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格尔虽然被铁窗锁住，与世隔绝，但他认为生活的真正囚犯，不是铁窗内的思想家，而是被经院哲学束缚的教徒。于是他高呼：“求上帝把他们从他们自身的愚昧无知的镣铐中解救出来吧！”他在被囚禁的末期，得以允许和他的弟子们接触长谈。于是他将一些科学的、哲学的发明发现口授给学生们。诺格尔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我相信，人类将要把我为之献出的一生的那项原则接受下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准则，这就是——进行调查研究的权利。”可见，直到生命快要终结之际，诺格尔还在为他的信仰呐喊。
诺格尔思想极少有人理解，他的著作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堪称当时科学知识百科全书的《大著作》，直到400多年后的1733年才出版。这是比起他个人的悲剧更大的悲剧，因为这是整个科学、整个人类的悲剧。然而，诺格尔作为近代实验科学思想先驱的历史地位不可磨灭。
诺格尔的悲剧显然是教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造成的，也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科学的愚昧保守、偏见和对权威的迷信造成的。
维萨里赎罪惨死海岛
16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一个漆黑夜晚，威尼斯共和国（位于今意大利境内）的帕多瓦大学已万籁俱静，惟独学校大楼一角的动物解剖室内，隐隐约约射出微弱的烛光。只见一位年轻的学者，手握银光闪闪的解剖刀，对着一具僵硬的人尸，进行了西方医学史上第一次完整的人体解剖。
这个年轻人就是著名的比利时外科医生、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安德列斯·维萨里。
不过，维萨里进行人体解剖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533～1537年在巴黎求学期间，他就作过类似的尝试。当时，巴黎郊外的墓地管理很差，有些尸体埋得不深，维萨里便成了这里的常客，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大量的人体骨骼，以作研究之用。一次他到郊外散步，突然，一个谁也不愿靠近的绞刑架进入了他的视野——上面挂着一具完整的尸体。原来，这里是法国总监狱的刑场，被绞死的人还没有放下来。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偷偷地和伙伴们一起赶着马车，把这具尸体拉回自己的住所，在烛光下进行人体解剖。至于他要偷偷进行这种解剖的原因，还得从头说起。
1514年12月31日，维萨里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曾给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当过药剂师。在长期的医学熏陶下，维萨里立志要像父辈那样成为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自己也能成为权贵。因此，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解剖学。每天放学回家后，他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专心致志地解剖小动物，并绘制这些动物的内部结构图，这为他日后的工作锻炼出了灵巧的双手和积累了一些初步知识。1530年，他求学于卢万大学卡斯尔学院，后转至蒙派尔医学院，1533年留学巴黎大学医学院。
当时欧洲虽正值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新思想蓬勃兴起，使医学教育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而且此前13世纪有一位开明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由于对解剖学研究发生了兴趣，曾允许解剖人体；但是，由于中世纪精神桎梏的长期束缚和影响，人体解剖仍然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行为而被绝对禁止。任何一个敢于进行人体解剖的人，都将因此触犯教规而处以极刑。因此，不少医学院的解剖教材中，还是把动物作为解剖标本。课堂上，由一个理发师解剖这些动物，而教授则在讲台上手捧1300多年前古罗马解剖学家盖伦早已过时的著作，照本宣读。他们和盖伦一样，把猪、狗等动物的器官结构与人体器官结构等同起来。例如，他们认为人的肝脏和狗一样是分成五叶的；认为人的胸骨像其他动物那样由七块组成。诸如此类对人体结构错误的、有时是近乎荒诞的认识，使许多病人被误诊而丧生。于是要求解剖人体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
然而，这种呼声在强大的宗教势力面前太微弱了。除了像巴黎大学医学院和蒙派尔医学院这种为数不多的大学，有每年解剖一具死刑犯尸体的“特权”外，其他大学和科研单位一律不许解剖人尸。维萨里曾对此抱怨说：“我在巴黎大学医学院四年，只参加了两次尸体解剖，真是少得可怜！没有人指给我看过一次骨骼、肌肉（除了一些撕烂的腹肌），更谈不到血管。”在这种无法做人体解剖和无良好防腐技术的情况下，为了揭开人体结构和奥秘，为了避开宗教的迫害，他只好别无选择地偷偷进行这类活动。于是出现了前面的黑夜盗尸、挑灯夜战等情景。
然而，维萨里唯物主义、不迷信权威的治学方法却不受欢迎。他曾在课堂上与教授们发生过盖伦是对还是错的争论，由此引起了迷信盖伦权威的守旧派的仇恨和攻击。1537年巴黎大学医学院拒绝授予已完成学业的维萨里以学位，于是他被迫于当年离开巴黎，去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帕多瓦。好在1537年12月6日，当时相当开明的帕多瓦大学敬慕他的才华，破格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并聘他为外科兼解剖学教授。在教学之余，维萨里全力投入人体解剖工作，经过5年的奋斗，28岁的维萨里终于在1543年6月在巴塞尔出版了《人体构造》。
划时代的巨著《人体构造》共分7卷，其内容分别是对骨骼、肌肉、血液、神经、消化、内脏、脑和感觉器官这7个系统的论述。它在历史上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人体内部的真实构造，许多应用至今的解剖学名词、概念，如胼胝体、鼻后孔、砧骨等，都是他在此书中提出来的。这部书的问世，标志解剖学已进入近代解剖学的新起点。为此，人们把1543年称为医学中近代解剖学的诞生之年，他也被尊为“近代解剖学之父”。
《人体构造》在用解剖学“事实说话”的同时，还指出了盖伦以及他继承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的200多处关于人体解剖学方面的错误。例如，男孩比女孩多两个牙齿的错误；盖伦认为《圣经》上说上帝抽出亚当的第一条肋骨造出夏娃，因而男人的肋骨比女人少一条；盖伦认为人的腿骨像狗骨一样是弯的；此外，亚里士多德诸如“心脏是生命、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地方”这类错误观点，也被维萨里纠正——大脑和神经系统才是这些高级活动的场所。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附有人体结构的300多幅精美的插图。这一点超过了任何一本此前的解剖学著作，这是因为西方在德国古腾堡（1400~1468）在15世纪中叶发明近代印刷系统之前，有插图的书籍很难保持原样流传。而对解剖学来说，插图之重要是无须赘言的，于是维萨里的书便绝妙空前了。著名的意大利画家提香的一位高足担当了绘图工作，在有绘制解剖图基础和有人体解剖实践的维萨里的指导下，插图画得极为清楚、准确、精致，以致今人还对当时印出的这些插图赞叹不已。
有趣的巧合是，1543年5月，哥白尼就在纽伦堡出版了他的天文学划时代巨著《天体运行论》，两者出版仅相差约1个月。于是1543年被科学家们大书特书：这一年，哥白尼动摇了神学的宇宙体系，维萨里则动摇了“圣贤”盖伦的“神”的人体构造模型。其实，这个“巧合”也有必然性：冲破中世纪的黑暗，科学的曙光必然在“文艺复兴”的黎明时到来，而旷世奇才必然在这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光芒四射。
与《天体运行论》相比，《人体构造》的范围更狭窄些，而且在影响人的世界观方面没有那么广泛深远，也没有那么革命。然而，即使这样，《人体构造》和《天体运行论》一样，书和作者都厄运难逃。
《人体构造》不但没有给维萨里带来应有的声誉，反面招致保守派的谩骂和攻击。他们暴跳如雷，甚至到了发狂的地步。例如维萨里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著名解剖学家雅可夫·西尔维就说“疯狂代替了维萨里”，骂维萨里是“疯子”、“狂人”。他认为盖伦绝对不可能有错误，维萨里解剖人体得出的事实与盖伦的说法不符是“人体结构有了改变”，不是盖伦有错；大腿骨是直的而不是盖伦所说的弯的，其原因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宗教界的恐惧和恼怒也自然产生，因为他们奉为“圣明”达1000多年的权威盖伦被推翻了，“圣经”被证明有误了，宗教裁判所的禁令被摧毁了。但宗教界还有一个“撒手锏”，那就是凭借手中的权力进行“合法”的迫害。于是《人体构造》被宗教书刊检察机关列为禁书，各种迫害和非难接踵而来。
不过，面对这些攻击、谩骂、非难、迫害，维萨里并没有屈服。他毫无惧色地回击说：“我要以人体本身的解剖来阐明人体的构造。盖伦所进行的尸体解剖不是人的，而是动物的，特别是猴子的。这不是他的过失，因为他没有其他机会。但是现在眼前有了人体器官可供观察却仍然坚持错误的那些人，才是有罪过的。难道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活动家，必须表现为重复他的错误吗？决不可不进行自己亲身的观察，只坐在讲坛上重复讲书本里的内容，像鹦鹉一样。那样对听讲人来说，倒不如向屠夫学习更好些……”
1544年即《人体构造》出版的第二年，备受攻击、非难的维萨里被迫离开帕多瓦大学去了西班牙。在那里呆了20年。在此期间，他赢得了查理五世皇帝的信任，并担任了他和他的继承人菲利普二世的御医。不过，宗教反动势力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一次，维萨里在为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作死后的验尸解剖后，竟被宗教反对势力借机无中生有地诬为对活人进行解剖，杀人致死。于是宗教裁判所借此提起公诉，最终判维萨里死刑。幸好西班牙国王了解实情，出面干预，才免了他的“死罪”，但“赎罪”的条件是，必须去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朝圣”，以示“忏悔”。于是他于1563年离开西班牙宫廷，去耶路撒冷，途中他又重访了帕多瓦。一路上他仍坚持宣传自己的学说，还经常解剖病死者的尸体来寻找病因。不幸的是，他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返回欧洲的途中，他所乘的船在希腊南海岸遭到风暴袭击，船遇难翻沉，他被海浪冲打到赞特的爱奥尼亚群岛上，幸免于海难。然而，死神还是召见了他：身患重病的维萨里在岛上备受折磨之后，长眠于异国他乡。他的同伴为他举行了庄重朴素的追悼仪式，最后把他葬在赞特岛上圣母教堂的公墓里。
维萨里的悲剧使科学的曲折之路、科学家的艰辛之旅再次凸现在我们面前：发现问题难，有时让别人相信自己的发现更难，特别是在宗教势力严格控制下的欧洲这类环境下，要人们相信与宗教教义、与传统观念相悖的理念更是难上加难。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维萨里研究人体构造的成功表明，要想获得真理就必须实事求是，尊重而不是无视客观事实——这是科学精神的精髓；不迷信权威，亲自参加实践活动。他的成功还表明，只有勇于同传统观念决裂，敢于蔑视像反动宗教势力这样的邪恶势力，才能攀上科学的高峰。
维萨里的悲剧命运并非绝无仅有，而仅仅是他同时代进步医学家命运的缩影，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是黑暗的封建社会下邪恶的教会势力及顽固而强大的保守势力。
布鲁诺至死不渝
到意大利必去罗马，去罗马必去百花广场。百花广场又译鲜花广场或繁花广场，它与阿根廷广场仅咫尺之遥。这美丽、圣洁的名字与它的平静和并不起眼似乎很不相称。在400年前，一位不屈的伟人在这里大义凛然地英勇献身，从此，百花广场也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且闻名于世。
这个伟人就是乔尔丹诺·布鲁诺。布鲁诺1548年1月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城附近诺拉小镇的贫苦农家。这块丰腴而富有灵气的土地养育了他的驱体，古老而苦难的南方大地则孕育了他的雄心壮志，锻造了他捍卫思想自由的坚韧刚毅的品格。
布鲁诺曾就读于那不勒斯。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不得不把年仅10岁的布鲁诺送到修道院去做工谋生。他在修道院一直呆到28岁，因为对穷人来说，这几乎是除当兵以外惟一的选择。
1565年，17岁的布鲁诺进入那不勒斯多明我修道院，成为一名正式僧侣——多明我会的会员。他不但攻读神学，也同时研究希腊、罗马和东方的哲学、文学。由于他顽强而刻苦地学习，24岁时便被授职修士，成为当时知识渊博的学者。
在文艺复兴运动趋于衰落，复辟势力日益猖獗的这个时代，繁重的劳动和清苦的修道院生活没能使布鲁诺屈服，反而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但中世纪基督教的宗教教义却高于高高的修道院围墙，使他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压抑。像驴、骡一般的僧侣，与热情似火、爱知识似阳光的布鲁诺，是多么不调和啊！于是布鲁诺不顾教会的戒律清规，千方百计找一些进步的书籍偷偷阅读。一天，他读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哥白尼学说中的革命精神强烈地感染着布鲁诺，而学说中科学而精辟的论证、严正的立场，使他为之倾倒。这对受文艺复兴思想影响、对基督教中世纪的一切传统均持怀疑态度、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宣扬无神论的布鲁诺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于是宣扬日心说以至进一步宣扬宇宙无限的思想，便成了他的终身大业。
每当夜阑人静僧侣们都入睡以后，年轻的布鲁诺却挑灯追寻着科学的真理。随着对真理深入的认识，叛逆的火种在他心里萌芽、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