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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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军队和国防 (1)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

第一,省兵

北宋因为养了大量的军队而使国家变得非常疲惫,拥有百余万士兵,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军费,但军队却不能一战,稍有见识的人没有不为此而深深忧虑的,但始终没有办法进行改革。积累成很严重的问题,只有敢作敢为的人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然而,当时的士大夫,偷懒已经成为习性,他们的心力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项任务的。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当时诸位德高望重之人对养兵之弊的论述,其次再涉及王安石关于省兵的政策。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知谏院的范镇上疏给皇帝:

如今田地荒芜得十分厉害,土地上的百姓非常稀少,赋税又特别的严重,国家财政很不充足,这些正是由于养兵太多造成的。有人一定会说,养兵多是为了对付契丹啊。但契丹五十年来不敢南下进犯我大宋,不是因为我们养了很多兵,而是贪图每年送给他们的大量金银财物。即使他们要放弃这些好处,南下进犯我大宋,则黄河以北,妇女儿童都是守城的人,又何必要用城市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和田地里辛勤耕种的农夫,而且还要预先把他们蓄养起来,给百姓带来困扰呢?从百姓中招募军人,百姓人口就会稀少;百姓人口稀少,田地就会荒芜;荒芜的田地多了,赋税和差役相应的就加重了;赋税差役加重了,百姓就会与国家离心离德。

相反,如果将军队藏于民间,百姓的人口就会增加;百姓人口增加了,田地就会更多地得到开垦;田地开垦得多了,赋税和差役相应的就会减轻;赋税和差役减轻了,百姓就会和国家同心同德。与其让老百姓与国家离心离德来防备契丹,契丹未至,民力先已经匮乏了;为什么不使老百姓与国家同心同德来防备契丹呢,契丹或许南下,但民有余力,国库里也很充足,不是更好吗?其中的利害是很清楚的,就像黑白那样分明,一二那样简单,如今却认为很难办到,我感到非常困惑。过去,汉武帝因为发动战争而使得天下受到困扰,但他派兵征讨匈奴,一直打到漠北,得到了他想要的。如今皇上也由于养兵而使天下受到困扰,但并没有派兵去征讨契丹,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快乐,又何苦这样做呢!

欧阳修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国家自从景德(宋真宗年号,公元1004—1007年)年间罢兵以来,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经历过战争的军人,几乎都死光了,后来的这些人未曾听过战鼓响,也没有见识过战场上的阵势。生在无事的年代而又衣食无忧,怎能让他不骄横懒惰。如今,军人入住营房,连被子都不自己拿,而支使别人帮他拿。禁兵发放粮草,自己不去扛反而雇人帮他们扛。他们这样骄气,怎么肯于不怕辛苦浴血奋战呢?前些天,西部边防的官吏,比如高化军的齐宗举,两次用兵都打了败仗,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这些兵不怕辛苦,很能战斗,虽然消耗一些农民的赋税和劳役也就罢了,无奈这些兵徒有虚名,只是一些骄横懒惰、毫无用处的人。古时候,凡是高大健壮的人,都在田地里耕种,农闲的时候,才教他们一些作战的本领。如今完全不同了。

一遇到灾年荒年,州郡的官吏就拿尺子度量百姓中高大的人,并测试他们是否健壮,招募他们去当禁兵;次一等的,个头不够尺寸,而且稍显怯弱的人,让他们登记去做厢兵。官吏招募得多了还有奖赏,老百姓将要穷困的时候,则争相报名投军。所以,一经灾年荒年,留在田地里务农的人,都是老弱之人。官吏们说,这些人,不招募他们当兵,恐怕他们去做强盗。咳,只知道一时没有成为强盗,却不知道终身骄横懒惰,等于偷吃国家的赋税呀。古时候,高大健壮的人在田里耕种,年老体弱的人闲散懒惰;如今高大健壮的闲散懒惰,年老体弱的人倒在田里耕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诚然,老百姓在田里出力流汗,吃的可能还是猪狗之食;而一旦当了兵,就能终生安逸快乐,不愁吃穿了。这样一来,田里务农的人,不得不每天减少了。所以说,有一种诱惑百姓的弊政,说的就是它。

又说: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这些兵赴汤蹈火;如今的厢兵、禁兵,官吏不敢役使,逼不得已而暂时用他们一下,都要说借请,意思是说,请他们为自己做事。这些兵相互之间说话,也说某官员请我,而且,官府的文书也写着“请”字。奖赏是为了酬谢他的辛劳,如今,因为国家要举行盛大庆典的缘故,没有辛劳,也要奖赏,三年一次,要花费八九十万贯钱,官吏不敢耽误一天。士兵得到奖赏,不会因为没有功劳而心生愧疚,反而互相攀比,为多少而争执,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拿起武器,聚众闹事,要打皇上派来的朝廷命官。没有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见这些兵是多么骄横。而这些兵为什么敢这么骄横呢?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的手段使用他们,法制也不够健全。过去的五代之乱,可以说达到极限了。五十三年里,换了五个姓,分别是朱、李、石、刘、郭(柴),和十二个君主,其中亡国被杀的,最年长的不过十几岁,最小的甚至只有三四岁。这些君主难道都是很愚蠢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都喜欢祸乱而不盼着有长治久安的办法吗?我看他们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还是时代造成的。当时,五代统治者所据的中原四周,被外族和割据势力包围着。

东边有汾晋,即刘旻的北汉;西边有岐蜀,即王建的前蜀和孟知祥的后蜀;北边有强胡,即契丹;南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即所谓“十国”,天下分为十三四份,四面环绕着中原地区。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又被叛将强臣占地割据着,那些君临天下的人,都是那种治理国家的日子很短,威严和德行都没有传播很远的人。以武力显示其强硬的君主,也只能守住自己这一代,不幸遇到不成才的子孙,不过传一两代,又使天下陷入大乱的局面。

因此,君主全力养兵,就像小孩子喂养虎狼,只担心它们不听话,不能为我所用,哪还敢控制它们?如今这个国家就像一座破房子,修补它的内室,它的墙角又坏了;整修它的椽子,柱子又倾斜了;它们相互支撑扶持没有使房子倒塌罢了,哪里还有闲暇效法先王的规矩制定新的制度?如今,大宋从建国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了那些僭越本分的叛乱,没有了和大宋对抗的国家;对内消除了割据势力,没有了凭借武力搞叛乱的臣子;天下一统,四海安宁。建国不能说不长久了,天下也不能说不广大了。然而,兵却不能对外树立自己的威风,只敢对内骄横无理,制度不能被万世效法,却日益变得混乱和繁杂,一切事情都得过且过,和五代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这是很让人叹息的!

苏轼也有关于养兵之弊的论述(见《策别十四》):

兵没有事做的时候可以养着他们,但不能使它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只是给他们饭吃,这两件事相互制约,却不能并行不悖,这是形势造成的。如今,如果有百顷闲田,完全可以养四千匹马,花不了什么钱;如果把四千匹马聚集在一起,就要输送百顷土地生产的粮草供养它,它的花费要超过百倍,这个道理很容易弄明白。过去汉朝的制度,有拿了别人的钱,替人服役的军卒,却没有在田地里耕种的士兵,虽然他们都来自农民,但只要他当了兵,就不再需要知道农家的事。因此,郡县没有常备的军队,京城也不过部署一些卫戍部队和负责京城治安的部队,比如类似南北军、期门军和御林军等军队。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各个诸侯郡国的军队,等到事情平息,战争结束,危机消除,又各自回到他们来的地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士兵平时并不聚集在一起,也不脱离田地,就不会造成国家的弊病。

唐朝拥有天下之后,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度,在京城长安设置十六卫府兵,作为禁卫军,又在全国设置军府八百余所,驻扎在关中地区的就有五百所,他们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就耕种田地,储存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扩大县里的储备,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却并没有增加全国各地的负担,给国家带来危害,也就是没有不做事只吃闲饭。如今,聚集在京城周围的国家军队多达几十万,都不参加生产劳动,所有的给养都要靠县官供给。这样做的结果,只得到了汉朝和唐朝的弊端,却没有得到汉朝和唐朝的好处,把他们的毛病集中在一起,兼而用之,因此危害更加严重。天下的财富,近的来自江淮,远的来自吴楚,所有的车船运输,人力劳役,没有不是为了将那里的财富运送到京城的。平安无事的时候,收取的赋税已经很重,甚至不能再增加了,而国家的支出,仍然感到不够用。

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就在于大量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而又不从事生产,只能靠各地的赋税来养活。而且,不仅如此,驻防在各地的军队,又要不断地互相调动。过去,在建国之初,国家存在着分裂的现象,有人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太祖、太宗二位皇帝,亲自披甲上阵,经过严酷的战斗,终于取得胜利,既使他们的国君举手投降,又把他们的疆土收入我们的版图。不过,他们的故土上还生活着很多遗民,先皇预见到天下的融合还需要时间,恐怕他们再发生暴乱,在这种情况下,就派遣禁兵去那里防卫,大到州府,小到县城和乡镇,往往都有从京城派来的军队。由此看来,凡是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皇帝自己在那里守护呀。这种情况能够长久不变吗?国家经费的开销没有比军费更大了,而军费中的开销,也没有能比出征的费用更大的了。如今,派遣禁兵到郡县去防守,远的要走数千里,除了供应他们每月的禄米和每年的俸禄之外,又要每天供应他们粮草。

军队三年就要换防一次,路上来来往往,虽然不过几百个车队,但其结果,和几十万大军出征没有什么不同。几十万大军三年出征一次,农民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呢?运送粮食的士兵,怎么能够不疲惫呢?而且,如今天下不曾发生战争,在和平时期,那些武将军士,用什么事向上级邀功请赏呢?既然不能做个休生养息的无用之兵,那么,现在这样就是为皇上去守卫地方了,也算是一种功劳吧。因此,他们享受着很好的待遇,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丰盛的食物,打开官府的仓库,用车子运送金帛,好像承担着多么重要的任务似的,有一点点不满足,就要聚众闹事,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属于一家一姓,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百姓对皇上的拥戴,就是到了天涯海角,和在京城附近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怀疑地方上的军队而专信禁兵。过去,四川那个地方有过“妖贼”,近来贝州(今河北清河)也发生过王泽的兵变,这些都未必不是禁兵引起的。

我认为,郡县的士兵可以通过训练,渐渐地可以代替禁兵担负起保护地方的重任,禁兵渐渐地就可以被闲置而变得没有用处了。天下的勇武刚健之人,难道有固定的所在吗?自然环境的陶冶,社会风气的熏染,各地的百姓都是一样的。过去战国时代曾经这样做过,蜀人的怯懦,吴人的短小,都曾经抗衡过上国(秦国),为什么一定要用禁兵呢?今天的士兵,显得非常疲惫而又懦弱,一点都不振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见到郡县都有禁兵,而且待遇差别很大,就破罐破摔、自轻自贱,把自己等同于贱隶役夫,而且,当地的官员也没有人训练他们。如果禁兵能够渐渐地省去了,那么,将他们的军粮禄米资助郡县的士兵,他们一定表现得欢欣鼓舞,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会特别感念皇上的恩德,就会特别卖力地做事,又怎能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比一天多,禁兵一天比一天少,除了守卫京城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可做,这样一来,既少了聚集军队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又省了军队换防所需要的劳役、粮草,国家的开支也许可以省去一半。

他在《策别十六》中继续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