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都把射箭、驾车当作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技能，就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才决定教还是不教，如果他的条件不合适也不勉强。至于射箭，那是男子的本分，如果生来就有疾病，也就罢了，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期间，固然要经常练习射箭，有迎宾送客的应酬之事要表演射箭，有祭祀之事要表演射箭，要区别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与另一个人是否相当，也要通过比箭来决定。有关礼乐的事，没有不包括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意义也都寄托在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系辞下》指出：“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难道先王只是把射箭当作应该学习的打躬作揖的礼节吗？事实上，射箭是军人应做之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手段。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就可以用它去抗击敌人。
士子既然早晚都练习射箭，而且射得好的人很多，那么，承担守卫边疆，守卫宫廷重任的人，就可以从中挑选了。士子曾经学习过先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品行操守也曾被乡里之人所推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把守卫边疆，守卫宫廷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把兵器交给他们，而国家内外都平安无事的原因。今天却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君王应当特别慎重进行挑选的人，交给了那些奸邪、凶悍、无赖之人，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是乡里之人不能认可的，所以，现在常常担心边疆的安全，不知道守卫宫廷的军队能不能使这里平安无事，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守卫边疆、守卫宫廷的军队靠不住呢。但是，在我看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人，于是，不得不靠招募士兵去打仗，怎么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呢？由于不能严格培养，挑选的时候标准又不高，所以，士子们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人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这样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教育方针不符合先王思想的缘故啊。
梁按：这是王安石所主张的全民皆兵主义，当今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各国，没有不通过这种办法达到强国目标的。然而我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王安石之前与王安石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认识到，要引导国民崇尚军事，一定要重视学校的教育，这与当今之世的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是多么的吻合呀。中国轻贱军人已经很久了，特别是宋代以来，就更加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要想让军人不被轻贱，就像要到燕这个地方去却驾车往南走一样。王安石说到的那种现象，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交给那些品行操守都不被乡里认可的奸邪、凶悍、无赖之人，天下的士子却以手执兵器为耻，这种情况，今天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如果世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
现在规定的俸禄，一般都很低。如果不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家里吃饭人口稍微多一些的，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得到些收入，而能够养活这些人的。至于在下面州、县工作的官吏，一个月的收入，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只有四五千钱，再把候差、候调、候缺的时间算在一起，六七年间只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算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多的实际上不到四五千，少的只有三四千罢了。这点钱，即使是个仆役，也会感到很窘迫的。何况他们平日的生活以及婚丧嫁娶等开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些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人，虽然穷困也还不失为君子；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下的人，虽然生活安定仍然是小人；只有社会地位居于中等的这些人不一样，生活穷困时他们做小人，生活安定时他们做君子。
在天下所有的士人中，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和中等以下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穷困时做小人，安泰时做君子，这样的人，却到处都是。先王认为，治理众人不能用力量压服，所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能以自己为标准，而应以中等阶层的人可以接受为标准，按照他们的愿望，因势利导，只要中等阶层的人能够遵守，那么，先王的意志就可以推行到整个国家，并且延续到后代。凭借如今俸禄的标准，希望士大夫不做有损廉耻的事，大概中等阶层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做了大官的人，往往互相收受贿赂，追求金钱，背上了贪污的坏名声；而那些小官吏，则生意买卖，索取财物，无所不为。士大夫既然不顾廉耻，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他们也就偷懒怠惰，得过且过，奋发图强的心思更没有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本职工作怎么能不松懈，治理国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更何况，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侵害百姓的事，往往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我所说的没能使他们生活宽裕的后果。
现在，婚丧嫁娶、供养父母所需服饰、食物以及各种物品，都没有礼制法度来加以限制，而社会上一般人都以奢侈为光荣，以节俭为耻辱，只要他具备财力，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官府既然不加以禁止，而人们又以此为荣耀，那么，如果他的财力不足，不能跟上这种社会风气，到他举办婚事、丧事的时候，往往就会得罪那些族人和亲戚，被认为是不体面。所以，有钱人家尽量铺张而不知道停止，穷困之人则勉强凑合去迎合这种风气，这就是士大夫被弄得困难重重、失去廉耻之心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我说的不能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今皇帝亲自厉行节约，做天下的表率，这是在您左右的近臣权贵亲眼见到的，然而，他们在家里依然是奢侈无度，这些人做了皇上不喜欢的事，违背了皇上对天下的教导，其中有些人是很过分的，但也没听说朝廷对他们有什么惩罚，来警示天下的人。从前，周朝的人聚在一起饮酒，曾有人被捉住杀头，以为酒喝多了就会产生祸害，使许多人死亡，这才加以严格禁止，不让祸害由此产生。这样做了以后，他的刑罚虽然非常简单，但犯罪以至招来灾祸被处死的人却非常少。
如今朝廷的法律，特别严厉的只在惩戒贪官污吏这方面。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却轻视对奢侈腐化的立法，这就是所谓抓住次要的东西而放松了根本的问题。然而，社会上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现在官吏过多，国家的财富已经无法供给，这种议论也是不通情理的。现在的官员人数的确很庞大，然而和前代官员数量相比大约还算是少的，而且，俸禄又那么低，可见，国家经费不足，应当是另有原因，官吏的俸禄难道值得计较吗？我对于管理财政固然没有学过，但是历代理财的大概情况我还是知道的。这就是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因财富不够用而成为国家的大问题的，问题在于理财的方针不正确。如今天下没有战乱，老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在尽力创造财富，为什么公家私家都把穷困作为问题，而大伤脑筋呢？恐怕就是因为理财不得其法，而有关部门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来变通处理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财方面按照正确方针去办，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理，那么，我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的薪俸，是不会让朝廷因经费不足而伤脑筋的。
梁按：孔子说过，用很高的俸禄鼓励士人做官，后世那些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件紧迫的事。然而这里也有困难，第一就是增加官吏的俸禄，要考虑经费不足这个大问题。王安石已经为此进行了辩解。他对财政问题的看法，在此次上疏中尚未谈到，但他所说的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其理财原则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其官员的俸禄不会超过国家每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如果理财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百分之三四，按照比例而增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理财的方针不正确，那么，即使从这百分之三四中裁减一部分，又怎能缓解苏司农（苏辙）的财政困难呢？王安石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不会使国家财政受到伤害，这是真正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俸禄增加仍然不能制止人的贪婪，那些大开贿赂之门，把官场搞得一团糟的人，不是俸禄很低的人，而是那些享受高官厚禄的人。这种说法，放在今天的军机大臣、各省督抚身上，是可信的，放在那些享受优厚肥差的官员身上，也是可信的，我似乎不能提出任何质疑。尽管如此，如果仅仅给他优厚的俸禄，而不能在这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和检查，那么就真像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了。所以，王安石在增加他的财富之后，又说了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用刑律来惩戒他们。然而，就算有法度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检查，但他们的粮库里没有可以赡养家人的粮食，法度也就成了一纸虚文。看来，有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和意愿，一定还要有另外的好办法、好意愿来配合，双方相互依赖，相互维护，如果是粗疏草率，不成体统，虽然像锦绣一样美丽，也不过像天吴（中国古代的水神）一样罢了。从最近这些年我国增加了一部分官员的俸禄来看，则并非只是让朝廷增加了开支，而且鼓励人们去追逐名利，使得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读书人的品性被物质利益所蒙蔽，一天比一天厉害。然而，难道是王安石说错了吗？
梁又按：对奢侈浮靡风气的惩戒，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说法。而近代以来，有人看到如今的欧美各国，奢侈浮靡的风气更加严重，而且，他们的国家与民众都很富裕，于是，有人就认为，在这里奢侈未必不是好事。哈，这是多么的荒谬啊。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一定使它像母亲那样富足，然后，它的民众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增值。而奢侈的风气，只能消耗它的财富，使得它不能像母亲那样。所以，奢侈其实是亡国之道。今天的欧美各国，是因为富裕才开始奢侈，不是因为奢侈而导致富裕。然而，已经有了像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这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今日欧美各国的大患，它将来是否会造成社会的分裂，我们还不知道，但如今稍微有些知识的人，没有不心怀忧虑的。为什么还要说“奢侈不是问题”呢？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要用立法来惩戒奢侈，这个意见固然是不能实行的，但是，他的想法还是有可以采用之处的。
当前的法令既严格而又完备，所以，用它来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了。然而，在尽量以道理、技艺教育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接受教育的刑律来管束他们吗？在用制度来约束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遵守制度的刑律来惩戒他们吗？在任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同进，有针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刑律来制裁他们吗？如果不是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就不能以不接受教育来处罚他们；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能以不遵守制度来惩戒他们；没有先给他们官职，就不能以工作不负责任责备他们。这三件事，是先王礼法中最急迫的，现在却实行不了，而那些小事小非，并没有妨碍对国家的治理，却大施禁令，而且经常改动，每月每年都有变化，那些官吏甚至都记不住，又怎么能够使人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就是法令不能被人尊重，无法实行，而小人却可以侥幸逃避，免于被处罚，君子则躲也躲不过，不幸而触犯的情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用刑律来制裁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与先王的做法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