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答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都没有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认为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又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中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怕人知道，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
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朝廷说话，就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定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这种礼节就到这里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施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
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出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就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其中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其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施行了。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施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还多次派遣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家里召见他们，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
不称“皇伯”，想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作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怎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的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
开始，吕诲等人决意要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事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他们果然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缺点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被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读了欧阳修这篇文章，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甚至希望皇帝因为他的这些言论而治他的罪，给他的罪名越大，他的名气也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切都不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题目，作为奇货可居的宝贝收藏起来，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鼓动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们结为一党，那些没有见识的民众，则跟风跑，随大流，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反对他们，就骂这些人是奸邪小人，务必要把他们的口封住不能说话才满意。
如果争论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气急败坏地诬蔑别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说韩琦结交太监，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搞乱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说他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说他们是奸邪之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争得恩宠，不惜伤害伦理大义和孝道；说他们千方百计，花言巧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蒙骗皇帝。然而，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为皇帝做事，他们的行为，人们都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又何尝如那些人所说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说的一样，那么，他们二人的罪过，就不仅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无耻，这样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居心又将如何呢？“濮议”不过是皇家的私事罢了，和天下大事无关，即使是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
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为了沽名钓誉，发泄他们的愤懑，竟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让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两个做事的人身上。又何况王安石的变法，其事业的重大超过这件事的上万倍，更不容易被民众所理解，其中一个人像狗一样狂叫而举国都跟着一起叫，就是这个道理。“濮议”这件事，是韩琦、欧阳修所为，没有丝毫违背伦理道义的地方，既然如此，而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仍然指责他们搞乱了人伦关系，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用花言巧语欺骗皇帝。以后，有人将这些恶名再强加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区区一个“濮议”，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话还没说，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责，被视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视为奸邪小人，我们是不是也不这样看呢？“濮议”这件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可以传达给后来的人，而王安石的熙丰新法，由于他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见到一面之词，于是，真的是千古如长夜了，这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呀！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治平年间（公元1065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首先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的，就是这个吕诲。吕诲就是最坚决地反对“濮议”，第一个向皇帝递交辞呈的人。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还有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担任朝廷执政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吕诲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人此后攻击新法，自以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也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的。那么“濮议”的时候，这些人岂不是也自以为是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吗？然而，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又怎么样呢？
由于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而士大夫为争一时意气，又如此的慷慨激昂，作为执政的官员，只有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什么事都不做，尽量去迎合、讨好、取悦世上的人，或许还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点事情，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只能是给这些人出题目，让他们以此为奇货可居，就像欧阳修在“濮议”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担，要对百年来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他将天下的诽谤集于一身，看来也是很合适的。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改掉了恩荫的陋习，严格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补时弊的一两件事而已，然而已经使整个朝廷陷入了争吵和内讧，仅仅过了三个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边境去主持军事。也幸好宋仁宗对于改革并不专心，容易被流言蜚语蛊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声早就让范仲淹承担了。所以说，范仲淹不能成为王安石，王安石成为范仲淹却是可以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必须实行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又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变法。我对于王安石，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于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