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集》中的言论，与上面所引类似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全部抄录了，只选择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借此了解王安石一生中自我完善，服务国家的来龙去脉。他的入世依据理法，他的隐退也不违背社会通行的道义，他的幼年贫困交加，历尽磨难，但从来没有因为这种情况扰乱他的心胸，他以卓越的才华自立于这个世界，把古今的学问钻研得很透彻并致力于实际应用。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以道来治理天下，使得“命”能眷顾他，让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他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等到他以臣子的身份请求辞官回家时，又能淡然处之好像忘了世事的纷争。《礼记·中庸》曾说，只做自己职位之内的事，不做自己职位之外的事，不要因为某个职位而委曲求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从而了解到他的学问，是大有来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命”的理解，而又归结为按照理法行事等候“命”的到来，所以，他平生高风亮节，特立独行，做事情总是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求。他的功名事业，也被看做他的本性要求他这样做的，并不将一丝一毫的成败得失掺杂在里面。这就是王安石所以为王安石啊！
王安石坚守道义自尊自重，并不急切地想要入世做官。但是，像他这种“玉蕴山辉”般的人物，不会一直沉默的，贤明的士大夫，凡是稍微了解他的，都愿意称赞他。与他相交最早的，是曾巩。曾巩在《与欧阳修书》中说：
“我的朋友中有个叫王安石的，文章非常的古朴，他的行为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虽然已经获得了科举的名次，然而，如今知道他的人还是很少的。他非常自重，不愿被人所知，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是不常见到的，如今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平常的人成千上万，但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却是不可缺少的呀。”
而陈襄在他的推荐信中，把王安石与胡瑗并举，称赞他的才华品性都非常出众，认真钻研古人的学问，他的文章和所做工作，都被人们所称道。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宰相文彦博，也把王安石和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又把他和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同作了推荐，说他的学问文章，在当代很有影响，严守道义，绝不苟且，自尊自重，议论都很通达明白，而且兼有实际的才干，没有他不能做的工作。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但他却安心在下面做微小的官吏，不肯到朝廷来任职，并不是故意做出一种恬适、不求进取的样子，而只是专心于自己职位的责任。
（考异之一）
《宋史·王安石传》说到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他宣扬，选拔他做了进士。今天看来这是不实之词。曾巩修书给欧阳修，其中有王安石出使河北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应该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而且，曾巩的书信中已经明确说到王安石已有科名这样的话。很显然，王安石获得进士这个称号，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宣扬和选拔。《宋史》开口就是诬蔑的话，怎么能取信于读者呢！
（考异之二）
《宋史·王安石传》又说，王安石本是湖北人，朝廷上没有人知道他。因为韩、吕两个家族都是大家族，他想借助这两大家族的势力，便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和吕公著结交为好朋友。这三个人都颂扬他，他的名字才开始被许多人了解。这又是个不实之词。陈襄在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4年）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已经称许他的文章和工作，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欧阳修也说他学问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而韩维这个人，文彦博是把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与王安石一起被欧阳修推荐的人。
这样看来，韩、吕两家怎么能够使王安石可以倚重，而王安石又怎么能够倚重韩、吕两家呢？从皇祐至熙宁大约二十年间（公元1049—1068年），王安石名满天下，像范仲淹、富弼、韩琦、曾巩等人都对王安石表示赞赏，在他们的文集中以及其他记载中都是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的。然而，这些情况《王安石传》全不曾涉及，就连文彦博、欧阳修推荐过他这样的事，也被埋没了，却说他不过是借助韩、吕两家的势力罢了，这对诸位君子发现人才的好眼力也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诋毁一个人竟然多么卑鄙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件事而争辩不休呢？以王安石高于当世的名望和节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反对党首领司马光，仍然称赞他，如今《宋史》的记载，却是一些专为利禄的无耻小人，他们自称都是所谓知命守道的人，却用一些假话来欺骗读者，他们的做法严重地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我虽然不喜欢辩论，但又如何做得到呢？
（考异之三）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很少交朋友，曾巩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而他在《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性疏放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罢了。在这方面，您一向是了解我的，数来数去，扳着指头数，也就这几个人。”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往之少是可以想见的。而民间却有王安石与周敦颐（字濂溪）交涉一事，不能不辩白清楚。据罗景纶《鹤林玉露》记载：王安石年轻时，是个不可一世的人，却一直想要拜见周敦颐，三次来到周府门前，但三次遭到拒绝。王安石恨恨地说：我自己就不能读懂“六经”了吗？于是，不再去求见他。据度正所撰《周敦颐年谱》记载：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周敦颐先生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正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已经三十九岁了，号称对儒学很精通。周敦颐和他相遇，二人一连几天交谈，不分昼夜。回去以后，王安石认真思考他们交谈的内容，以至于忘了吃饭和睡觉。
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见了，一个说没见，已经自相矛盾，难道王安石年轻时就已经因怨恨而不再见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又上门去拜见他不成？如果说周敦颐最初曾三次推辞不见王安石，那么，后来他又自己前往去见他吗？真是太可笑了。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考察周敦颐的年纪，不过比王安石年长五岁，如果说王安石是年轻人，那么，都应该是年轻人，即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非常想见周敦颐，而周敦颐与他一样也在求学之时，什么理由使他这样妄自尊大呢？难道效法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吗？而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到王安石，以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怎么能一见名片就断定这个人不能和他交谈呢？周敦颐如果这样做，他还怎么在世上做人呢？何况，按照两个人的年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遇到相逢的机会。
周敦颐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出生在道州（又称道县，在今湖南省南部），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随母亲到京城依靠舅舅生活，那么，他在十五岁以前，一直是生活在道州的。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母亲又去世了，安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二十四岁了，被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今义宁州）主簿，才开始来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幼年就随父亲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官，他在《忆昨书》中写道：丙子从亲走京国，那时已经十六岁了。第二年，父亲担任了建昌的官吏，他就在十七岁时到了江宁（今南京）。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父亲去世，就在江宁居丧，诗中所谓三年厌食钟山薇。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就到淮南做官去了，而这时周敦颐已经在两年前到了分宁。
这说明二人在年轻时未曾有一天在一起，罗景纶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他三十九岁。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五月，王安石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一年的六月解除合州（今四川合川东）签事的职务回到京城，王安石已经离开京城去了江东，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岁了。以为二人曾经在江东相遇，年份与地域都不相合，那么，邢恕、度正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讲学之徒伪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想借助王安石来衬托周敦颐吧。然而，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作这种辩解，主要是看到当时那些诬蔑、诋毁王安石的人，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子的事情，他们也言之凿凿，好像真的一样。其他许多不可信的说法，和这件事有相似之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杀，不再能看到，又不止这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