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达尔文在公园里看到各种金鱼，有红的、灰的、黄的、黑的，还有花斑的，有的头戴花冠，有的尾鳍优美，真是五颜六色，光彩夺目，达尔文自言自语道：它们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后来，达尔文才知道，在中国的宋朝，就有人把一种带朱红色鳞的鲫鱼放在缸里饲养，由于生活环境改变了，鱼就渐渐表现出各种形态上的变异，人们把不同形态的鱼挑选出来，分缸饲养，结果变化越来越大，经过将近千年的不断选择，终于培育出现在的不同品种的金鱼。
有一次，达尔文去参观一个展览会，这是英国政府为提倡培育动植物新品种而举办的。他在会上看到细毛羊、大白猪、斗鸡、飞鸽、跑狗和各种艳丽的花卉。这些群众创造的育种奇迹，更加深了达尔文对人工选择作用的认识：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动植物品种，可起源于共同祖先；它们在人工的干预下，保留和发展了对人有利的变异，逐渐形成了人们所需要的新品种。达尔文把这种用人工培育新品种的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问题解决了，达尔文又向自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么，生存于天然条件下的更大量的物种又是怎样变化的呢？有没有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达尔文继续思索，甚至乘车的时候也在考虑着。
他想到北大西洋马德拉岛上的昆虫，它们当中大部分翅膀退化，不能飞；而少数的翅膀却特别发达。为什么岛上的昆虫会有这样的特殊类型呢？经过分析，达尔文明白了：原来，马德拉岛上经常刮大风，会飞的昆虫，大部分被大风刮到海里淹死了。只有少数翅膀特别发达和爬在地上不善于飞行的昆虫侥幸生存下来。经过许多年代，一般会飞的昆虫渐渐灭种了，于是，岛上只剩下翅膀特别发达和不会飞的昆虫。
他研究了大量的类似的例子，得出了结论：在自然界的确存在着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他认为任何一种生物，它产生的后代，不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多少总有些变异，其中有些变异是可以遗传的。另外，生物必须跟生活的环境作斗争，才能生存和传留后代。在斗争的过程中，那些产生了有害于生存变异的，就会被淘汰；那些产生有利于生存变异的，就会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一种生物产生的后代，能够适应环境的就生存下来；不能适应环境的，就被淘汰了。他把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他认为现代生存的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是由少数原始生物，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的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进化来的，而决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他把这个思想告诉了他的朋友赖尔和霍克以及他的哥哥，并且说：“我要写一本《物种起源》！”
达尔文开始写书了。在紧张的工作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意外事件向他袭来！1856年6月，当他写到第十章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患了可怕的猩红热，达尔文清楚地记得七年前惨痛的一幕：正是这种疾病，夺去了他心爱的小女儿——年仅10岁的小艾莉的生命啊！达尔文含着泪水，痛苦地倾听着耳旁回响着的小儿子的呻吟和妻子的哭泣……不久，孩子就永远离开了他！亲人死亡的痛苦揪住了达尔文的心。他忍受了极大的悲伤，怀着把毕生精力献给科学事业的无比热情，顽强地坚守在为人类工作的岗位上。
1858年夏天，又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三年前，达尔文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华莱士，他从侨居的马来群岛邮来一篇论文：《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原始型的倾向》。达尔文打开一看：顿时惊住了！华莱士的观点和他的著作竟如此“惊人地相似！”他说：“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1842年写出的那个稿子，他也不会写出一个比这手稿更好的摘要来，而现在甚至他用的术语都成了我书中章节的标题。”
面临这样的现实——只要他推荐，华莱士就将抢先得到发明权了！虽然华莱士在信里只是写道“如果您认为这篇文章有价值的话，请您转给赖尔看一看。”但是正直和忠诚的达尔文却决定：放弃自己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停止大规模的写作，单独发表华莱士的文章。
然而，熟知达尔文研究成果的赖尔和霍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最后，在他们的倡议下，达尔文才把华莱士的论文和自己的提纲于7月1日晚同时在“林奈学会”上宣读了。会场上，许多进步的自然科学家满怀喜悦地聆听了这种崭新的进化论学说，而持“神创论”观点的人，尽管感到厌恶，却不敢出来反对。会后，达尔文在赖尔和霍克的鼓励下，重新拿起笔杆，继续《物种起源》的写作。又经过十多个月的努力，凝集着达尔文二十多年心血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向伪科学宣战
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锋芒指向了神圣的上帝。《物种起源》像一颗炮弹落在神学的阵地上，使教会惊恐万状，犹如面临着灭顶之灾。于是，他们利用所操纵的神学院等场所进行恶毒攻击和疯狂的咒骂。恐吓的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向了达尔文。
1860年6月30日，英国教会在牛津大学精心策划了一场辩论会，牧师和教士们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叫嚷要“围剿‘进论论’，打倒达尔文。”“扑灭邪说，拯救灵魂”，妄图把这一场科学史上的伟大革命镇压下去。
辩论会在围得水泄不通的图书厅里进行着，最激烈的场面是牛津大主教韦尔柏福斯与进化论捍卫者赫胥黎教授的交锋了。
韦尔柏福斯在教徒们的一片喝彩声中讲话。他以讥笑的口吻傲慢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诸位谁愿意相信自己是猴子变来的呢？包括在座的赫胥黎先生，难道你认为你的祖父或祖母是群猴中的一只吗？”
主教在大肆攻击进化论学说之后，又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警告说：达尔文学说污辱了神圣的教义，是一种异端学说，决不能让它存在。
多么令人发指的挑衅！骚动的人群把目光集中在赫胥黎身上。这时候，赫胥黎从容地登上讲台，用他一贯富有战斗气质的高昂声音宣讲了达尔文的观点。
他最后说：是的，自然界漫长的进化历程，确实使类似猿猴的动物变成了人。但是我丝毫不认为，人类会因为猿猴是他们的祖先而感到可耻。
停顿一下，他继续振奋地说：相反地，这恰恰表明了生物界的进步，表明了科学的真理愈来愈多地被人类揭示出来，这正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只有那些不承认事实而利用宗教蒙蔽人民的人，才是愚蠢无知和真正应当感到羞耻的！
赫胥黎的一席话，气得大主教脸色如灰，他自知理屈词穷，不敢上台答辩。随后，霍克又指出主教缺乏最起码的植物学常识，对《物种起源》根本没有看懂。
他们的发言，赢得了进步学生的热烈鼓掌和支持，听众向真理的捍卫者欢呼致敬！辩论会以进化论的胜利而告终。
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科学界所引起的广泛论争也未平息。著名的天文学家赫瑟尔指责达尔文的理论为“胡闹定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在给达尔文的回信中说：“我读了你这部书不但不觉得快乐，反而痛苦万状，有些地方令人可笑，有些地方使我为你担心。”
然而，达尔文并没有退缩，他坚定地写道：“我已下定决心，装好自己的铠甲了”，“我将勇敢地迎接‘艰苦而长期的战斗’。”
他给许多科学界的朋友写信，热忱地介绍进化论，同时，坚定乐观地表示了自己战斗的意志和信念。例如：达尔文给苏格兰的地质学家福肯涅尔的信后还附上一张幽默的字条：“你读了这部书后，一定会发狂地说：‘达尔文必须用十字架活活钉死。’对吗？”
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达尔文的学说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然而，反动势力却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1877年，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学位，以表彰达尔文的杰出贡献。就在庆祝大会上，竟然出现了几个学生在某些人的指使下，将一只猴子高举示众，以此侮辱达尔文的场面。
面对这一情景，达尔文沉静自若，继续发表演讲直至结束，全场听众向他报以热烈的欢呼。一小撮捣乱分子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沸腾的会场里显得格外可悲和渺小。
不仅如此，更鼓舞人心的是早在达尔文从事进化论研究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给予密切的关注。《物种起源》诞生后，恩格斯立即高兴地写信给马克思：“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马克思也极其赞赏地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作为我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并把他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题赠给达尔文，书页上写道：
赠给查理士·达尔文先生。
您真诚的钦慕者卡尔·马克思
一八七三年六月十三日于
伦敦海特兰公园英丹那别墅一号
达尔文十分感激马克思的惠赠，他在回信中表示：诚愿对马克思的著作能有较多的了解，而且相信：“我们两人都希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地将造福于人类。”
恩格斯不仅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誉为十九世纪的世界三大发现（细胞的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之一，而且他在马克思墓前哀悼的时候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高度评价。
斗争的历史作出了结论：进化学说所代表的科学真理，终于胜利了！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的里程碑上！
献给人类的硕果
达尔文学说在斗争中传遍了全世界。用各种文字翻译的《物种起源》版本，不断寄到了伦敦，寄给了人们崇敬的科学家达尔文。
《物种起源》发表后，达尔文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仅要为新的学说呐喊，呼吁，而且，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达尔文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他在显微镜下做复杂的小蜜蜂、小昆虫的解剖实验，一丝不苟，异常精心地取下蜜蜂的头部，再用小刀剖为几块。他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仍然保持良好的读书和研究习惯，把每天的工作情况一日不漏地记入工作笔记……1860年，达尔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始著述第二部主要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这时候，他的身体虽然已经很弱了，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使这本书在七年后出版了。接着，他又用三年时间，写了第三部主要著作《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年，市场上发售这本书的时候，人们争先抢购，一售而光。
达尔文的论著是建立在可靠的实验基础上的。他经常对别人说：“在我没有实验以前，我是不会愉快的。”为了写成《植物界中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他选择了57种植物，整整花费了11年的试验时间。为了给《人类和动物的情感和表情》的论著提供充分的根据，他从大儿子出生第一天起，就开始“记录了各种表情”，他还喂了“波莉”和“波波”两只小狗，作为观察之用。
到了晚年，剧烈的颤抖、头痛和严重的心脏病威胁着这位科学家的生命，家里的人和朋友都劝他注意休息。但是达尔文却回答：“对于科学事业的热心使我忘却了疾病和赶走了日常的不适”。
达尔文以忘我的劳动，又迎来了《兰科植物》、《攀缘植物》、《食虫植物》、《同种花的异态》、《植物的运动能力》等一系列著作的相继出版。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逝世前一年，还抱病写成了《植物壤土和蚯蚓》。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了。
死亡终于残酷地逼近了年迈的达尔文。可是，在临终的前两天，他还在病危的呻吟中替儿子记录实验的进展情况。达尔文为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理想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882年4月19日凌晨四时，伟大科学家达尔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人们怀着巨大的悲痛，把他安葬在伦敦的牛顿墓旁，享受着英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达尔文的一生，为人类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不仅将《物种起源》等一系列的科学硕果献给人类，而且也将他的治学精神和工作作风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献给了人类。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和达尔文世界观的局限，在达尔文的著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此外，引起变异的真正原因也并没有解决，这一点达尔文是十分清楚的。他说：“关于变异的规律，我们实在是无知的，我们所能够说明这部分或那部分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
科学在历史的进程中向前发展。达尔文学说的局限性和错误，逐步得到了后人的补充和纠正。今天，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分子水平。人们不仅能更深刻地说明生物进化的原因，而且，不久的将来，还能根据人们的意愿，用遗传工程的方法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巴斯德与病菌作战
几十年前，危害人类健康的最大敌人是传染病。
拿十八世纪前后的欧洲来说，虽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对传染病却一无所知，毫无办法。每当瘟疫来临，城镇的街头巷尾，就到处堆积着尸体无人埋葬。孩子们更是不幸了。巴黎孤儿院里的31951个孤儿，在6年间死了25467个。在都柏林，孤儿院的1272个少年儿童，活下来的只有45个。瘟疫和无知、迷信作伴，在整个欧洲到处流行，通行无阻。
现在，人们已经降伏了引起传染病的罪魁祸首——病原微生物了。一百多年来，人们不断地向这些害人的微生物发起进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医学微生物学。
开创这门科学的人，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路易·巴斯德。一些迷信的人，怀着感激不尽的心情说：像他这样的人来到世界，天上应该有最美好的音乐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