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些公卿大夫，政府高官，没有一个肯为皇上的千秋万代考虑，也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私下里常常感到困惑。当初，晋武帝只图眼前快乐而不为子孙后代作长远打算，当他在位的时候，那些执政的官员也总是迎合奉承，使自己能够苟且地生活下去，而社会风气却日渐败坏。抛弃了礼义廉耻，不讲法律制度，君臣上下都丧失了道德底线，但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有眼光、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国家将来一定会发生动乱的，后来，中国大地果然陷入了战乱，被外族分裂了二百多年。我想，太祖、太宗、真宗皇帝把帝位传给皇上，就是想着能代代相传，使老百姓永远受到皇恩的庇护。我希望皇上能以汉唐五代的战乱以致灭亡作为镜子，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酿成的大祸，明令各位大臣，研究怎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力图符合当前形势的变化，而不辜负祖宗的愿望。这样，国家的人才就用不完了。有用不完的人才，那么，皇上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
梁按：文章真切直白，沉着痛快，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正当举国沉醉于天下太平氛围中的时候，这一番话真说得毫无顾忌，虽然前有贾生的痛哭流涕，难道超过王安石了吗？可惜宋仁宗没有醒悟啊！
如果对造就人才的大计，能够进行预先的谋划，做到心中有数，并逐步推行，那么，为国家造就人才也是很容易的。我开始读《孟子》的时候，看到孟子说王政是容易推行的，心里以为真是这样。后来看到他与慎子讨论齐国和鲁国的土地问题，孟子以为先王分封诸侯各国，一般不超过百里，当时如果有王者出现，就会按照制度，凡是诸侯王先有的封地达到一千里或五百里的，都要将它削减到几十里或一百里才罢休。
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很精英，他的仁德和才智足以统一天下，但怎能不通过战争，不动用军队，就能使几百里或上千里的强国，一下子肯削减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时代的诸侯王一样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王把受封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由朝廷亲自决定他们的爵位和名号，分别直属于中央，于是，诸侯王的子弟都得到了土地，从而使得势力强大、封地广阔的诸侯，终于因为土地的分封而变得弱小了。这才使我懂得了，只要能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那么，大的诸侯国可以使它缩小，强国也可以使它削弱，而不至于使国家发生震惊、动乱和伤痛的局面。孟子的话没有说错，何况今天要进行改革，形势并不像孟子当时所面临的那么困难，所以我说，如果能对改革变法的大计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变法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然而，先王治理国家，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进而，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呢？人们一般情况下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过是善良的品行、美好的名誉、尊贵的官爵、优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东西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天下的读书人能够遵从先王来治理国家，先王就把他所希望得到的全部给他。读书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那么，谁肯放弃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呢？先王的办法，对待这些人是再好也没有了，除非他是冥顽不化的蠢材，否则，没有不肯努力的。然而，君主如果不能真诚恳切地对待这些人，并且身体力行，先走一步，就不会有人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践来响应他。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皇上如果真诚地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皇上努力去做就是了。
我还看到朝廷过去曾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利害问题的谋划，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其实，法度确立以后，人们不会只感到它的好处，所以，先王的办法，虽然对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当他刚接受这个烂摊子，人们还心存侥幸的时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没有不感到艰难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都能心悦诚服地遵守施行，没有任何抵触的话，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会废止的。正是因为创立法律制度非常的艰难，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会心悦诚服地遵守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首先惩办那些反对他的人，然后才能贯彻自己意图的。《诗经·大雅·皇矣》篇里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这就是说，周文王也要先进行征讨镇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变被破坏的风俗，造就新的人才，虽然有征讨镇压的困难，但还要忍痛去做，就是觉得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情。
后来孔夫子出现了，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则鼓动他们君臣，抛弃原来的习惯，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强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风尘仆仆地到处走，结果却陷入困境，到处受到排斥和驱逐。然而，孔夫子始终并不因为困难就放弃，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样的。君王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孔夫子的了，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都是这样干的。如今皇上掌握着天下的权力，处在先王一样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镇压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高兴，出来攻击这种变革，但人数一定没有喜欢改革的人那么多。如果一听到有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停止改革，不敢继续进行下去，那是因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断地干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实施，而且还能努力去做，毫不犹豫，这样还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事吧。
梁按：读这一段，再看王安石后来在执政期间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世俗中人的中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百折不挠，始终不悔，说明他是按照自己说过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个不值得和他说这番话的人！我们看范仲淹执政期间进行的变革，不过两三个节目而已。然而，就因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个月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宋仁宗的优柔寡断，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王安石却不管你听不听，就是反复地对你说，这不就是孟子说的，齐国人中没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吗？
然而，我的主张，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讲的。如今谈论时局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些意见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这些精英人士，想要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远大的目标，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这些精英人士既然拿这种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选拔人才时看重的也是这种人，至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国家的法律，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这些先王特别看重和坚守的东西，他们都很少注意。谁要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就聚拢在一起嘲笑谁，说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关注，有关部门的法令却只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
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公元627年），朝臣对施政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这类人，都认为不把秦朝、汉朝的政治制度综合起来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来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征一个人。他推行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图，但大部分是合适的。所以才能在数年之内几乎放弃刑法而不用，使得国家安宁，外族顺服，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富强的时代。但唐太宗刚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风俗，也像现在这样。魏征的那些话，在当时也是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吧，但他的实际效果却很好。贾谊说：“如今有人认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呢？”而且，唐太宗的情况，也是可以考察的呀。
我荣幸地能以职务关系回来向皇上报告，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称职，却在这里大胆地谈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是应该向您报告的。我认为，现在当朝的人才缺乏，与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况很不相称，而朝廷任用这些精英人士的办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况，应该让皇上先有所了解。如果撇开这些事不谈，只提那些琐碎的问题来玷污皇上的聪明，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也就违反了我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认真考虑，选择其中适当的意见来实行，就是国家的幸运了。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了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来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阔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的诗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应诏条陈十事疏》，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
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虽然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于贾谊，宋仁宗对于王安石，大约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一篇《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一说嘉祐六年，1061年），其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