司，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实体。通过运作，这家科技公司的经济效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与上海水产大学联手，共同开发“工业化养鱼”，同时还创立“电脑城”，因此取得了可贵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一个示范性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标兵。2000年，上海还专门组织了沪上几十个企业集团到新疆阿克苏地区进行推介和洽谈，结果成交了数千万元的合作项目。这是上海对口支援，寻求相互发展的尝试，也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多种办法中的一个，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很具有发展前景的、得到双赢的扶贫方法。
选派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实行“优中选优”的方针
在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扶贫工作中，上海的各级领导部门在选派干部时，本着“优中选优”的方针，保证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不仅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有一定的业务专长，这样德才兼备、事业心强的干部就可以担负起支援民族地区的重担，也会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欢迎。到新疆温宿县挂职锻炼的上海农学院干部王良军利用自己的业务专长，为当地的民众办了规模达3000羽的养鸽场，一年就收回了投资，获得了新疆和上海领导同志的一致赞扬和高度好评。
关心对口支援的少数民族同胞，为他们切切实实地解决一系列的生活困难
每到少数民族节日，上海援疆干部就上门去拜访少数民族同胞，问寒问暖，送上节日的问候。2001年12月18日是新疆穆斯林的开斋节，上海援疆干部联络组组长、地委副书记吴尧鑫带领十几个援疆干部到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启明学校去探望在校过节的聋哑学生，慰问从事聋哑教育的老师。启明学校是上海浦东对口支援的一所学校，是这年6月份才竣工的，师生们搬入学校也只有半个月。过去这所学校由于地处偏僻，且地势又低，经常遭受洪水的侵袭，教室和宿舍的墙体早已破坏，出现裂缝而成为危房。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上海立刻调拨了钱款，重新改建了启明学校。如今这所学校已经盖成上下两层的楼房，建筑面积达1280平方米，并且重新配备了新的桌椅，还建立了图书馆、实验室等，宿舍里还添置了双人床，改善了生活条件。为此，学校的师生们都十分感谢上海援疆干部，一致称赞他们为民族团结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次慰问，上海援疆干部向师生们分发了糖果和一只全羊，还向学校赠送了电脑。与此同行的医疗干部也为每一个学生检查了听力、视力和心肺功能。学校师生都很感动，还专门为上海援疆干部表演了新疆舞蹈，以表达感谢之情。几年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援疆干部还自愿结对帮助那里的贫困农民，使他们过上温饱的日子。他们自愿捐款10万元，成立精神文明建设十佳评选奖基金，推动阿克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去年，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帮助一对维吾尔族夫妇助养了一个维族女孩吐逊古丽，直到这个女孩能够独立生活为止。2001年，上海援疆干部又在民族同胞聚集地援建了三所希望小学，自己拿出的钱款扶贫帮困的项目就有五万多元。同时，他们还教育扶贫，支援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使20余位维吾尔族学生考上了大学。
在这些年来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中，上海干部以身作则，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群众、干部一起做出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他们的成绩受得了当地人民的热情赞扬。与此同时，有的干部还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同胞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上海松江援藏干部邵海云为了响应上海市委的号召，毅然地放弃了优逸、舒闲的生活，到上海对口支援地区中海拔最高的、条件最为艰苦的西藏日喀则县担任政府办公室主任。1998年，他到了日喀则地区后，积极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走访了全县21个乡镇中的17个，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起草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工作报告，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正当他努力工作，不断进取的时候，却在一次向地区领导汇报工作的路上，遭到了意想不到的车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6岁。2001年12月12日，有一位姓刘的新疆女游客打电话给东方电视台，说新疆有12个人因为误食了带菌的豆豉而中毒，一人已经死亡，其余11人也危在旦夕，正在新疆库尔勒市巴州医院抢救。据说只有一种叫抗肉毒杆菌的血清可以挽救中毒者的性命，但是这种药在新疆无法可找，她受新疆亲友的委托到上海紧急求救，由于多方寻找没有下落，只好借助上海东方电视台向社会求助。东方电视台立刻在新闻热线中播出了这一条消息，同时还派出记者到上海第一医药商店、瑞金医院等单位去找药。热心的观众也纷纷打来电话，提供线索和建议，闵行区吴泾医院的袁慧英医生打来电话说，她在1983年曾经抢救过这类病人，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可能会有这样的抗毒血清。于是东方电视台立刻把电话打到了兰州，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也主动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联系，终于找到这种抗毒血清，为抢救11位病人赢得了时间。在这中间，袁慧英的电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袁慧英在听到东方电视台播出的这条消息之后，就立刻翻箱倒柜寻找杂志，因为那一期杂志上刊登了袁医生抢救过类似的病人之后写下的论文，论文里提供了这种抗毒素的确切来源。找到刊物后，全家人又费尽精力，帮助袁医生打通了东方电视台的电话，报告了有抗毒血清的地方。第二天，袁医生获悉巴州医院已经得到了这种药物，但是病人依然十分危险，她就毅然决然地要求赶赴新疆，协助抢救。新疆气候寒冷，家里没有羽绒衣，她不顾一切，拿上一件风衣和一件毛衣，就赶到了飞机场。一路上日夜兼程3000多公里，到了巴州，立刻就和当地的医生一起进行抢救工作。由于及时抢救，病人的病情得到了好转。15日19点30分，袁慧英却在赶往轮台县的途中，她所乘坐的轿车为了躲让对面的拖拉机而翻了车，不幸遇难。袁慧英是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医院退休返聘医生，遇难时63岁，1963年毕业于南京医学院，同年9月在南京医学院附属工人医院工作。1966年起支援内地建设，先后在贵州六枝矿务局中心医院、打屯煤电公司职工中心医院任主任医师，1987年通过人才引进到了上海工作。袁医生在4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刻苦钻研，有着高超的医疗技术，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在少数民族地区所付出的精力和血汗。如今到了晚年，她为了抢救新疆少数民族同胞还不远千里去新疆，最终献出自己的生命。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它说明了上海和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上海印钞厂原厂长、离休老干部陈正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2万元和家属资助的1万元，协助印钞厂进藏办学，援建了希望小学，取名为“西藏墨脱县崩乡希望小学”。他因此三次到西藏进行考察，还亲自担任这个小学的教学工作。此外，上海和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与经济的支持和交流，现今是越来越频繁了，它反映了上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帮助也越来越多，这种情感的联络更加密切，更加深刻。
当然，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也为上海带来了新的文化氛围和经济活动。三年一次轮流派上海干部去西藏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样大大地增强了上海和西藏的交流。援藏干部有的远离自己的妻儿，有的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到边疆去为藏族同胞服务，更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由地方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的民族、文化或经济代表团经常到上海来进行参观、访问，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地区的文化团体路经上海，上海都以自己的热情和真诚，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颂歌。关心少数民族同胞，在当前情况下也有了不同的形式，不仅仅是过去那种从生活上来帮助对方，而更多的是从根本上帮助他们，以适应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这一方面要使广大居民知道党关于民族的各项政策，理解少数民族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使得少数民族同胞了解各种方针、政策，能够懂得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上海的各级领导以及与民族有关的部门亦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加大了民族政策的宣传力度。
全心全意地培养少数民族学生
上海很多年以来，在为培养少数民族的学生，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特别是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任务的老师，他们为了这一项工作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