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黄纬禄作为一名技术指挥员，凭借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火箭各个部分及其工作状态都心中有数，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总能当机立断，镇定自若。有一次，运载火箭进入发射前“5分钟准备”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一级伺服机构反馈电压表指针摆动现象。人们惊呆了，不知如何处理。黄纬禄从容镇定地问：“平台有没有问题？”负责平台测试的人员答：“平台没有问题！”黄纬禄略思片刻，果断决定：“按时发射！”指挥所里的人都为他的决斯捏着一把汗，大家的心都快跳出来了。随着一声巨响，火箭喷射出火焰腾空升起，发射成功了。后来黄纬禄在回答人们的疑问时说：“我们这个火箭灵敏度非常高，对阵风或微小振动都很敏感。在地面测试时，就发现过有人走近它时，曾出现过反馈电压摆动，因此当我问明平台情况正常时，就肯定火箭本身没有问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这才下了发射的决心。”我国陆上固体机动运载火箭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火箭技术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航天工程是成千上万人集体的事业，因此黄纬禄总是依靠大家群策群力，把每个人的智慧集中起来攻克技术难关。他总结了四句话：“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他说：“这四句话的核心是‘共同’两个字，回忆我们在研制固体火箭的过程中不知遇到过多少难题，攻克过多少难关，没有一件事不是依靠集体来解决的，作为总设计师的我，也只是起到集体中一员的作用罢了。但是，人们不会忘记黄纬禄为开创中国固体运载火箭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火箭型号总设计师梁守
梁守，祖籍福建，1916年4月13日生于北京。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选定“自强不息”的校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大学毕业之后，他怀着“航空救国”的梦想到南昌的航空委员会任职，不久自费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40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在西南联大任教，后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设计课长。他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提出建议：“我们不要引进美国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设计发动机，然后不断提高技术指标，造出与美国一样的飞机。”他很快设计出了一种飞机发动机，并请求投入试制，以装备自己的飞机升空飞行。但当局却以这个新设计的发动机不能保证比美国的强而不予批准投入生产。梁守愤然辞去课长职务，重返大学课堂，想圆“教育救国”之梦。但在旧中国总是找不到报国之路，不管“航空救国”也好，“教育救国”也好，都只是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梁守从浙江大学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施展报国才能。1956年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粱守架又被点名调到五院参加新兴的火箭事业。他成为钱学森麾下十个研究室的干将之一，被任命为火箭发动机研究室主任，参与仿制苏联援助的P—2导弹的工作。他深知，当时在外国的封锁下，得来的一点先进科学技术实属不易，因而在苏联的有限援助下进行仿制意义重大，应该“先学楷书，后写草书”，从仿制中增长自行设计的才干。但在与苏联专家的合作中，他又深切感到如果不动脑子照搬，照葫芦画瓢，不仅会学不到真经，反而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因而，梁守向设计人员提出了反设计的要求，从消化图纸资料人手，按产品的技术指标要求，用已知公式开展设计，然后将自己的设计结果与导弹实物相比较，用以验证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从而增长自行没计的本领。这样，在完成仿制任务之后，设计人员就能更加有信心进行独立自主的设计了。
梁守作为中国第一种仿制导弹的总设计师，不迷信、不盲从外国人，对技术问题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1960年，P—2导弹仿制完成，但在使用火箭燃料的问题上，梁守与苏联专家发生了分歧。苏联专家认为中国的液氧含可燃物质太多，使用时有爆炸的危险，但这时苏联正准备撤走专家，苏方的燃料又迟迟不向中国供应，给发射造成困难。梁守想，为什么就不能用本国生产的燃料呢？他一遍又一遍计算，查阅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发现苏联资料不准，没有考虑到十几吨液氧中含的杂质不会集中到一起氧化燃烧，因此完全可以用自制燃料代替苏联燃料。同年8月21日，苏联专家撤走不久后，梁守的意见被采纳，第一枚P—2导弹采用国产液氧作氧化剂发射获得成功。这是梁守第一次亲身体验到自力更生的胜利。
这次成功给了梁守以更大信心和力量。他后来在独立设计大推力火箭发动机时，大胆提出了难度较大的离心泵并联和使用偏二甲肼作燃料的设想，大大提高了比冲，成功研制了大推力火箭发动机。梁守先利用两套涡轮泵造成不平衡条件，观察它们在工作时能否自动达到平衡并联状态。试验证明离心泵并联可行，工作能协调平衡。然后他又主持调研，提出对偏二甲肼毒性的测定方案，以及防止人体中毒的措施。经过一年的反复试验研究，找到了解毒舶特效方法，同时完善了操作规程。后来实践证明，这种偏二甲肼不仅可作大型火箭发动机的燃料，而且还可与煤油混合，代替一种用大量粮食提炼的混胺燃料，在火箭发动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守在设计更大推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时，还提出过箭体直径选择最合适的范围等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还包括主张研制冲压发动机，这些都显示了他高超的技术功底和独创精神。
1965年，梁守被任命为七机部三院副院长，同时出任海防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负责研制海防导弹的技术工作。他在主持设计一种名叫“海鹰”2号飞航式导弹的发动机时，提出了两个大胆的设想：一是将原悬挂式箱体改为承力式箱体，并将弹翼固定在箱体上，这样可以减轻结构质量，增加推进剂箱的容积；二是用上述办法加大弹体刚度，增加弹身长度，从而加大射程。为了验证这两个设想，他和科技人员一起整整干了两个月，完成了试验样品。1966年12月，兄弟单位研制的“海鹰”1号导弹进行试验，沿用了仿制时的发射架，结果前两发打出去没了踪影。人们以为是因为天冷，雷达工作受到影响；但第二年5月又打了一发，还是失败了。梁守在参加分析原因时，认为问题不在导弹本体上，而是在发射环节上。他在发射现场围绕发射架转了几圈，若有所思地回到住处，拿起笔计算起来。根据计算结果，他认为导弹的发射架总长5米，导弹发射时，因为发射架过长，导弹离轨头部上翘，尾部下沉，导弹在剧烈震动下使制导组件与弹体碰撞而损坏，这样导弹发射出去自然就不能跟踪到目标，只能直线飞走了。后来他在自己主持研制的“海鹰”2号导弹进行试验时，就建议把发射架锯掉1.2米。有人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结果一试，果然成了，而且连射几发都成功了。梁守说，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还是按照仿制的办法，照本宣科地搞设计，加上缺乏经验，自然走了弯路。人们都说，梁守总设计师是一个相信自己力量的人。
梁守最得意也最费力的是成功研制了一种超低空超声速海防导弹。1961年，美国等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知难而退，停止了这种导弹的研制；而梁守却力促有关部门将其列入了我国的研制计划。他认为，这种导弹不仅技术先进，而且非常适合国防战略的需要，认定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有人认为他太不自量力，连美国都放弃了，而像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尚很落后的国家能研制成功吗？梁守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历尽艰辛和坎坷，承受了巨大压力和困难，甚至这项研制遇到几度被砍掉的危险。
在最初立项的时候，有一封建议立即取消这项研制工程的信摆到七机部部长面前。部长十分为难，一方面觉得梁守木仅有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而且也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又觉得反对者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他叫秘书把这封信抄给梁守，希望他能答复信中提出的问题。梁守看完信后，认为技术问题只有在切磋琢磨中，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使技术方案日臻完善，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他认为外国人还没有造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就未必造不出来，不能有妄自菲薄的思想；中国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在一些技术领域完全可以超过外国人。于是他写信给钱学森，以严密的逻辑、雄辩的论据、有说服力的数据申述自己的设想。钱学森认为梁守的看法很有道理，欣然支持他的主张，同意他的意见。梁守的设想通过立项。
但是不久，十年“文革”浩劫把他的科研项目搁置起来，梁守和他的技术方案一起被“打倒”。后来，梁守在周恩来总理要军管开列的一批航天科学家名单中被特殊保护下来，回到研究室，避开动乱干扰，顶住各种压力，继续试验他的方案，并有了突破性进展。
“文革”结束后，梁守以为自己负责的导弹方案会加快研制进程。但没有想到有关部门要取消这个项目。得知这一信息后，梁守想起了国防科技工业今导人张爱萍将军说过的话：“我们要摘出适合我国地形、气候、经济条件的东西，别人没有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依样画葫芦，长期当留声机，这不是中国人的志气。”他从这里受到鼓舞，认为只有张爱萍能够挽回他主持的这个项目。于是他给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详细阐明这个项目对国防的重要意义，特别说明这项科研已有所突破，现在取消等于前功尽弃，不利于国防建设和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张爱萍赏识粱守架的爱国热忱和学识才华，也很了解他在技术上看准的事情绝不轻易放弃的可贵品质。但为了慎重起见，张爱萍又当面问梁守：“你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吗？”梁守肯定地回答道：“是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因此我相信我的方案能够成功，所以我才坚持。”张爱萍听了粱守架的回答，点头表示满意，并鼓励他：“那你就大胆地去做。为什么美国人认为做不出来的，我们就不能做出来呢？”于是，梁守的方案又列入了国家的研制计划。
梁守为这个超低空超声速导弹付出了27年的心血，终获成功。这种导弹模型在世界博览会上露面后引起轰动，被报界称作是“最令人惊讶的导弹”。
梁守说：“我作为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在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不管你是什么家，关键是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怎么样做好自己的事情，怎么靠自己的努力使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的成果都不是以引进为目标，而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把先进的技术与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他就是这样充满信心，不怕挑战，勇于创新，坚信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中国航天的腾飞而奋斗。
谢光选
谢光选，1922年11月5日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祖父是知名儒医，父亲则是银行家。他们留给子女的家训是“读于卷诗书，学一技之长”。谢光选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他认为要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就一定要有自己强大的武器，于是刻苦学习，立志“科学报国”。1942年，他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选择学习兵器专业，立志造出现代兵器，为祖国服务。
1947年初，谢光选学成后到沈阳兵工厂。辽沈战役后，共产党接管了这家兵工厂，谢光选参加了506式战术火箭发射器和241反坦克火箭的研制，为他日后主持弹道式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56年，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到工厂考察，对谢光选的详细讲解深为赞赏。1957年3月，谢光选这位火箭炮主任工程师被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导弹总体设计部五室主任，参加仿制P—2导弹的工作。1960年9月10日，谢光选第一次到发射场，观看到了用中国生产的燃料成功地发射了P—2导弹的情景。11月5日又到发射场观看自己参加仿制的第一枚“东风”1号近程地地导弹腾空升起，并命中预定目标。初战告捷，谢光选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备受鼓舞。
1962年初，我国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研制完成。但是这枚导弹能不能做飞行试验，可靠性如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当时担任导弹总体设{十部副主任的谢光选的心里也无多大把握，因为没有地面数据，没有计算机，得不到验证，只有经过发射才能清楚。因此，他也主张进行飞行试验，光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3月21日，这枚导弹发射失败，谢光选目睹了导弹坠毁的情景。在遭受重大挫折时，他听到了聂荣臻元帅的指示；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不要追究责任，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谢光选和科研人员都深受感动和鼓舞，没有气馁，振作精神，找出原因，吸取教训。这时谢光选被任命为“东风”2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经过修改设计，加强地面试验，特别是进行了振动试验和全弹试车，把地面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两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