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谈论王安石的人，往往只谈他的变法。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谈论王安石功罪的时候，也只是根据他的变法。我固然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尽管如此，我知道，历史学家是不能根据个人好恶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在这里，我将全面考察当时的情形，并参考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心平气和地讨论王安石的历史功过。
自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以来，所有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都说他的那些法是恶法。他们这是意气用事，片面偏激，是不用多说的。然而，王安石所变之法，都是良法吗？这也是我不能贸然肯定赞成的。我常说，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没有绝对的好政治。如果他的施政本意在于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进行谋划，就应该算作是好的政治了。还有一种情况，这种谋划最终达到了目的，好的谋划得到了好的结果；但也有谋划得很好，却不能达到目的的，出发点（或者说动机）是好的，其结果反而非常糟糕，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同一政策，往往甲国实行了，就能达到很好的结果，乙国实行了，却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甲时代实行了，能达到很好的结果，乙时代实行了，却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这个政策究竟好还是不好呢？这是没办法回答的。可以回答的只有一点，就是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合适还是不合适。
王安石所变之法，我想从其中找一个完全不好的法，是找不到的，因为他的本意，也就是出发点或动机，都是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来谋划的。然而，从王安石施行这些变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与不适合当时情况的，大约一半对一半。王安石非常赞赏古时三代的法度，他说，这些法都是三代已经实行过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三代太遥远了，记载于典籍中又不可尽信，这些法是否曾经实行过，我也不敢确定。但是，王安石的这套办法，曾在一郡之内和一县之内做过尝试，而且确实是有效的。
不仅如此，根据我的见闻，当今之世的欧洲各国，他们的政治设计，往往和王安石不谋而合，而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这方面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它已取得了很耀眼的成绩。既然如此，王安石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并且诚心诚意为天下苍生而谋划，效果却非常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呢？应当看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们所经营谋划的，几乎都是占地千里的王国，有些还是只有数百里的诸侯国。当今之世的欧洲各国，其中大一点的，不过和我们的一两个省差不多，小一点的也就只能和我们的一两个县相比，所以，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或今天欧洲各国行之有效的，王安石管理鄞县一县时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一点可以断言。等到他做了宰相，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否还能像他在鄞县一样行之有效，我就不敢断言了。
我读中国的历史，获得成功的政治家只有几个人，一个是管仲，一个是子产，一个是商鞅，一个是诸葛亮。我们考察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他们所管辖的地域，只能和今天的一个省或数个州县相比。但是到了大一统时代，管理的是整个国家，想要得到这样一个政治家，他能够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制订一个宏大、长远的规划，使全国人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人一样，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人吧。如果有一个，那就是王安石。而他的成就，一定让后来的人瞠目结舌。我于是私下里怀疑，我国的政治家，是不是只能治理小国家，不能治理大国家呢？我由此想到我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闻名于后世的那些政治家，那个莱喀瓦士是什么人哪？梭伦又是什么人哪？我国的一个里正，一个乡官而已。那个施泰因是什么人哪？加富尔是什么人哪？俾斯麦、格兰斯顿又是什么人哪？我国一个巡抚或总督而已，也就是一省的领导人罢了。
至于强盛中的罗马帝国，还有当今的俄罗斯，都希望能有像管仲、商鞅那样的人，为什么没有呢？我经过深入思考发现了其中的缘故。大政治家都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不外乎统一国民的思想意志，使他们能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从而达到对内充实国力，对外扬眉吐气的目的。而要想统一国民的思想意志，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进行干涉。今天，用放任的办法而不是干涉的办法管理国家的，只有英美等两三个国家。然而，他们所谓放任，已经不是我所说的放任了，何况在此之前，他们也都经历过更大的干涉阶段，才有了今天的放任。其余那些国家，没有不是用干涉的办法治理国家的。并非只是今天的东西方各国如此，就是我国古代也是用的这种办法。管仲、商鞅、诸葛亮，都是用干涉的办法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尚书·周官》一篇是否为周公所作，我不知道，其中的那些主张曾经实行与否，我也不知道。假如真是周公的作品，而且真的曾经实行过，那么，干涉民众最多的，没有能超过周公的。
这样看来，干涉是政治家唯一的手段，就很明显了。而这种手段，如果用于治理小国还比较容易，用于治理大国，就比较难了。小国实行这种办法，利大于弊；大国实行这种办法，则弊大于利。所以，过去治理大国的人，所用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专制独裁，一种是无为而治。专制独裁者我们叫他民贼，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认为他们是政治家。而放任也绝不足以称为政治家，我没听说过政治家卧在床上就可以治理他的国家。况且，既然说到放任，那么，不仅人可以做，而且，土木做的偶人也能够做到，何必还用这些政治家做呢？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凡是一家一姓兴起的时候，一定用专制独裁的政策，像汉高祖、宋太祖的时代就是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则一定用放任的政策，像汉景帝、宋真宗的时代就是这样。放任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混乱，混乱就可能亡国，亡国后又有振兴，有振兴就会有独裁，专制独裁已经疲倦了，就会返回放任。历史就是这样往复循环，好像是一丘之貉。
所以，在这里是不能产生政治家的，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到奇怪。放弃专制独裁和无为而治这两种办法，在这两种办法之间的，只有干涉这一条道了。然而，大国很难实行干涉的办法，而且弊大于利，已经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了。所以，我私下以为，国家太大了，便利了那些威风八面的军人，成为他们驰骋的舞台，也便利了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可以藏身于其中得过且过，最不利于那些发愤图强、意志坚决、有条有理、明察秋毫的大政治家。从今往后，交通日渐发达，这些大国也就像过去的那些小国一样了，则政治家的成就也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而在过去，天下最艰难的事业大概没有能超过它的。就王安石的时代、王安石的地域来说，想要实现王安石的理想，它的难度，周公没法比，管仲、商鞅、诸葛亮没法比，莱喀瓦士、梭伦没法比，施泰因、加富尔、俾斯麦、格兰斯顿也没法比。他的难度这么大，他所取得的成绩也只能是这样，一定是很合适的。他的难度这么大，尚且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则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其地位是可以想见的。
而且，同样都是以干涉为特征的政治，也有程度上的深浅差别。程度浅的实行起来就比较容易，程度深的实行起来就比较难。王安石所实行的以干涉为其特征的政治，有些是立宪制国家能够实行的，而专制国家实行起来是非常艰难的，甚至还有接近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今天世界上那些立宪国家仍未实行的。我们国家这些数千年来没有经历过以干涉为手段实行管理的民众，突然把干涉强加给他们，他们群起哗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王安石的法果然是良法吗？或者不是良法吗？我没有办法给他命名。此外，在这里，还有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当，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指出来。然而，我对于这种说法，还是有保留的，与过去的论述者稍有不同。这个问题放在下面讲，这里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